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在杀阎婆惜后，通过运动官司已经被从轻发落，刺配江州。他最终被判处斩首而被晁盖等人劫了法场，上了梁山的根本原因是浔阳江头题写反诗。蔡九知府等人判处其斩首并未涉及到前罪，——杀阎已被处罚，看来一事不二理之原则当时似乎也有。那么单就题写反诗这一情节，宋江是因言获罪，他遭遇到典型的“文字狱”。历史上宋江因为“文字狱”而上梁山的到底是否为事实，今已难以考证，宋代的《宣和遗事》已有《宋江杀阎婆惜题诗于壁》，那么宋江获罪是因为“杀阎”还是“题诗”呢？而《水浒》中已经把两个情节完全分开，历史上读书人因言获罪的事例举不胜举，因此施公将此情节作为宋江最终落草的直接原因，是很有典型性的。
我们今天将宋江的一首《西江月》，一首七绝来做文本分析，这无非是一个有抱负的能吏，遭遇人生的打击，发泄满腹牢骚和怨恨，表示了对社会不满，对他曾效忠的大宋王朝不满，但罪不致死。这要是在西方国家，完完全全是个言论自由的问题。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
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
他时若逐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这两首诗词还不如黄巢“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起开”那样直白。《西江月》前六句叙述自己空有权谋、壮志不酬而虎落平阳的境遇。后两句是在发泄不满，可是“报怨仇”和“血染”没有特指，不是说要杀掉大宋皇帝取而代之，也不是说要杀死江州的官员。他说的“血染”无非是对自己流配所表达的愤怒之情，就像某些妄人受了欺负，不服气地说：“老子将来发达了，将你们全部杀掉”一样。宋江没有“血染浔阳江口”的任何行动，包括纠集团伙、准备武器等等，完全是酒后思想的流露，但思想怎能有罪？“敢笑黄巢不丈夫”也是一种艺术手法，用典。也许可以说宋江佩服犯贼黄巢，有学习黄巢的意愿，但也仅仅是意愿而已，据此就判定宋江要推翻现政权，要行凶杀人完全是凭判案官员的主观意志的陷害。
宋代的文字狱不若明代残酷，因此蔡九当初并不当回事，“量这个配军，做得甚么！”当黄文炳将宋江和童谣联系起来，昏庸的蔡九才警觉起来。立功心切的他管宋江有没有犯罪的事实，本知府说你犯罪你就是犯罪。那个时代，王朝鼓励这种“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司法惯例。这种惯例促使大小官吏为了立功为了升迁，千方百计地找百姓谋反的种种迹象，然后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而“扼杀”的手法是否合法是否人道就不重要了。这种“陷民于罪”的做法往往结果是“驱民为寇”。因而我们看到在将宋江打入死牢前，不需要官方举证，用刑讯逼供，让其承认自己写反诗就够了。在这场官司里面，蔡九既是法官，也是公诉人，宋江没有任何可以申辩的机会。在将宋江斩首的犯由牌上写道：“江州犯人一名，宋江，故吟反诗，妄连妖言，结连梁山泊强寇，律斩。”吟反诗获罪是文字狱，妄连妖言是主观臆断，京城的小孩唱歌谣说一个叫宋江的人“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关我鸟事？你又没有证据证明是我故意散布的。如果照这个逻辑，我编一个歌谣，说什么“草下大祭祀，身居在东京；门徒遍天下，要扛赵家鼎。”里面暗含着蔡京篡位的意思，让孩子们传唱，是不是得将蔡京砍头？这种“妄连”不是宋江本人，正是蔡九等人。至于和梁山强寇结连，是戴宗传假信事发后的事情，可在此之前，宋江已进了死囚牢。
中国2000余年的帝制社会中，言论的禁锢是越来越紧，文字狱也越来越严酷。而且在一个越是开放越是强大越是自信的王朝，言论越是自由。汉代的史马迁因给李陵说情被割掉睾丸，将性欲转变为创作欲望，愤而做《史记》，里面有许多对汉高祖和汉武帝不恭敬的言语，而且对高祖的死对头项羽评价很高；李隆基爬灰，搞了自己的儿媳妇杨太真，这可是大唐王朝的A级国家机密，可白居易那厮竟将这段臭事编成歌谣，传唱宇内，说什么：“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说什么“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礼部不但没有发文天下，禁止传播这首诗歌，而且当时的皇帝看了后，还很欣赏白居易的才华，白居易悠哉游哉享尽富贵。要是搁在明清，太史公和白香山肯定被杀头，说不定还要株连九族。
宋代重文治，宋太祖曾立誓碑不杀一个文人，并让后代子孙即位前必须来这碑前发毒誓。但宋代比起汉唐，言论的口还是收紧了。宋代面对着强大的辽国和悍勇的西夏，没有汉唐的大气魄，于是更要强调中央集权，强调地方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强调有一个利于稳定的舆论环境。因此出现一些“文字狱”，最有名的当属苏东坡的“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苏轼因对王安石新法不满，被贬至湖州，按当时的规矩向皇帝上表称谢，里面有：“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等句。朝中章惇、蔡确等人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这章惇原是苏轼的同年兼朋友，大概因为嫉妒苏的才气，变成了陆虞侯那样的人。
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黄文炳”，举东坡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攻击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还从他的其他诗文断章取义来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自谦读书很多但对治国的“律”不熟悉，无法辅佐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这种用法已有成例，杜甫就说过：“致君尧舜上”。“黄文炳”们指控苏轼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措施不对。于是朝廷便将苏轼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此时，写《梦溪笔谈》的沈括又出来告密，说苏轼诗作有讥讽朝政之意，章惇等人便以苏轼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黄文炳”们攻击说：“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这指控几乎要了苏轼的命，“乌台诗案”牵连苏轼三十多位亲友，涉及他一百多首诗词。
苏东坡在狱中饱受凌辱与体罚，和他同时下狱的官员后来回忆，苏东坡被殴打时的哀号整个监狱都能听到。豁达的东坡以为这次死定了，写下了两首绝命诗给弟弟苏辙，实为托孤：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残酷的文字狱让学通儒释道的大才东坡也有“心似鹿”、“命如鸡”的恐惧感。诗写罢，狱吏按惯例，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宋神宗读到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不禁为他的不世出的才华折服。加上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被东坡攻击过的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凭王安石这种胸襟，千年后都值得后人崇敬。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这发誓不再胡说八道的老小子到了黄州，又难改积习，在诗中冷嘲热讽。他在《初到黄州》中写道：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做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东坡贬黄州，朝廷规定他“不得签书公事”，即没有签字权，是个虚职。宋代的官员俸禄分两种，一是给现钱，二是给实物来折算。东坡得了许多官家卖酒退回的酒袋子，好比现在一些皮鞋厂年底用皮鞋折算工资发给工人一样。东坡对这两项有些不满。他保住了一条命，而且享受这军分区副司令员的待遇，该知足了，让他生活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代试一试，不被“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才怪呢，哪还会有闲情逸致去发明“东坡肉”，写《前后赤壁赋》。
宋江没有东坡的名气，也没有功名，他的生死一个小小的知府就能决定了，所以他也就没有东坡的好运气了，只等待他的晁盖哥哥来救命。
《水浒》成书时的明初，朱元璋那个流浪汉做了皇帝，出身低微的他克服不了那种自卑情结，把文字狱搞得“前无古人”，——当然老朱再牛，他也没想到自己在“文字狱”方面并未做到“后无来者”。
被“文字狱”搞死的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说到：“虽然大明律上并没有这一条，说是对皇帝文字有许多禁忌，违犯了就得杀头，但是，在明初，百无是处的文人，却为了几个方块字，不知道被屠杀了多少人，被毁灭了多少家族。”这种法外之“法”最可怕，因为他没给大家一个标准，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完全靠制造一种恐怖让人们自我审查，可自我审查也有把握不住的时候，一不小心就犯了“诽谤君上”这个口袋罪，等待的就是杀头抄家。人们只能噤若寒蝉，天下文人万马齐喑，思想文化空前倒退，民族的创新能力受到毁灭性打击。官员谢表中有“作则垂宪”、“圣德作则”之类的马屁话，因为被朱元璋怀疑讽刺他“做贼”，一律处死。翰林高启诗中有“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因为被怀疑泄漏了宫禁中宫女偷情的机密，也被找个理由杀了头。
中国人读《水浒》，对题反诗而被判处死刑往往并没有更多的惊奇，因为对于这种文字的禁忌，对于因言获罪，中国的百姓越来越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