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主要涉及各级卫生、疾病控制部门在本次疫情当中的作为和责任，意在探讨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缺欠和有待改进之处。信息完全来自有相对正式的媒体报道和访谈，集中分析1月20日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有何经验教训。之所以选1月20日作为本文讨论的截至，因为这一天可被认定武汉疫情的全面爆发。
假设如果一月上旬这一段可以做的更好一些，有没有可能完全避免1月20日以后武汉出现的大爆发呢？我个人感觉做不到。因为首先这个病传染的能力比以往见过的要高许多，其次相关人员对这个全新的传染病的了解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在这个过程钟难免不犯判断上的错误和失误。第三更因为实际上完全没有一套对应流行病大爆发的机制和资源：没有充足的公共卫生人员，没有早期防控的储备，和隔离防护程序。
但是
如果在2003年SARS之后的确建立一套完善的流行病追踪机制，并为此监控追踪系统配备有足量的人力资源，并定期对相关卫生系统人员做培训和演习，我想在1月10日左右可以更准确的认识疫情的发展，从而采纳有针对性的预防和隔离措施，将感染的人数控制在一个低得多的水平上。
后面附有1月20日之前每日大事记
-------------------------------------------------------------------------------------------
1月24日，柳叶刀杂志发表了中国武汉确诊感染2019-nCoV患者（最初在武汉被称为不明原因肺炎，后来一段时间被叫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首批临床数据报告。武汉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及其同事们提供了首批41例实验室确诊病例的详尽结果。黄朝林等在这篇回顾性论文中提到2019年12月1日接触的第一个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但这不过是“事后诸葛亮”模式地将这一病例和之后40例放在一起做纯学术性讨论。真正引起武汉4-5家医院临床医生对类似症状肺炎的关注是发生在12月10日到31日之间。12月29日到，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新华医院）第一个上报武汉疾病控制中心（后简称：疾控中心）和卫生健康委员会（后简称：卫健委）。之前的几天中，这家医院CT检查医生张继先向医院领导汇报4例相似肺炎病例。
根据目前的报道，可以推测本次武汉疫情最初上报过程和渠道并不是依赖“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信息系统”，而依然是通过行政系统的上报形式完成的。这个2004年启动的系统据说覆盖全国卫生机构，各级医院发现传染性病例后，要在这套系统里第一时间上报，位于北京的中国疾控中心就可同步看到，而不需要经历逐渐上报的过程。不明原因肺炎是其监测、报告的重点之一。显然，这个系统，或对该系统的使用并不如中国疾控中心（CDC）主任高福认为的那样完善。高福在2019年3月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国家传染病监控网络建设得很好，中国不会再出现“SARS类似事件”。但也就在那年的三月，武汉金银潭医院就因为没有在24小时内进行网络报告受到警告的行政处罚。
可喜的是武汉疾控中心和卫健委对12月底到来的“早期警示”做出了迅速的反应。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出三份紧急通知，第一份发布近期不明原因肺炎的临床特征，第二份要求医院报送接诊类似症状病人的情况，而第三份通知要求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救治信息。另外，武汉方面还及时向国家疾病控制中心中心和卫健委汇报。
作为回应，国家卫健委第一个专家组于31日上午抵达武汉，展开相关检测核实工作。同样在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在发布第一个通报中称：“经同济、武汉/湖北CDC、病毒所和传染病医院多部门会诊，已经发现27病例，其中7例危重。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正在对病原的检测及感染原因进行调查”。武汉多位医院人士称，虽然不能断定是网上传言的SARS病毒，其他重症病毒肺炎的可能性更大。
直到2019年年底，对不明原因肺炎疫情最初阶段的追踪调查工作还没有大的失误。需要强调的有两点：第一，一线医生往往不能在接触第一个病例就会立刻产生警觉，尤其是针对在症状上很特别的新型疾病。 第二，假设疾病信息能第一时间准确地传递给上级并被理解是不现实的，工作中沟通的艰巨性绝不容忽视。
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对金银潭医院调研后，规定上报病例必同时具备以下三标准：1. 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2. 发热；3. 特征 CT影像观察。一线临床医生在之后十几天的操作当中深深体会到以上标准的严重不足，这主要反映在很多病人并不是同时具有这三条临床特征。由于病例上报标准没有能跟随疫情发展和临床经验得到及时更新，导致一月上旬统计病例的数量大大低于实际情况，非常不利于对疫情的准确判断。 中南医院ICU主任彭志勇在1月中旬向第二专家组“抗议”，要求改变病例上报的三个标准。
在19年12月31日和2020年1月20日之间，总共有三个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到武汉了解疫情，并帮助制定治疗防疫的措施和方案。第一组是19年12月31日到达，离开日期不详；第二组在武汉工作日期是1月8日到16日。 由钟南山带领的第三组是1月18日到达。现在没有各专家组的完整名单，但是似乎没有任何专家出现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专家组当中。
由第一个专家组制定的、和实际疫情不符合的病例上报标准，又因为之后两个多星期没能迅速更正，是疫情早期工作中重大失误的头一条。2020年1月20日，当第三专家组组长钟南山承认存在“人传人”的时候，卫健委的专家们已经明白面临的危险局面：被传染人群数量巨大，可能远远超出武汉当地医疗资源能够解决的地步。1月17日返回北京第二天的紧急会议上，第二专家组专家们曾根据泰国1月13号出现一例武汉游客发病的情况，推断武汉同日至少应当有400人被传染，而当时正式报告的数远比这个数字要低。
另一个早期疫情工作中重大失误或许就是相关病例搜索和流行病学调查迟迟没有落实，也没有设计或配置明确的人力资源。
12月30日的一个紧急通知虽要求各医院报送接诊类似症状病人的情况，但报送病例的数量，尤其是医护人员在1月初已经出现多起被感染的问题，都没有在武汉市卫健委的通报中正确反映出来，这说明上报渠道设计和执行存在极大问题。否则也不会有1/12 疾病控制中心启用日报制度，再次强调报送之举。
1月10日专家组王广发教授仍在讲没有参与救治的医护人员感染的时候，他更多是基于之前一天拿到的武汉市卫健委的一份二手资料，和他本人有限的医院实地观察。 真实的情况是：就在这一天，新华医院具有新冠病毒肺炎特征影像病例已经从月初每天两三个跳到30例；1月5和6日连续两日，同济和新华医院分别有大夫出现症状。1月17日，在香港的卫健委专家组成员袁国勇根据自己接触病例的观察， 书面报告国家疾病控制中心主任高福等，判断可能已经出现人传人的情况。而到这个时候，疫情重灾区的武汉仍没有这方面相关的正式报告，说明在病例追踪和流行病学调查上完全失败。
无论是工作内容重点的排序，到专家组人员的选择，都反映中国医学界重视疾病诊治，轻视疾病传播等公共医学的现状。1月5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当中，七条防控措施中，流行病学调查被排在第六。即使排第七的病原鉴定和分离，卫健委事实上给与极大的重视，投入巨大资源。病原很快就被确认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并获得全序列测定。
专家组是医学各领域的一些人士组成，但鲜有作为公共卫生领域的代表，流行病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更多来自疾病控制中心人员。 去年12月份出现的一些病例又多是在非三甲的小医院当中就诊，专家组对那里情况没有任何掌握，制定的诊疗规则更多依据大医院的情况。即使到一月初，武汉大医院往往接受的病人是那些病情加重而转诊来的，这些病人的症状和早期症状有不小的区别。 另外一个失误是专家组及武汉卫生部门一直到很晚都没有充分警示各医院做好隔离和医护人员防护。
-----------------------------------------------------------
附： 武汉疫情发展大事记（1月20日之前）
12月
12/30
12/31
1/1
1/3
1月4
1/5
1/6
1/7
1/8
1/9
1/10
1/11
1/12
1/13
1/15
1/16
1/17
1/18
1/19
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