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说让我先到爸那儿去住一段，我没有什么不安。因为爸是招孩子喜欢的大人。跟爸在一起没有过不愉快的时候。
奶奶家有好几个孩子。二叔(爸的大弟弟)解放初在北京新华书店总店工作，50年代中期，响应号召支援新疆去了。在那儿跟同去的北京青年结了婚，可是这位婶婶受不了那里的环境，一个人带着两个女儿回来了。不知为什么她没有回北京，竟回到了婆家。婶婶在石家庄纺织厂找到工作，安定下来了。二叔没有回来过，都是二婶一个人去探亲。大姑在外地工作，有时也把大女儿放在奶奶家；加上我，奶奶家常有4个小姑娘，而且年纪差不多。小奶奶的小儿子比我大三岁，也在我们的行列里。爷爷是太老爷型的人，不会为孩子服务。总之，是一群渴望跟父亲扯皮的孩子。
爸是这几个孩子的救星。爸肚子里有讲不完的故事：“大胖子和小瘦子”、“小淘气”，从来没有重过。爸一出现，我们就围上去，提出各种要求：星期日带我们去公园吧；吃了饭讲个故事吧，接着上次的讲……。
爷爷家吃饭，孩子们从来没有上过大人的桌子，也就是说孩子们从来没有跟大人一起吃过饭。只有爸跟我们一起坐在小地桌上吃，边吃边逗我们，“哎，你怎么光吃菜不吃饭呀？不行啊”、“你们应该学雅琴，她吃饭一句话都不说”、“立个规矩，一口菜一口饭啊”。有爸一起吃，难吃的饭菜也会觉得好香。
那时孩子的手一到冬天不知为什么会长皴，是脏还是冻的，我至今不明白。爸弄盆热水给我们洗手，一边洗一边说“欸呀，这哪是姑娘的手哇”。看着软化起来的皴，我们命令爸“给我扣扣！”
我们喜欢爸，还因为他不小气，只有他给我们买精打细算的主妇们绝不给孩子买的小零食。
直到现在，这几个孩子看望爸时的笑容仍是当年那种嬉皮笑脸的顽皮的笑。
爸走了一年半了，妈从来没有对我讲过爸的情况。坐上火车要去见爸了，我脑子出现的全是以往跟爸在一起的愉快的日子。见到爸以后，我一定得好好向他诉说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经历了多少委屈。爸一定会抱住我，好好的安慰我一阵。
亲戚带我下了火车，老远我就看见了爸。
“爸～!”我喊着跑了过去。
“最怕谁来谁就来了”，爸见到我的第一句话。
我准备好的撒娇话，诉苦话，全被爸的这句话给噎回去了。从后来的生活中，我明白那是不愿让我跟他一起受苦的意思，但是听这句话时受的刺激至今难忘。不是记仇，是重逢时留下的印记。
1966年9月10日，爸坐上火车离开石家庄。受妈之托，爸在保定下车，按妈画的地图找到姥姥家。妈预料到以后发生的事情，想把手头的70元公债交券给姥姥保存。公债本来是为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而购买的，文革的时候，黑五类手里的公债有可能被说成向党反攻倒算的证据。爸是来送公债券的。
“你来时不是过了个小桥吗？回去过那桥时把它扔到河里”姥姥拒绝保存工债券，对爸这样说。
爸碰了一鼻子灰。从姥姥家出来爸继续乘车北上。
辽宁省锦州市东郊，有个叫前五里营子的地方，祖父出生在那里，爸在那里长到5岁。三十多年后，爸身上揣着一纸户口迁出证明回到了老家。在亲戚们的帮助下，爸在这个村子落了户，成了普普通通的农民。
从周围的环境看，前五里营子不像农村。东边是锦州纺织厂；南面是纺织厂的职工宿舍区，西面是几家大工厂连结着市区；北面的后五里营子是市民的居住区。由北向南是：后五里营子－前五里营子－纺织厂职工宿舍。从市中心开来的3路汽车，每隔十几分钟一趟，通过前五里营子再开一站到后五里营子才是终点。这更给前五里营子添加了城市的气氛。
但是，供应该地区居民日常用品的商店，不叫“······副食品店”，而叫“合作社”。合作社(也叫“供销社”)是农村商店的专用名词，就像“新华书店”一样，不管走到哪儿只要是卖书的都叫“新华书店”。合作社斜对面的几间没有窗户的小土屋：打马掌的、修车胎的、摊煎饼的。这些又让人感到这里确实是农村。
纺织厂职工宿舍是一排排整齐的尖顶瓦房，前五里营子和后五里营子街道规划还算整齐，但房屋状况可以用“贫民窟”来形容。虽说同样居住在贫民窟里，但后五里营子居民的社会地位远远高于前五里营子的人们。前五里营子是人民公社下的一个生产大队，多数居民是农业户口，耕种着东南面的一大片土地，为该地区居民提供一年四季的蔬菜。后五里营子是城市下层工人，是领导阶级。由于两者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悬殊过大，同住一个区却存在着不同人种间的那种歧视与被歧视。
按照当时的规定，前五里营子的农民只能种蔬菜，收获的蔬菜必须送到指定的几个菜店。因为不能种植粮食作物，口粮靠国家供应。前五里营子的农民买口粮的地方、口粮中粗细粮的搭配，与该地区的市民完全不同。市民每月到位于前·后五里营子之间的国营粮店买粮。前五里营子农民的口粮，冬闲时由生产队派大马车到公社粮站统一买来，一年一次分到每户农民家里。买来的是高粱、苞米(玉米)，不加工不能吃。生产队在田头为村民办了碾米、磨面的粮食加工站。辽宁出产好大米，市民的口粮中每月最少有2斤大米，但是前五里营子的农民从来没有分到过，春节能够分到1—2斤白面(小麦面)。食用油，市民每月5两(后降至3两)，农民每月1两，一年才有1.2斤油，所以家里的油瓶常年是空的。
副食供应农民与市民的差距就更大了。当时白糖、豆腐、鸡蛋、鱼、肉、东北人餐桌上离不开的大酱都凭票供应，这些前五里营子的农民都没有。纯农业地带的农民除了白糖以外，差不多都能自己生产，起码可以用自己种的大豆制造大酱，过年时杀一头猪，炼出一些猪油来。前五里营子的农民自家有院子的很少，更有一些院子与市民合住，没有养猪、养鸡的地方。
供应副食凭副食本和副食票。买大酱、碱之类的用副食本。肉、鸡蛋、鱼、白糖、肥皂等要副食票。每年年初，发1—100号的副食票，每月商店的小黑板上公布几号副食票可以买什么。前五里营子的农民也能领到副食本和副食票，但是颜色和市民的不一样，市民的是天蓝色的，农民的则是跟他们耕种的土地一个颜色—土黄色。市民的副食本、副食票可以在全市任何商店买东西，全市通用；郊区农民的只能在指定的合作社或供销社购买。供应给市民的鱼肉蛋跟农民无缘，就连大酱也不供应给前五里营子的农民。生蔬菜沾大酱是东北人的主菜，没有大酱就等于没有菜吃，前五里营子农民作稠稠的苞米面粥，里面放上盐，用韭菜大蒜或是大葱调味，以此代替大酱。没有油，味之素(味精)成了最高调味料。你能想像拿生菜沾咸苞米面粥的味道吗？用它作主菜送下高粱米饭或苞米面饼子。不用作忆苦饭教育人民了，这就足够了。(注 大酱：东北特有的一种酱)
都知道“不患贫、患不均”这句话，体验过在不均面前的人格上的屈辱吗？前五里营子路口的合作社里卖点心，农民没有粮票，不能卖！有鱼肉豆制品，你手里的副食票不能用，没有资格买！商店里有不卖给你，邻居可以买你不可以买！哪怕你农民有钱，你也不能买！
前五里营子农民的副食本、副食票只能买碱面(洗衣用)、肥皂，其他一点儿用都没有，每到年底人们就把副食票当废纸卷烟用了。
前五里营子生产大队有两个小队，爸在第2小队。这里的农民也不例外地实行工分制。每个社员都有一个记分本，记分本的格式很像现在的效率手册，每天的出工分“早上”、“上午”、“下午”。“早上”即早饭前的时间，只有夏季最忙的时候早上出工。每天下午休息过后，记工员便去给在不同的地方干活的社员记工：在记工本上盖章。
到了年底开评分会，根据劳动能力和态度，评出每人一天挣几分。男人最高挣10分，女人最高挣8分。然后用生产队的总收入除以总工分，算出一个工分的“工分值”。风调雨顺的年景一个工分达0.18元，一般也能在0.15元左右。像爸这样一天挣10分的壮劳力，一年的收入[0.15元×10分×30天×9月]约400元左右。冬季长、夏季有雨天不能出工的日子，实际劳动一般只有9个月左右。农村开支的日子叫“分红”，前五里营子一年分两次：中秋节和春节。中秋节是预支，春节是总结算。扣除每年的口粮，蔬菜 (吃菜也是在生产队买) 钱，实际领不到那么多现金。
一年能有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