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拳史上若干重大疑难史事考（4）
所谓高阎王、三十六友和四霸天的故事，首先出自姚宗勋先生的两个弟子之口。见林肇仑、崔瑞彬在《意拳发展与姚宗勋》一文中说:
“姚先生为人正直，嫉恶如仇，四十年代中为支持正义，保护善良的人们，经常与北平的一些流氓组织发生冲突。其中以他为首严惩'高阎王’、威镇'三十六友’，痛击'四霸天’、为人所共知之快事。当时，北平城里的流氓一听说姚宗勋的名字，无不胆寒。”
辛长明在《意拳奇崛立武林》一文中也说：
姚先生为人正直，嫉恶如仇，四十年代中为支持正义，保护善良的人们，多次与北平的一些流氓组织发生冲突，其中以他为首严惩“高阎王”、威镇“三十六友”、痛击“四霸天”，为当时京城人所共知之快事。
可以看出，辛长明的文章几乎是全盘抄自《意拳发展与姚宗勋》一文。其他相关文章也大致如此。可是首先提出高阎王、三十六友和四霸天的故事姚门弟子却没有向大家把相关背景进行详细地说明。这就难免让人以为又是一些子虚乌有的故事。
于是，李紫剑在《大成拳问疑(二)》一文中就开始质疑说：
“自古迄今，地方黑势力得以存在，莫不是与官方内外勾结。所以触动土匪恶霸，事实上也就是触动官府。芗翁弟子多次重创旧北京各路黑帮，并将其头目致残，事后官不究、匪不咎，了无后犯，此事不亦费解吗?”
看起来，所谓仗义行侠的小事假如没有可靠的事实根据存在，也会很容易被李紫剑之流误认为是“一股流氓黑社会势力与另一股流氓黑社会势力之间的争斗”。
一、关于高阎王
在北京市档案馆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保存下来的有关旧北京警察局的各类档案中，经笔者调查，没有发现对“高阎王”的文字记载。换句话说，所谓高阎王，绝对不是“市级阎王”和“区级阎王”。因为，当时记录在案的旧北京“市级阎王”和“区级阎王”的阎王级人物是“彭阎王”彭万全，而没有记载曾经有过一个所谓的高阎王。而这个“彭阎王”因为在北京天桥地区作恶多端而被旧北京警察局逮捕正法。随后，旧北京警察局马上就颁布了在天桥地区取缔流氓地痞的公告。这份公告，刊登在《实报》1939年3月21日上，以示通告全市。
崔瑞彬的弟子龚东（因为是网络回复文章有可能并非代表作者本意）对此提出二说，其一说为：
事因一年姚老夫妇与几位师弟去颐和园，姚老因事耽搁，走在后面，前面窦前辈骑车带着姚老夫人，高阎王出言不逊，对姚夫人不恭，窦前辈将其制服，后高阎王洗心革面，解放后还当了厂里的工程师，什么黑道，高阎王曾是过去海淀地区的一霸而已。
其二说为：
窦世明，著名实战技击家，意拳创始人王芗斋先生的入室弟子。……40年代，曾在北沟沿正觉寺，严惩汉奸富双英的保镖高阎王。
看起来这个问题已经得到澄清的是：严惩高阎王的是窦世明，而不是姚宗勋。所谓高阎王曾是过去海淀地区的一霸而已。实际上连“区级阎王”也算不上。而且，严惩过所谓高阎王的不仅仅是窦世明先生。还有张占魁先生的弟子、赵道新的师弟、形意拳、八卦掌大家钱树桥先生，他曾在冯国璋部队任武术教官。他也曾制服过高阎王之流。
不过，在龚东的文中出现了高阎王的后台，原来高阎王是“汉奸富双英的保镖”。而保镖自然就和武术联系在一起。所谓“汉奸富双英”，实际上是当时曾任奉系陆军十一军军长的富双英。“八一”南昌起义前，我党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可以掌握的兵力就包括当时由奉系军队刚刚改编过来的第二十一师师长富双英。1927年5月，刚刚21岁的林彪在上蔡城攻打奉军第十二旅，俘虏了当时任旅长的富双英。在汪伪政权时代，他出任伪军事参议院副院长。这是他成为汉奸的铁证了。富双英死后曾在北京地安门外帽儿胡同的梓潼庙停灵，举办治丧活动。
这个所谓的高阎王是何时成了富双英的保镖，目前尚没有充分的史料能加以说明。但是，从龚东的文章“高阎王洗心革面，解放后还当了厂里的工程师”一说来看，所谓高阎王的“阎王”一称，实属高抬了他。他充其量不过是个为人比较霸道又会点武功的、可能在富双英手下干过事的年轻马仔而已。
二、关于四霸天与三十六友
所谓四霸天，旧北京历史上果有其人其事及其称号。他们是：东霸天张德泉，西霸天富德成，南霸天孙振山，北霸天刘翔亭。四人中只有霸占天桥东侧地段的张德泉精通武功，练的是三皇炮锤,他是当时著名武术家人称“大枪侯”的侯金魁先生的弟子。侯金魁先生是会友镖局的著名武师，曾经抗击外国侵略军，保卫了大栅栏、珠宝市等数百家商号免遭劫难。西、南和北霸天三人是有名的戏霸，分别把持着天桥西侧地段、天桥丹桂戏院、天桥吉祥戏院，勒索财物与奸淫女艺人是他们的专长。这四霸天就以天桥地区为核心把当时的北京城划分为四部分，形成他们各自的所谓地盘。四霸天中的老大是张德泉。姚宗勋严惩四霸天的故事虽然不见于任何汪伪政权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旧档案和旧报刊的记载，但是，如果发生过他严惩四霸天之事，相信也就是严惩了东霸天张德泉一人。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这四霸天等人被依法逮捕、公审并处以死刑。
所谓三十六友，不见于任何汪伪政权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旧档案和旧报刊的记载。具体记载比较详细的是《中国武术》2000年第5期上刊发的《姚宗勋》一文，如下：
一次，“北霸天”在戏院门前调戏妇女，被姚宗勋师兄弟六人撞上了。姚宗勋仗义出手，严惩了恶霸“北霸天”。“北霸天”吃了亏，怎能咽下这口气。于是，他就纠集其余的“三霸天”，再加上其它的流氓团伙，像甚么“三十六友”、“九鸟一凤”、“一百单八将”等等，总计二百余人，把姚宗勋等六人包围在西单的一家酒楼里。这群流氓手持刀枪棍棒，杀气腾腾，气焰嚣张，仿佛要把他们六人吃了似的。姚宗勋等人临危不惧，他们迅速占据有利地形，边打边退，退到楼梯上。由于楼梯狭窄，流氓们虽然人多势众，却施展不开，形成不了合围之势。只见姚宗勋守在楼梯处，神勇异常，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流氓们嗥叫着，挥舞着刀棍，冲上一个，就被姚宗勋三招两下扔下楼去，转眼之间，就有二十名多个流氓被打得像球一样滚下楼去，摔得头破血流，整个酒楼中充满了哭爹喊娘的惨叫声……这群流氓本来就是欺善怕恶之徒,如今在姚宗勋的凛然正气震慑下，一个个呆若木鸡，谁也不敢上前来送死。最后，这群乌合之众抱头鼠窜，四散逃命而去。
不过，笔者感到存疑的是：当时的旧北京警察局和报刊对天桥地区的一举一动极其关注，为何没有留下一点蛛丝蚂迹的记载呢？比如说，普普通通的练武之人张永春，论功夫根本排不上名次，完全是出于见义勇为行为，在天桥地区伸出援助之手，当场教训了天桥地痞彭阎王对初来天桥走场子卖艺外地女艺人的流氓骚扰行为。此事不但被旧北京警察局写入当天的“内情通报”，而且还被《实报》记者当场发现，并在1938年10月21日报上加以表彰。试问：北霸天调戏妇女并被姚宗勋严惩之事，为何没有被汪伪政权警察局和新闻界所记载呢？！而且，当时有点历史常识的人全知道：日本占领下的旧北京，日军和伪警察根本不会看着“手持刀枪棍棒，杀气腾腾”的“二百余人”在西单闹事，对日伪政权来说，这是对他们统治能力和所谓大东亚新秩序的一种蔑视和挑战。类似的打斗行为和抢劫行为别说二百余人，就是二十几人、十几人、七八个人也会立刻被日军或伪军当场弹压下去了。看看《实报》每天的警匪关系文字记载，就会明白当时对打斗行为和抢劫行为的镇压是多么地残酷！这比查看汪伪政权警察局的档案更有说服力。而且，这里又出现了什么“三十六友”、“九鸟一凤”、“一百单八将”等武侠小说中的描写场面，纯属子虚乌有，根本是无从查证的。
我想：姚宗勋先生的伟大决不是他的见义勇为行为，而是他对中国现代实战拳学技术和理论的杰出贡献。如果一味地宣传他的那些存在或不存在的见义勇为行为，把作为拳学大师的姚宗勋先生等同为一个见义勇为好青年。那么，姚宗勋先生在现代中国武术史上还有地位可言吗？更有甚者就会提出什么“自古迄今，地方黑势力得以存在，莫不是与官方内外勾结。所以触动土匪恶霸，事实上也就是触动官府。芗翁弟子多次重创旧北京各路黑帮，并将其头目致残，事后官不究、匪不咎，了无后犯，此事不亦费解吗”的质疑。我想，编这些见义勇为故事的人也许根本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些有关姚宗勋先生的见义勇为行为的故事不但缺少事实依据，而且反而成了别有用心的人攻击姚宗勋先生的口实。
1939年3月21日，旧北京警察局开始了大规模的清除天桥地区地痞流氓的行动。
川岛芳子，号诚之，又名金璧辉，是驰名的国际女间谍，其父是满清肃亲王，1915年生于日本，母为日本人。三岁时丧父，经日本人川岛浪速收养，故取名川岛芳子。
三、关于姚宗勋与日伪势力
一直有人对这一问题很感兴趣。甚至有的人就别有用心地写成了文章。请大家看看发表在博武论坛上（http://www.21bowu.com/BBS）署名为“问天”的文章《武林中的抗日英豪》一文是如何说的:
“一日，姚宗勋带着几个日本宪兵，几只大狼狗来到大兴国术社，指名点姓要和武培卿较量。无奈之下，武培卿与之放对。宪兵在后，狼狗在侧，怎可出手？姚宗勋借机举手将武培卿打伤。扬长而去。”
该文网址如下：
http://www.21bowu.com/BBS/ShowAnnounce.asp?boardID=1&RootID=20062&ID=20062
李紫剑在《大成拳问疑(三)》一文中也趁机声称：
侵华日寇，实乃当年头号人民公敌。国人稍有良知者，莫不摒弃私怨，共赴国仇。独芗翁一伙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全力以赴挑战中国武林，不但到处践踏中国人开的武场，而且借日伪的喉舌全面否决中国传统武术的学术和精神。我想问的是：这一伙人究竟是中华武术的新曙光，还是日寇豢养的别动队？
赞美姚宗勋的人主观编造出了姚宗勋先生在西单与二百多个手持凶器的地痞流氓打斗的故事，而反对姚宗勋的人（连主人公的名字都不知道的下等作者）也很可爱地奉献出一段姚宗勋先生带着日本宪兵和狼狗找“武培卿”比武的相声段子——目的是要为武丕卿（依照他们的观点，那人叫武培卿）的大败而开脱。日本人在旧北京虽然制造了很多可恨可恶的罪行，但是对旧北京的各类正式和非正式的比武活动一向是格外看重的。基本上是不介入中国人之间的比武活动，他们认为那是发现中国武士道精神的绝佳场合。
坦率地说，在当时的北京，不要说姚宗勋先生本人了，就连他的老师王芗斋先生和他们的后台老板张璧也没有权力和能力调动“几个日本宪兵，几只大狼狗”来为自己的比武壮胆撑腰。在这问题上胡说什么“宪兵在后，狼狗在侧，怎可出手”之话来为武某的失败遮羞，显然这个化名“问天”的作者和山西形意拳或有某种师承联系？但是，李紫剑的问疑就有点以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腹了。他故意制造了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这一伙人究竟是中华武术的新曙光，还是日寇豢养的别动队？”这话听起来颇为壮观，可是他忘记了在旧北京城日军占领下还生活着大批的普普通通的只想活下去的练武的中国人！他们就包括王芗斋先生及其大成拳（意拳）的第二代传人和弟子。他们既不是中华武术的新曙光，也不是日寇豢养的别动队。
问题也许该就此打住了，可是我还想再说一点，那就是解放初期，两个师出同门的姚宗勋先生的师兄弟（恕我不想公开他们的名字），居然联名给政府有关单位写信，举报姚宗勋先生为中统特务，由此引出了姚宗勋先生在清河监狱接受审查和劳动教养的几年狱中生活。好在事实真相还是得到了伸张。走出狱中生活的姚宗勋先生，马上就投入到了教拳和练拳的生活中。在那个时代，父子、夫妻、师生、兄弟之间的为了自保的相互揭发和诬告行为太常见了。
四、姚宗勋和当时北京武术界的现状
林肇仑、崔瑞彬在《意拳发展与姚宗勋》一文中又说：
“1940-1948年期间，姚宗勋代师比武，先后战胜渡边等80余名中外技击高手，名重京师，被誉为青年武术家。”
此说颇让我不解。在整个三、四十年代的旧北京武术界，有着“青年武术家”称号并“名重京师”的是今天不为人所熟悉而当时则是如日中天的著名青年武术家孙虓先生，而不是姚宗勋先生。《实报》以前后三年长达四十余期的专栏篇幅，连续报导了孙虓先生学武和仗义行侠的事迹，甚至多次免费刊登了孙虓先生的武馆地点和教拳招生——相反，《实报》有关王芗斋先生的全部报导加在一起也不到十次！
这里我特别想提醒两位：你们爱姚先生，我们也同样如此。希望你们的文章不是出来添乱的。根据我的调查，姚宗勋先生代师比武，先后战胜过的中外技击高手有名可查的大约是十几名。那么你们声称是“姚宗勋代师比武，先后战胜渡边等80余名中外技击高手”是否有点言过其实？或者请你们二位提供这“80余名中外技击高手”的名单，就象上面你们所说的“严惩'高阎王’、威镇'三十六友’，痛击'四霸天’”那样，我会以文献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知识与素养，加以考证，为大成拳（意拳）留下一部信史。
其实，战胜了山西著名形意拳高手武丕卿，姚宗勋先生的武功就已经远非当时的著名青年武术家孙虓先生所能比！不过，历史事实的有无是一回事，而实际功力高低则是另一回事。我理解的姚宗勋先生可以没有什么见义勇为的壮举，可以没有什么代师比武的战绩，正是他把王芗斋先生的大成拳（意拳）从诞生过渡到成熟，丰富、完善特别是验证了意拳的威力，他是中国武术史上第二个杨露禅一样的实战拳学大师！杨露禅把陈氏太极拳带给日渐衰亡的晚清帝国，他把大成拳（意拳）带给新兴的现代中国。
至于李紫剑在《大成拳问疑（四）》一文中所发问的：
由日伪势力把持的报纸上，大成拳独领风骚，其他武术万马齐喑。为什么大成拳在日伪势力下得天独厚，其他武术和武术家就无法发展甚至无法生存了呢?
这实在让人感到啼笑皆非。首先我查看了三、四十年代全部《实报》的每天各版内容，并不存在“日伪势力把持的报纸上，大成拳独领风骚”的局面。而且，当时的旧北京并没有出现他所谓的“其他武术万马齐喑”和“其他武术和武术家就无法发展甚至无法生存”的现象！在当时的旧北京，教形意拳的著名武馆有北京四民武术社、大兴县第一国术社，教太极拳的著名武馆有吴图南太极拳社、赵中道太极拳社，教少林拳的有孙虓武术社、教三皇炮锤的有候金魁武术社，教通背拳的有中国通背拳社……等等数十家大大小小的武术社存在，以1942年4月26日《实报》上的统计为证据，当时成立武术社的专职武术家就有三百多人！还专门成立了当时的北京国术协会来协调各个武术社和各个拳种之间的联系与相关事宜。何谈什么“其他武术万马齐喑”和“其他武术和武术家就无法发展甚至无法生存”？！到了1947年，以《华北日报》2月15日的统计为证据，旧北京已经存在着以拳种划分的武术团体和武术社六十余家，专职武术家一千多人的局面！可是我们那些第二代大成拳（意拳）传人才多少人呢？大家看看那张《站桩》上所手书的人名就全明白了吧。连沈家祯、姜正坤、刘龙、杜行等曾短暂学过几天和几周的人加在一起算起来，也不过五、六十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