自唐末，经五代十国，到北宋，道德水平实在不敢恭维。先说那些带兵的，都觉得自己是天降大任，真龙天子，谁也不拿皇帝当回事儿，高兴就废了，自己来作，直到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才止住这走马灯一样改朝换代的风气。
到了北宋，世风奢靡，出了专门出入青楼，以写艳词驰名的柳三郎，居然还是奉旨！堂堂朝廷大员藏在名妓李师师的床下偷听，被偷听的是当朝圣上；这上下梁就没一个正的。贪图享乐招来了靖康之耻。可即使是偏安一隅，依然是“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的游人醉，直把杭州作卞州。” 如此社会风气，真是距亡国不远了。这时的儒学，自安史之乱后的痛定思痛，经过二程，杨时直到南宋的朱熹，发展出了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基础的理学。理学的出现，对当时的社会道德起到了规范作用，以南宋偏安的局势，在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了繁荣昌盛的局面。到了南宋灭亡的时候，也真的出了不少节臣烈士，理学的作用可见一斑。
蒙古人本是弱肉强食的游牧文化，打天下还行，做天下就不够了；世祖忽必烈广蓄兼收，将孔子，老子与佛祖，基督，墨先知一并纳入尊崇之列。对儒家文化也是多有偏爱，孔子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就是忽必烈所为。元朝起，科举以儒家经典为题，以理学为纲，一直延续到清末，理学成了社会道德的标准。可是不管怎样调教，比不上一句“八月十五杀鞑子”，只比南宋小朝廷多撑了80几年，蒙古人就被扫出关内。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对为自己立下汗马功劳的群臣并不信任，一个个被夺去兵权，可见儒家的三纲五常在新朝皇帝眼里还是不那么保险。朱元璋和即位的建文帝在吏政上也以严酷为手段，把贪官剥皮填草放在堂上示众就是朱元璋的杰作。不过，当燕王夺取京师时，还是出了个死忠建文帝的方孝孺，被成祖诛了十族。成祖完善科举，改变了明初跟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嗜佛风气，施行仁政，儒学再次恢复了往日辉煌，也创造了永乐盛世。大明近三百年江山，最后因阉党专权，加上天灾，被号称“均田免赋”的李闯所灭。李自成的大顺朝从进城就显示出土包子进城的迹象，腐败盛行，很快败于吴三桂之手。
大清继了正统，也开了科举，读书人的机会又来了，连当年参加了复社的侯方域也免不了去考了一把。清朝为了加强统治，任用汉官，尊儒敬孔，也曾有过“康乾盛世”。又是三百年过去，理教的道德教化还是没有撑住，被“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赶下了台。
民初，新思想不断进入中国，而孔孟之道就成了障碍，打倒孔家店是民初一大景观。只是待蒋委员长位子坐稳，还是又祭出了以礼义廉耻为基础的新生活运动，对全民进行道德教育。
49年，以马列理论为旗号的新政权取代了国民党政府，新社会，新风尚，不再提倡传统的道德规范。 但传统道德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于是，文革大唱“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直到后来的“批林批孔”都是为了“树社会主义新风”。 几十年一晃而过，如今的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人们也在腰包鼓起的同时，出现了道德危机，虽然曾经有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运动，因为没有明确定义，全成了浮云。如今，又见政府提倡和谐和以儒学为基础的传统道德了。
从几千年的历史来看，历来的朝代更替，都是要打破旧的秩序，口号是均田免赋也好，驱除鞑虏也好，无一不是如此，没有谁是打着三纲五常的大旗造反的。可是，一朝坐了天下，儒学就成了维持社会安定的首选。其原因在于儒家文化重在维护社会稳定，讲求仁政，中庸，存天理，灭人欲。而改朝换代，靠的是暴力革命，新政权建立之初也多采取严厉的政策，政令以巩固其统治。这使儒学完全不适用，因此说儒家学说是治世而不是立世的学问。
儒学的局限在于其本身尊重传统的反作用，尊重传统是好事，但总有食古不化的腐儒以此为借口反对新事物。故而，自孔子后，经八儒，到孟子，儒学的发展速度越来越慢，经过一百多年到董仲舒的明经，再经数百年到理学，再数百年至心学的完善，再三百年至康老夫子的复古，用围棋的术语就是“龟步”。其实，作为道德标准，今人大可以择取适合当下社会的部分而用。（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