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禁锢，是统治者为了巩固其地位而对被统治者的言论设下的一些禁区。一个禁区一旦被强制实行太久，人们对这种禁锢就会习以为常，自觉地不去触犯，而形成了禁锢的思想。
统治者搞思想禁锢，不外乎三个原因。其一是不能容忍反对意见。人都有某种程度的自以为是，自我为中心，喜欢听好话，喜欢跟意见相近的人交往，不愿听到不同的意见，即便是开明的人也是如此。听说艾森豪威尔总统经常换幕僚，有人不解地问他。他的回答是，“跟喜欢提意见的人同事，才能少犯错误。但跟喜欢提意见的人很难相处”。即使是艾森豪威尔这样的开明领袖，还是难以容忍反对意见，以致于要频繁换人。在中国的皇权制度下，触犯“龙颜”的下场可没有革职这么简单，能够不株连九族就是万幸了。唐太宗李世民，因为夫人的劝阻未杀魏征而成为美谈。
统治者搞思想禁锢的第二个原因是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孔子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秦始皇焚书坑儒，为统治者残酷的思想禁锢开了先河。Henry Peter Brougham说得好，“Education makes people easy to lead, but difficult to drive; easy to govern, but impossible to enslave”。独裁统治者要的正是易于驾驭，易于奴役的顺民。
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必须从两方面着手：其一是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其二是民众为其卖命的必要性。在民主国家，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来自于选票；在犹太教里，权力来自于上帝的授予。在中国，统治者发明了“真龙天子”之说。开国皇帝为了证实其“真龙天子”的地位，往往无中生有地美化其身世。这种对历史的篡改，绝不可能允许他人的质疑，因为一旦真相大白，“真龙天子”的说法便不攻自破。这不仅在中国，在古埃及，在罗马都一样。古埃及是把法老当作神的化身；而古罗马早期对异教的残酷迫害主要是因为他们不信皇帝所崇拜的神。皇帝借神权巩固自己地位，并证明地位的合法性。
“天高皇帝远”，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你做你的皇帝，我作我的小民，寻常百姓和“真龙天子”可以井水不犯河水，也就是说，仅仅是“真龙天子”还不足以让百姓为其卖命。为了让百姓甘心情愿地受奴役，一方面，统治者通过“独尊儒术”、通过“三纲五常”，把忠于皇权列为最高的“道德”，并用“贞节坊”、“忠义堂”等加以强化。另一方面，统治者把“小国受欺”、“大国辉煌”（实际上是小国皇帝做的不安稳，大国皇帝更有资源为其享受）灌输给与之无关的百姓，利用人们的虚荣为“国家利益”赴汤蹈火。
统治者搞思想禁锢的第三个原因是为了掩盖其罪恶。掩盖罪恶从某个意义上来说，也是为了巩固政权。第二点与第三点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重于“引”，后者为了“堵”。“一将功成万骨枯”，统治者“打江山”，视生命为草芥，一切只为了“成王”。“坐江山”时骄奢淫逸，无恶不作。六四屠杀还不到二十年，就有人怀疑其真实性了；中共在“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文革”犯下的罪行更是不为多数人（尤其是新一代）所知；中共在“长春战役”等“解放战争”时对百姓的残忍几乎被世人遗忘；而中共“积极抗日”则几乎成为了“事实”。“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因为不见于正史，也有人质问其真实性。
思想的禁锢并不是中国独有。事实上，思想的禁锢无处不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宗教本身也会产生思想的禁锢。比如，哥白尼与日心说经常被一些反基督教人士作为基督教思想禁锢（反科学）的例证。只是人们有没有想过，中国几千年的“辉煌”文化里，为什么根本就没有Ｘ心说的记载，有的只是“小儿神项橐”的诡辩。也许有人曾经“异想天开”过，但他们的想法很快就被扼杀在摇篮里了，或许还陪上了性命。哥白尼是幸运的，因为他的日心说在他去世前得以发表。
以基督教（或犹太教）为文化背景的国家，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君王也是“罪人”，他的权力来自于至高者。即便是大卫那样的君王，其平凡的出生和所犯的罪恶都记载在《圣经》上。他们的权威总是受到神职人员的挑战，或者说，宗教领袖和世俗领袖在争势力范围而造成了两元和缝隙，他们的言论无法成为“圣旨”。就像顾准《基督教、希腊思想和史官文化》里说的“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又是世俗政治权威以外的另一个权威。”“两种政治权威同时并存，对于欧洲政治之不能流为绝对专制主义，对于维护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对于议会制度的逐渐发达，甚至对于革命运动中敢于砍掉国王的头，都是有影响的。”“理性主义者曾经大大有助于科学的发展，而他们却总是把真的最终原因归之于上帝，把‘理性’的威力，上溯于上帝。”中国在数学、逻辑学和天文学等“理性主义者的贡献”上的学科落后就是必然的了。
此外，“欧洲最早的大学都是教会组织的，神学教育当然还在大学之前。法律学、文法学、逻辑学、几何学，是神学以外的主要课程。拉丁文和希腊文当然是必读课程。”这种世俗的政治权威管不着的大学，不但对知识的传播与普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后来大学的自治奠定了基础。学术的相对自由还为文艺复兴铺平了道路。中世纪的“政教合一”，被很多学者称为“黑暗时期”。宗教对政治的干涉，或者宗教成为“世俗政治权威以外的另一个权威”，却是学术自由的保障。因为“体面人物却可以靠这抗挡那，可以钻空子，不至于像中国那样“获罪于君，无所逃也”，只好延颈就戮！”
可怕的是，长期的思想禁锢，伴随着对自由思想的严酷摧残，思想的禁锢就成为了禁锢的思想。柏杨在《什么是“中国特色之人权”？》里提到曾志朗博士的白鼠实验，一组白鼠在重复的点击——逃跑之后，终于放弃了抵抗（逃跑）。人也是如此，在经历过多次残酷的“电击”（“灭九族”、“镇反”、“反右”等）后，人们不再去质疑统治者的谎言，甘愿被打模，被洗脑。一些似是而非，甚至荒谬的理论（思想）被奉为真理，极少数勇敢者，不但会被统治者消声，也被人们当作傻子，成为嘲笑的对象。中国的很多“国宝”，如三字经、三纲五常、儒家学术、阴阳八字，甚至中医“理论”，还有我最近经常提到的“大中国主义”，都是禁锢的思想的例证。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剩余价值论”，“唯物史观”等也是禁锢思想的例子。
需要指出的是，现在西方的”政治正确”对思想的束缚，其效果与专制社会由统治者施行的思想禁锢是一样的。虽然发表“异端思想”的人不会从肉体上被消灭，但他会受到攻击、被迫“道歉”乃至失去位置，从而使“异端”得以“纠正”，难以得到传播。禁区一旦出现，就会导致禁锢的思想。
西方的思想禁区正在逐渐扩大。语言有禁区。“圣诞快乐”，很多人不敢说了，要说“节日快乐”。这本是一个多么温馨的传统，连名字也要失去了。“感恩节”也逐渐被“火鸡节”代替。好的传统起到维系社会的作用，政治正确一点一点地侵蚀着传统。
由于地域、文化、制度的差别，而导致种族间在体能、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上的差别是不言而喻的。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James Watson因其对黑人智力的评价引起轩然大波，被迫道歉并失去冷泉港研究所所长一职。一方面，黑人上（大）学与求职需要Affirmative Action来照顾；另一方面，却不能让人说他们有劣势的地方（从球队的组成很容易看出他们在爆发力等体能上的优势）。
男女之间的差别，不只是性器官的差别，这本来是白痴都知道的事实。且不说力量的差别，思维方式的差别也是明显的。比如女人的语言能力比男人强，男人在开车等机械操作方面比女人强。《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也阐述了男女思维的差别。可是这也逐渐成为禁区。哈佛大学前校长Lawrence H. Summer因为“innate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wen might be one reason fewer women succeed in science and math careers.”一语（虽然句子中还用了might一词）而被迫在2005年2月辞去校长职务，尽管他在任内颇有建树。
同性恋的禁区则几乎成为了“禁锢的思想”。也许有些同性恋者与基因有关。但很多明显的事实说明，同性恋形成与生活环境有很大关系，比如军队（性比例失调）、硅谷（高收入、高压力）、影艺界（“温饱思淫欲”，寻求刺激）。但人们必须统一口径：“同性恋是与生俱来”的，而且是从小学就开始洗脑了。
1967年4月初，Ron Jones在教北加州Cubberley High School的高二年级历史课时，为了让学生明白纳粹的形成而作了一个大胆的实验，称为第三浪（the third wave）。在这个为期一个星期的实验里，Jones反复强调“纪律的力量”、“团队的力量”，并让学生相互监督。到第三天，第三浪增加到了二百多名新成员，他虽然只任命了三个人检举不轨行为，却有二十多人主动向他报告，少数“异类”引起公愤。第四天，Jones先生压低声音，向大家宣布第三浪的真正意义：“第三浪是全国性的运动，特别针对那些对改变国家政治现状感兴趣，寻求变革的青年学生。……你们是被选择的人。如果你们敢于站出来，让他们看看你们在过去几天内所学到的，你们就可以带来新秩序。带来全新的目标，就可以改变这个国家。一切都看你们的了，看你们是否愿意站出来。”
第五天，十二点整，礼堂里座无虚席。他的朋友扮成记者和摄影师，采访与会者，照相，装模作样地记笔记。学生们全神贯注，直挺挺地坐在那里，悄无声息，好像一支军队。Jones举起右手，行第三浪礼。二百多条右臂哗地插入空中。“纪律就是力量，”Jones先生一开始，几百张口马上跟上来。一遍又一遍，“纪律就是力量！团队就是力量！”喊声越来越高，几乎把屋顶都掀起来了。几分钟以后，Jones告诉学生们，根本就没有什么领袖，也没有第三浪这个全国青年运动。他们被利用了，被欺骗了。“是你们的愿望把你们推向今天这个位置。就和我们在现代历史课里讨论的纳粹德国一样。”“你们以为是被拣选的。以为比关在礼堂外边的人要强。你们拿自由换取了纪律和高人一等的恭维。你们不加思考地选择和接受了团体的意愿，以及那个巨大的谎言。”Jones最后放了一段纳粹的电影，作为实验的结束。
纳粹是这样形成的，共产制度又何尝不是？有人在文革结束后感叹道，“要是那股力量被用来建设，哪该多好啊！”遗憾的是，群氓的领袖必定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绝对的权力所导致的必定是个人野心的无限膨胀和绝对的腐败。绝对腐败的个人所领导着的无知的群体，其力量注定是破坏性的。历史一次次地证明了这样的真理。当一个团体、一个国家只有一种声音时，她只能走向衰败直至毁灭，毁灭自己，也毁灭他人。
【参考资料】
顾准：《基督教、希腊思想和史官文化》
柏杨：《什么是“中国特色之人权”？》
诗鸿：《第三浪》
Wikipedia：“The Third 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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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登在 2008 华夏文摘 cm0805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