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出国之后，每次回国基本上都是暑假期间，因为孩子们也要一起去。2015年回国过年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带着老大和她的一岁多的儿子，妻子没有回去。妻子的侄子（Q）替我们在机场附近订好了旅店，第二天直接把我们送到老家。
刚出上海，就遇到大堵车。Q一查，说是因为雾霾，前面的高速被封了。在老家等我们吃晚饭的朋友2点左右给我打电话，问我快到了没有，我说还没出杭州呢！他问我“你不是说一早就会出发吗？”“我是一早就出发了，可刚出上海就封路了”。封路的原因是怕出交通事故，因为如果出了大的交通事故，有关负责人要被追责。雾霾和浓雾一样，会影响视线，掌握方向盘的人减速慢行是起码的常识。如果发生事故，自然是肇事者及保险公司负责。
当官的责权不明，或者责权混乱，也算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很多事情该负责的不负责，比如毒食品、毒奶粉、无效疫苗、拐卖人口、各种诈骗、司法不公等，本该是政府监管的责任，却无人被追责（或者抓几小人物糊弄一下百姓）。最近更是听到百姓存在银行的钱不翼而飞的事，银行可以不负责，理由是被前雇员私吞了。而百姓莽撞驾驶，却要政府负责。
第二天我去另一个城市，刚上路不久，高速又被封。这次是因为雾，不是雾霾。还好，没有全封，但还是让饭桌上的同学等了我不少时间。
一个亲戚送来一只猫头鹰，算是给我们的珍贵礼物。可我和女儿却不领情，让他拿回去放生，但估计它还是会成了他人的盘中餐。
老大虽然是七岁多才出国，也经历过炮竹。但那时的炮竹最多也就是一尺多长，烟火有一两个就不错了。现在的炮竹好几米长，烟火是一箱箱的放。她回去过年的第一大感受是，炮竹太多、太吵闹，而且影响空气质量。
最奇葩的事情是劝架。大年三十的中午，母亲说趁我在家，邀请村里几个曾经帮过什么忙的人吃一餐饭，以示感谢，其中有村长及在县里当个什么小官的人（以后简称“小官”）。我们村本来不大，总共才100多人，但八十年代不记得出于什么原因分成了两队。村长是我们这个队的村长（也许应该叫队长），小官是另一个队的（但队长当时不在）。他们之间有一些利益冲突，面和心不和，席间谈到村子里的一座桥。那以前一直是木桥，每年洪水冲垮之后会重搭。河那边有山林和田地，还是通往县城的必经之路。后来因为通了车，而且有些田地已荒废，这个桥就显得没那么重要。况且河水小的季节大人可以徒步渡过，水大时可以绕道，也就是多走2公里左右。
通往县城的路要翻过一座山，叫做由义岭，如今是县城的主要休闲爬山的去处。爬山的人会到我们村或临村的农家乐吃一餐中饭，然后坐车或徒步回去。没有桥，不只是不方便，还会影响村里一些农家乐的生意。
小官从上面弄了一笔钱来造桥，村长以“风水”、为村民安全着想为由不让造，给小官带来了经济损失，具体一些细节记不清了。小官能够接触到村民的检举信，就说某村民（H）检举村长私吞了退耕还林的钱。这一招既指出村长的污点，也挑拨了村长与那位村民的关系。正说着，H正好从门口经过，我的母亲不知就里，喊H进来坐，我想阻止已经来不及。H一走进来，村长马上过去对H大动拳脚。H个子小，比村长年纪大，自然不是对手。我赶紧上去抱住村长，从家里到门口，一直没有松手。H大概为了面子，又看到我抱住村长，一直没有跑开，两人对骂着。期间也有村民来劝架，其中一位刚刚在杀鸡或是切肉，手里还拿着菜刀，我赶紧把他的菜刀拿下，以免造成误伤。我的皮夹克因为劝架被扯破。
后来H叫来了警察，主要是做笔录。但警察没有找我，好像是让我弟媳妇挡开了。他们如果来找我的话，我多半会说实话，虽然会给父母与村长之间的关系带来负面影响。警察当天还来了第二次，但被村长的哥哥给挡回去了。我当时和家人说，要是在美国，谁敢干预警察执法，会立即被铐起来甚至当场击毙（自2020年五月份以来，警察已经不敢这样执法了，如今是犯法者比执法者还理直气壮）。不过，听说村长的哥哥后来还是被抓去了几天，因为H的女儿（或者孙女）跟某局长有关系。
H也去小官家中闹了一场，因为是他公开了H的名字。据说后来村长也把退耕还林的钱还给了村民。
中国政府给百姓的一点好处，不会直接到达百姓手里，而是通过一级级的往下发放。其结果往往是一级级的克扣，到百姓手里已经所剩无几，甚至没有了。底下的人拿不到钱就骂贪官（“上头的政策是好的”）。殊不知，上头这样设计是故意的，以便一级级能得到好处。唱的是为百姓着想，实惠却归于当官的。当官的心知肚明，自然会维护体制；而百姓以为制度好，也维护体制。百姓有怨言了，治几个“贪官”，上方得到了好处（贪官的财富），还赢得名声。虽然百姓什么好处也没得到，下一个顶替的也许还是更贪的官。苏绰的治官之道真是妙不可言。
这次回国期间，不是霾就是雾，也没能去什么地方。除了体验了一下回国过年的气氛，满足了父母的心愿，还赔上了一件皮夹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