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境”，即对外力求自保，既不发动战争，也坚决捍卫疆土；对内维持一方和平安宁。因此所有城门、城楼修得非常坚固壮观，如朝天门（原址在今鼓楼所在地）：“规石为门，上架危楼，楼基叠石，高四仞有四尺，东西五十六步，南北半之。中为通道，横架交梁，承以藻井，牙柱壁立三十有四，东西阅门对辟，名武录，夷敞可容兵百许。武台左右北转，登石级两曲，达于楼上。楼之高，六仞有四尺，连基而会，十有一仞，贮鼓钟以司漏刻。”除南北土门外其它城楼大致类此，比如后唐同光二年（924），在开慈云岭时，又把西关城重建了一次。子城的宫门通越门和双门，比罗城城门更为重要，自然造得更为讲究。城防措施
还包括在城内设置六个军营屯地：分别是城南上隅的白壁营、钟公桥北的宝剑营、盐桥东的青字营、梅家桥东的福州营、修文坊的马家营和褚家塘的大路营。六座兵营相互接应，以备不测。
此外还对联接各城门的街道、通衢、横跨各河渠的桥梁，以及市场、房舍、城楼等等，进行了规划和修建。所规划的城中自南而北的中轴线，就是后来南宋的御街和今天的中山路，千余年来未曾大变，至今仍在杭州城区中心，成为南北交通的一条主动脉，杭州城内的交通也大为改观。也规划有与中轴线成正交的横向街衢，形成杭州“丰”字形的街道格局。这种城市布局，成了南宋临安京城的基础，在杭州城市建设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城内外之间的交通，钱鏐下令从城南江边开辟岭路通向湖滨和城内，慈云岭是当时重要通道口，钱鏐亲自书写题记，刻在慈云岭岩壁上。
西湖形成之前，西部山区流出的武林水带来的泥沙可沉积在现今是杭州城区的海湾里，西湖形成之后，泥沙就只能沉积在西湖湖底。所以，从地质条件来说，西湖先天就容易淤积；再加上人为的围湖造田，加快了淤积过程。但西湖是杭州的水源，没有西湖，杭州就无法存在。自白居易浚湖之时到吴越建国之初，前后仅80余年，西湖就又出现“湖封蔓合”的现象。西湖变浅了，并长满葑草（野茭白）。当钱镠筹划在隋唐州治故址筑子城扩建宫室之时，有方士献媚说：“王如广牙城，改旧为新，有国止及百年。如填筑西湖，以建府治，垂祚当十倍于此。”钱镠回答说，百姓靠湖水以生存久矣，无湖等于无民。岂有千年而不换人主的？我有国百年就够了。因此，有“广治不填湖，留以待真主”的佳话。钱镠不理睬方士的建议，后唐天成二年（927）置撩湖兵士千人，定期疏浚西湖，加深湖床，清除葑草，巡湖禁止围田，使西湖在吴越时期始终碧波粼粼。当时西湖还可以停泊战舰，宋建隆四年（963）七月，钱弘俶还“大阅艛舻于西湖。”
钱元瓘命杭州守将曹杲在涌金门北侧开涌金水门，凿涌金池和涌金河，即涌金水门水道，西从涌金闸引西湖水入城，东出涌金水门，向东流经延龄桥而东至定安桥，折南连三桥址河，入盐桥运河（今中河），宋代这一段叫清湖河。由是“城中诸河专用西湖水，水既清澈，无由淤塞”，这是西湖又一重大工程。
盐桥运河即现在的中河，早先以凤山水门为界，南面称龙山河。龙山河是吴越国时期新开的河道。只是杭州作为南宋国都时，为大内的安全龙山河不再和盐桥运河相通，只能从闸口通到朱桥（今复兴路美政路口东北一里路左右），再往前就淤塞不通了。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疏浚龙山河，恢复原状直到今天。盐桥运河在樟亭即后来的候潮门附近入钱塘江，在它和龙山河的入江口分别造浙江、龙山两闸。龙山闸在白塔山旁，海拔八米左右，曹晓波《杭州白塔》一文说：“从白塔渡口入杭，需翻坝闸口。”据1953～2000年统计，杭州闸口的最高潮位为9.94米，吴越时观潮最佳点在杭州江干一带，潮位比今天更高，因此尽管此处地势较高仍需设闸以遏制江潮入河。浙江闸地势更低，海拔仅五米左右，涨潮时要闭闸防止海水倒灌。到吴越国建立，杭州城区成陆时间从杨素建城算起已有三百年，杭城地下水长期不能淡化及北部农田斥卤的原因恐怕就是没能遏制江潮通过盐桥运河，渗入城区地下，甚至沿河北上影响北部农田。设浙江闸后海水倒灌现象大为减轻，城内和北郊水系少受海水影响，情况就有所变化。离浙江闸最远的余杭水门附近的百井坊，不久已可凿井饮用，加上后来苏轼的整治，整个城区的地下水，在三百年后的元代也不再咸苦。
杭州扩建后，人口剧增，农商繁荣，用水量大增，建闸虽可以起到促进淡化的作用，但这需要假以时日才能见效。为居民饮用淡水需要，除开凿涌金池外，钱氏还在城内广开池井，著名的有：吴山北麓大井巷的五眼吴山大井，南屏山西法因寺的钱王井，凤凰山梵天寺的灵鳗井。据记载，钱氏先后凿井最多的是在新扩展的城北一带。在今杭州下城区百井坊一带，有钱王所凿的九十九眼井称“钱王百井” 。今杭州延安北路保存着一眼古井，即为钱王百井仅存者之一。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钱镠在吴越全境发动大兴水利，是“安民”又一重要措施。为了经常维护重要水利工程，据《十国春秋》卷78《吴越武肃王世家》。后梁贞明元年（915）“置都水营使以主水利，以主水事，号曰撩浅军，亦谓之撩清。命于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常为田事，治河筑堤，一路径下吴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上淀山湖入海。《吴中水利书》记载：“于沿海之地，及江之南北，或五里、七里而为一纵浦，又五里、七里而为一横塘”。“纵则有浦，横则有塘，又有门、堰、泾、沥而棋布之”。这些“浦”、“塘”的堤岸相接，形成圩田的四周圩岸，“使水行于外，田成于内”。又多设堰闸以调节水量，蓄泄有时，不畏旱涝。又开东府南湖，即鉴湖，立法甚备。水利既兴，农桑繁盛，连年丰收，地方日臻富庶，尽管百姓税负甚重，因为米价贱基本生活能有所保证。
古代农业是立国之本，农业上去了，手工业也很快发达起来。因奖励蚕桑，吴越的丝织业在十国割据政权中是发展最快的。早在晚唐，皇室专用的秘色瓷就是越窑贡品，吴越国时期瓷器业十分发达，各色品种的青瓷是与国内其他地区和国外贸易的大宗货物。商业也迅速繁荣起来，还积极开拓海外贸易，与日本、新罗、百济、高丽等国遣使往来，经贸交易，远至西南亚的波斯等国做生意。
浙江同时还是吴越国境内重要运输纽带。当时浙江除潮汐汹涌外，还有许多礁石险滩，其中最著名的一处在秦望山东南，“大石崔嵬，横截江涛，商船海泊经此，多为风浪倾覆，因呼为罗刹。”所谓“罗刹石”，实际上是玉皇山延伸至江中的余嵴，成为对船舶航行构成危胁的江中礁石。以前唐代的历任郡守都不得不于每年的中秋节，迎潮设祭，乐工歌舞其上，以祈求航行安全，所以钱镠凿平罗刹石等礁石，疏通了浙江航道。
国土被吴（后为南唐）、闽包围，三面受敌的局势，给杭州的商业、对外交通和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困难。陆路既然被封锁，只得在海上另辟交通，钱氏开通的这条海上贸易路线，在吴越一代始终畅通无阻，长盛不衰。后周广顺三年（953），吴越最后一位国主钱弘俶与闽僧契盈共游江滨碧波亭，其时浙江“潮水初满，舟楫辐辏，望之不见其尾。”钱弘俶高兴地说：“吴越地去京师三千余里，而谁知一水之利有如此耶！”契盈回答说：“可谓三千里外一条水，十二时中两度潮。”生动地反映了钱塘江航道海运盛况及对杭州的生命线作用。
苏轼撰文并书写的《表忠观碑》对吴越国为杭州乃至整个浙江的繁荣发展所作的历史贡献讲的非常清楚：“……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煑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然终不失臣节，贡献相望于道。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就是从吴越国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