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城市都是以火车站和大百货店为中心展开的，锦州也是如此。让人感到她更具城市特点的是车站前的广场、百货大楼前的十字路中心各有一个圆形大花坛。花坛不光点缀了城市，还调节指挥着交通。花坛在交叉口的正中间，汽车绕它向东西南北行驶，交通不发生大混乱的话，警察可以一直坐在岗楼里。（花坛现在已经没有了）
百货大楼前东西走向的宽马路是贯穿锦州的主要大道。从百货大楼往西不到200米的路北有一个很大的校园，准确地讲是两个校园连在一起了。西边的楼是锦州市第二中学，东边的是原锦州市第二高级中学。虽然校园相通，两所学校互相没有关系。
1968年刚到锦州的时候我被校园临街的院墙所吸引。院墙不太高，上半部分像镂空的绦边，只有在公园见过那种几何图形的花墙。墙不高却很厚，见过淘气的孩子在墙顶上跑。二高中校园的东南角有个带高大围墙的灯光球场，晚间路过时看到上空亮着一排排灯，听到里面观众的喝彩声。这么有情趣，给城市添彩的院墙和球场，不知为什么后来被拆掉了。
第二高中是文革前的省重点高中。从人们赞扬谁时说的“二高毕业的”的口气中能感到这所高中在锦州市民心目中的地位。
学制改革后，二高中没有存在意义了，改名为第14中学。当地人仍称她“二高”。站四小学和另外两所小学的毕业生都进了二高。毕业生不经考试集体升入指定中学的做法当时称为“一鞭子赶”。这种说法非常形象，像放羊似的不管大小,都轰进一个圈里。
除了站四、饶四、北四三所小学的毕业生外，还有很多慕老二高之名走后门来的学生。即便在不重视学习的时代，家长们还是尽量为孩子寻找好一点儿的学习环境。
我是从二高老师讲话的口音中感觉到她是好高中的。老师中说纯东北话的人不多，不是说说东北话就没有水平，而是说从老师们的北京话、浙江话、四川话中可以知道他们都是正规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这里来的。不像小学那些军人家属、掺沙子的工宣队。
我在7年5班教室前找到自己的名字。9年一贯制，所以升入中学后称7年级、8年级、9年级。7年5班站四小学的孩子近半，原来的同班7-8个人。看到这么多自己熟悉的面孔心里很踏实。
班主任来了：个子不高的中年男子。当听说他是教政治的老师时，全班同学的心凉了半截。不学习的时代、突出政治的时代，可谁都不希望政治老师当自己的班主任。大家的心情就像打扑克抽到了坏牌还得接着打的那种感觉，这种蔑视班主任的心理决定了这个班将发生混乱。
大学不公开招生，上了中学也不用考虑下一步升学的事情，现在人看那时很轻松，实际上当时存在着更激烈的竞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进入第5个年头，看不到终止的迹象，一代代、一批批继续下去似乎已成定局。最早下去的知识青年已有很多在工厂招工时选调上来，更幸运的被推荐上了大学。选调、推荐升学都要“组织”上信得过的好青年。这个“组织”是共产党、共青团。
7年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3年后将下放到农村去。下去以后再爬上来、比别人早爬上来的前提是积累政治资本---加入共青团、共产党。如果在中学就加入了共青团，下乡后就可以申请加入共产党了。如果中学时没有加入共青团，下乡后才申请加入共青团的话，就比已入团的人晚一步。 最简单的人生设计：共青团员＝优秀青年→早日回城。与今日的“学习好→考好大学→找好工作→挣大钱”一样，都是为了过上安定生活。
现在的人会想，才中学一年级(7年级)会想那么多？那时的孩子入学年龄比现在大，一般8岁入小学，再大一点儿入学的也为数不少。所以升中学的时候已经达到了入团的年龄(共青团组织法规定14岁—28岁的人可以加入)，相对成熟了。我们那届同学中居然有一人在小学就加入了共青团。
新学期是从组织建设开始的。首先是红小兵转为红卫兵，交了买红袖章的钱领了袖章手续就完了。然后是红卫兵团定期检查袖章的佩带情况，有检查的日子，做课间操时一举胳膊一道道红线，站在领操台上看一定很壮观。幸亏我排在最后，不然5班的红线会因为我断成两截。
那时的红卫兵组织已经没有文革初期那种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特征了。红卫兵袖章只不过是“遵守学校纪律了”的象征，它不过是“×××中学红卫兵”， 写不进简历的“政治面目”栏，出了校门就没有用了。简历上只有写着“团员”，才能说明你是经过组织考验的可以信任的好青年。就是说：红卫兵是校内食堂的饭票，共青团是全国通用粮票。因此，转成红卫兵的同学们立即写了入团申请书。
那时谁能想到今天连资本家都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呢。当时为了保持组织的纯洁性，即便是加入共青团除了看个人的表现以外，还要上下左右查三代，里面有个带“资”字的就别想了。
衡量一个人能否加入共青团也是以毛主席的“德、智、体全面发展”作标准。“德、智、体全面发展”只适合于作口号，作为衡量学生的标准过于模糊。这模糊就给争取进步的学生带来了困难。
德：拥护共产党、拥护党的路线, 团结同学，关心集体，热爱劳动……。只要不喊出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都算得上拥护。其他几项只要整天跟同学混在一起就可以做到。“德”方面都能达标。
智：没有严格的考试，不看分数，如何判断其智。降低要求，上课只要认真听讲就算“智”了。
体：最模糊的一项。我至今不知道它是指体育成绩好，还是身体好，也许是二者结合。没见过组织上参考这项吸收人。
正因为标准模糊，竞争才激烈，当班干部也就有了重要意义。7年5班“人杰”荟萃，3所小学的顶尖干部，还有那位在小学就加入的共青团的“政治家”都分到了这个班。7年级没有团支部，这唯一的团员直接参加校团委的活动，出入校团委的办公室。再加上他能写会说，后来干脆当了团委副书记，大有凌驾于非党非团的班主任之上的感觉。三个小学来的大干部，两男两女，两男中一个是“政治家”，另一个憨厚得有点像村长。两个女生四目相对时冒着火花，后来语言上带了杀机。钦定班干部的时代，班主任按照他们在小学的职位组成了班委。
除了上面的“人杰”以外，学校的“人才”---最能捣乱的男生，最会捣乱的女生也都聚集在这个班里。有了班委就有了宣传委员，老师却把粉笔和一个什么稿子交给我，让我抄在教室后墙壁的黑板上，当时叫作“办板报”。
跟爸搬进“一步半”的房子以后，爸用旧木材支了一个比学校的课桌大一点的桌子，从老马路的国营废品收购站买来一些旧报纸，把报纸叠出方格，找出语文书上用楷体印刷的课文，让我照着练习写毛笔字。断断续续，没有练出风格来，但比没有学习的同班写字稍微工整一些。这是班主任让我写板报的根本原因。
开学一个星期后的一个中午，几个女同学围着班主任讲什么，看我进来很不自然地沉默、散开了。直觉她们在说我。
放学后，小学的同班李枚叫住我说：“张新力，对不起，我在同学中散布过你被办学习班的事，今天听胡老师说了才知道，那不是给你办学习班，是向你调查一件事。对不起，让你背黑锅受委屈了”。
她家住在站四小学旁边，寒假里我每天出入学校她都看得见。办学习班以后我经历的孤独她也最清楚。事情过去整整两年了，我已经从那阴影中脱离出来了，她却还记得。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提出来？是去提醒老师我没有资格写板报吗？班主任为什么能作出那么恰当的解释？小学升中学的时候真的有档案吗？如果有的话，最后一位班主任郭老师一定下了功夫。
再次体验到“小报告”的及时；再次感到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厉害。
文革到那时已经是第7个年头，经历过那么多“莫须有”，没有一个人向我道歉。李枚那诚恳惭愧的表情使我不好意思追问，我也不想让向自己道歉的人难为情。想起这件事时，总是从内心佩服她，她完全可以不道歉，中国人以示好表示道歉。还佩服她用那么简单的语言，把事情前后说得那么透。跟她至今是互相信赖的朋友。
在同学中，我一直是不“红”不“黑”的灰色存在，班主任胡老师的解释使我后来的时日过得开朗透明了很多。一直到毕业，不光班里的板报，学校大会小会发言，出头露脸的事，胡老师都让我作班里的代表。同学们知道我光干活，不争取“进步”，不争取“荣誉”，也就不把我当竞争对手，不再告“黑状”了。
一个学期就要过去了，教学楼的门厅正面红纸黑字贴出了新发展的共青团员名单。7年5班的第一个团员不是那两个针锋麦芒的女干部，也不是憨厚的村长，是个不起眼的老实巴交的女生。谁都感到意外，谁都觉得是个谜。过了几天一个住在市委大院的女生给大家讲了谜底：新团员的父母是锦州市某局的干部(副局长?)，“政治家”的父亲是那个局的职员，所以有了这样的结果。（曾试着问过“政治家”为何一开始就乱了阵势，可他一提过去的事就打马虎眼。)
以后每次新团员名单发表以后，都有一些人心里不能平静，还有一些人要偷偷地哭一场。
小小的7年5班，已经有了社会的雏形。中学生已经开始步入人生的竞技场。
锦州第14中学，1978年又恢复为第二高级中学。人们仍称她“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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