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过哈佛又如何,你下过乡么？
■发现中国
◎ 郭宇宽 资深媒体人
一位朋友前几天刚见了蒯大富，跟我说，受不了了，这哥们儿，饭桌上一开口就是“兄弟我当年被毛主席接见的时候……”(之后省略三千字)
其实这也很正常，有多少人能够走出人生最巅峰的记忆呢？人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堆碳水化合物，除了身上披的阿玛尼，脚下踩的LV，身上喷的香奈儿，坐进一辆奔驰600，一个人能凸现自己属于一个占据更多资源群体的标志，就是他所拥有的记忆，记忆最能标明一个人属于什么圈子。
做不经意状流露出你的让人艳羡的记忆，比任何奢侈品更能让人在你身边感受到可望而不可及的绝望。所以钱钟书笔下的妙人，总爱说“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
不过这个潮流眼下有了新现象，比如北大一位我很尊敬的著名教授，在各种场合作报告，好像是开忆苦思甜会，从来不提“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开口总要从 “兄弟我当年在陕西农村种地”的时候说起。这也不光是他一个孤例，我视野中成了腕儿的经济学家，莫不如此。要不就是“兄弟我当年在生产队当会计的时候”，要么就是“兄弟我当年在厂里当学徒的时候”。最绝的是周其仁，绝少谈他出国经历，爱说“兄弟我在完达山打猎的时候”。据说他每说到此，在座的女生都显出无比崇拜的表情。
难道这些今天裘马轻肥的经济学家们，真的觉得当年自己种地、当学徒、打猎的时光，是最让他巅峰的经历、最幸福的时光？中国有7亿农民，教授才有多少啊？不能简单地这么说。
记得上个世纪末，社会风气不是这样，那时候站在讲台上的，一开口都得是“兄弟我在牛津的时候”，“兄弟我在芝加哥的时候”，不然根本镇不住场子。为什么这些年气氛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布迪厄对于文化资本的分析，给我很大启发，他有本书，大概还没有翻译成中文，叫《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其中讲各个社会阶层如何依靠对不同文化符号的稔熟，来标志自己的地位，并和其他阶层区隔开来。
当年改革开放刚刚不久，见个金发碧眼的都非常稀罕，任何海归，哪怕是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都沾了来自西方世界的文化资本的光。谁能有西方背景，谁就能把自己和绝大多数人区隔开来。我听过有不少现在大学里的年轻讲师抱怨，自己没有赶上好时代，搁十年前哪怕是在国外的二流大学读过硕士回来，也能很轻松地被当作人才引进，当个教授。等教授位置都被占满了，现在标准就高了，非得是欧美名牌大学的博士，还得从助教讲师，开始一年年地苦熬。这些年轻人来自城市，中上收入的家庭，受很好的教育，一边上大学一边读新东方，大学一毕业就去国外读研究所，这几年这批人回国求职了。
现在海归这个词就让我想起巴西龟。记得我小时候，巴西龟刚被引入中国，很稀罕，在花鸟市场上一只巴西龟的价格几乎跟一只画眉鸟相当，10年以后，巴西龟就论斤卖了。
所以现在随便一所重点大学里都挤满了等待职称上升的海归，每一个学历背景都挺不错。学术体系也像一个权力场，就像那个寓言里的猴子，朝下看都是笑脸，朝上看都是屁股。而今天中国大学里排在最顶端的学者，最有效地和其他野心勃勃的尾随者区隔开来的方法，就是另一套让其无法模仿的话语体系。在这帮海归面前，显摆兄弟我在英国、美国的时候就不管用了。这些新一代海归上过新东方，在国外谈过恋爱，参加过俱乐部，个个英文都比在国外端盘子攒回国三大件的老一代海归溜。
于是在这些新海归面前，文化符号的游戏规则就变了，只有开口就是“兄弟我种地的时候，如何如何”，这才是院长，主任级别的范儿，才能让他们彻底望尘莫及，甘拜下风，念过哈佛又如何，你下过乡么？承认不服不行，大哥就是大哥。
这并不是指在教授中有这个现象，所谓社会科学，就是你要认识到社会是有客观规律的，人就像白老鼠一样是在规律中活着。那个著名的段子，陈丹青听刘索拉强调王朔是“大院的孩子”，而说起她自己却“是胡同里长大的”，就觉得有些听不明白：按说胡同里长大的，多数是城市贫民，可刘索拉分明是高干子弟。陈丹青后来才明白，刘索拉所谓的胡同是史家胡同小学的胡同，比王朔所住的容纳了几百户军属的“大院儿”高级太多了。应该也是一样的道理。
不知道我是不是想得太复杂了，不过我确实相信，势利不是一个贬义词，只有理解了什么是势利，才能理解什么是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