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复旦数学77级
在新世界门前
作者｜宋春丹
1978年3月第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复旦数学系180多位新生坐在600号教学楼的阶梯大教室里，聆听校长、著名数学家苏步青的开学讲话。这是10年来，首次有人通过高考走进大学校门。“你们要把自己小看10年。但是数学上要出成绩，必须在30岁之前。”苏校长说。数学一班的过硬一听不妙。他是1966届高中生，开学时已年满31周岁。全班年纪最大的他是班上三个“老三届”之一，另外两个是29岁的金山和27岁的李源潮。主持开学典礼的数学系副系主任胡立鹏的讲话更不客气。他说，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四年的学习，把你们带到数学的大门口。你们自己看看进得去吧？进得去就进去，进不去看着转行。又说：“你们这一届中，只要有一个人进去，我就心满意足了！其他人都是陪读的，当然陪读也有好处，能够经历数学思维的训练，以后改行随便做什么都可以做得很出色。”数学二班的陈大康听后不以为然，心想：“进得去吧？”而今，他成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源潮则在多年后有感而发：“你本来想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复旦大学数学系77级数学一班在校期间合影
1978年2月28日，是复旦新生三天报到日的第一天。吴宗敏记得，这天是个阳光明媚的好天气。他本已定好第二天来报到，但按捺不住心痒，第一天就来寝室踩点。他被分到3号楼的223号寝室。寝室向阳，约15平方米，四张上下铺木床，中间是一张长条桌。他到时，已有同学将右侧靠窗的下铺收拾妥当。彼此做了自我介绍，他在左侧靠窗下铺贴上了写有自己名字的纸条，占了一个位置就离开了。第二天，上海市无线电八厂副厂长亲自带队，保卫处处长开着大卡车，工会主席带着十来个工人随行，一路敲锣打鼓把胸戴大红花的吴宗敏送到了学校。他1975年中学毕业后分配到该厂，这次高考，这家100多人的工厂中有包括他在内的4名工人被录取。卡车停在复旦大学3号男生宿舍楼前，工人们拿着他的行李——其实也只有一个小包，簇拥着他上了二楼，七手八脚帮着整理好行李，铺好床铺。22岁的张来武从安徽铜陵来到数学二班报到。他已经想不起来寝室的门牌号，只记得寝室地板的质量不错。因为他是寝室中唯一的外地人，每到周末，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他总把寝室的地擦得干干净净。刚来时，他看到一位室友拿着一本全英文的小说在看，大为惊异，因为自己连英文字母还认不全。一楼的132号寝室里，计算数学班的沈文海坐了整整一天的火车，从北京风尘仆仆而至。他是全寝室最后一位入住者，大家自我介绍一番后，便陷入了沉默。寝室年纪最小的男生李刚打开了收音机，跟随广播里的领读大声念起英文：“Yes, it is. Yes, they are.”陈晓亮也被分到计算数学班。他很奇怪，因为之前报考的明明是物理系。后来他听说，去杭州的招生老师是数学系主任，他把这个地区所有第一志愿报考复旦的上线考生全部招到了数学系。虽然未能如愿就读物理系，但陈晓亮还是觉得颇为幸运，因为数学系是复旦大学最好的系，考分最高。数学系77级被媒体称为状元班。数学一班的何宁卡是湖南省高考状元，李克难是湖南省第二名，计算数学班的李乐德是上海市高考状元，姚大卫是洛阳市高考状元。4个班中，数学一班平均年龄最小，被称为“小班”。17岁的李克难在小学时跳了两级，汉语拼音还没来得及学会，大学时要补习汉语拼音。15岁的朱一新跳了三级，从崇明农村考入复旦，被媒体称为“最年轻的大学生”。数学二班和计算数学班入校时就各有十多位“老三届”，入学时大都已婚。上学期间时不时传来谁家孩子出生的消息，名字多叫“欢”或“乐”。3月底，一批高考成绩出色但年纪偏大的学生经补招入校，成为走读生。数学一班新招了8人，最大的已36岁；计算数学班新增了7人，全都是30岁。陈晓亮听到大家私下议论，是不是有“走后门”的。他有朋友在上海交通大学，就没有补招的事。但后来发现，班上的走读生都很优秀。其实，这是根据国家的新政补招的。开学后，国家紧急下发了《关于普通高等学校试行招收走读生和增加招生名额的通知》，允许高等学校在完成招生计划的前提下试行招收走读生，并要求注意招收1966届、1967届高中毕业生。5月27日是复旦校庆，下午是各系参观日。新生们对这一天期待已久。223寝室结伴参观，到计算机楼时，吴宗敏第一次见到了计算机，体积比一个寝室还大。数学系的展览则门庭冷落。几排桌子上，整齐陈列着刊有该系师生论文的国内外著名学术期刊。新生们尚不能理解其中含金量，只觉得呆板沉闷，转了一圈就匆匆离去。开学第一周，考虑到从前工农兵学员入学时水平参差不齐，数学系决定先对新生做一次摸底考试。考场设在学校大礼堂，彼此间至少隔两三个空座，以免抄袭。考试内容为初等数学。分数当天就下来了，沈文海只考了63分。但他的成绩并不算最差的，最高分也不到90，成绩相对较好的多为“老三届”。数学系决定暂停教学计划，腾出四周时间专门补习初等数学。600号楼是数学系所在地，其中611教室是可以容纳200人的阶梯教室，数学系的公共课大都在这里上。77级是仓促考试和开学的，一开始教材供应跟不上，很多课本还是油印的，第二学期才恢复正常。开学后不久，老师告诫他们，以他们现在的水平，千万不能碰哥德巴赫猜想，“这东西害人的”。数学系常收到声称解决了哥德巴赫猜想的“民科”们的来信，就会把信发给学生，考他们能不能看出问题来。数学分析是公认最难的一门基础课，考验逻辑推导能力，很多同学都喜欢这门课，尤其喜欢听何成奇讲这门课。因为他不但讲出了数学之用，还讲出了数学之美，“让你觉得不仅是进入了一个科学殿堂，也是进入了一个艺术殿堂”。数学分析课辅导老师孙芳烈也是数学一班的第一任班主任，是班上同学公认的大学期间对大家帮助最大的一位老师。在同学的记忆中，她有一颗“母仪之心”，宽爱所有的学生，非常认真负责，一心扑在学生身上。现已83岁的孙芳烈头发花白，思维清晰。她极其低调，一再推辞采访，好不容易接受了，又一再强调，记不清多少事情了。大学班主任跟中小学班主任不同，学生们基本均已成年，有自觉性，能力强，都是自己管理自己。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77级是她带过的最优秀的一届学生，很有集体观念，不是只关心自己。她是复旦大学1953级数学系学生，带班时已年过40，工资刚从拿了二十几年的60块钱调到72块钱。她和在浙江大学工作的丈夫长期分居两地，两个孩子小的只有3岁，工作很忙，她只能把孩子全托。她设身处地想，过去自己上学时遇到问题经常找不到老师，就每天下班后都留在学校。为了保证答疑质量，她把《吉米多维奇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一遍。《吉米多维奇习题集》是数学分析的经典题集，同学们都争相去图书馆排队借阅。书上只有习题，没有答案，不少人解题上瘾。沈文海的下铺黄忠强将做过的习题装订成册，珍藏起来。封面上用正楷写道：“习题之真谛所在，欲知者智穷而后启之。”在第一学年的数学分析考试中，数学一班有14人得了100分。苏步青连连称赞这个班“不得了”。数学系是苏校长的“宠儿”，77级更是他的骄傲。数学系学子们也均以“校长门生”而自得。苏校长作讲座，有学生迟到，分辩说自己只迟到了一两分钟，他说，根据数学归纳法，等于1时成立、等于2时成立、等于n＋1时成立，那么结论就成立。同理，迟到一分钟不算迟到、迟到两分钟不算迟到，那迟到多久也不算迟到了。经过“文革”时期的停滞，当时数学系只有苏步青和谷超豪两位教授，夏道行是副教授，其余授课老师都是讲师或助教。谷超豪不拿教授工资，拿副教授工资，他说，什么时候夏道行拿了教授工资了，他才拿教授工资。谷超豪有一种老派的绅士派头，待人彬彬有礼，讲课循循善诱。他曾给数学系上过一学期选修课“统一场论”。下课后他总会留下来，和学生聊天交流。陈晓亮记得，有一晚下课后，谷超豪和几个学生一起离开教室，在路口分手时，他停下来，等学生先走了，自己才走。夏道行教实变函数，考试极难，考前也不给复习范围。考试时，一共只考一道半题目，一道是证明一个书上用了二十多页来证明的定理，半道是送分题。两个小时过了，一直到吃饭，也没人交卷。不过，他严是严，但并不会真的难为大家，还是会让大家及格的。数学系有一门计算机课。当时的计算机没有显示屏和键盘，运算结果只能打印出来。打印纸尺寸大，质地好，能当草稿纸，还能糊墙壁、包书皮、垫抽屉、做信纸。个别学生故意将打印结果排得很稀，原本一张纸就能打印完的用了五六张。大一时，最受追捧的课程并不是专业课，而是政治课“中共党史”。学子们都关心时事政治，老师讲党内“十次路线斗争”讲得声情并茂，阶梯教室座无虚席，下课时全体鼓掌。
1978年秋，吴宗敏在3号楼男生宿舍223寝室看书
校图书馆阅览室一座难求，常有人用书包占位子。很多学生熬夜甚至通宵学习，恨不得一天能当两天用，晚上能当白天用。由于学习高度紧张，开学三个月沈文海就开始失眠，有时通宵不能入睡，满脑子定理习题。直到大学最后一学期，他开始冬泳，失眠才痊愈。入学后的第一个夏天，上海酷热难耐，没有电风扇的寝室里像蒸笼一样。沈文海每隔一阵就要爬下床，跑到水房里，用凉水浑身上下一遍一遍地浇。那个期末，学校决定提前放假，开学后补考期末考试。考虑到学生的身体，校方决定执行“熄灯令”：图书馆晚上9∶30熄灯，教学楼9∶40清场、10点熄灯，宿舍楼10∶40熄灯。“熄灯令”招致一片反对之声。学生代表找苏步青反映：同学们无法完成课业，希望延长供电时间。苏步青说，来日方长，既要学习，也要健康。不过，熄灯时间被延迟为教室10∶30，寝室11点。于是，熄灯后，宿舍楼就会响起一片“轰隆轰隆”声，那是从寝室往走廊拖板凳的声音。不久，为了争夺走廊灯正下方光线最好的位置，一些学生不等熄灯就用板凳占位。楼前的路灯下也总是站满人，都是数学系的学生，大部分人都在读外语。李源潮后来说，他工作后外语一直不错，很多人以为他出国留学过，其实完全是“路灯底下的外语”。不过，也有学习轻松的。计算数学班的李乐德、姚大卫、顾大维三位“老三届”都已成家，每天下课后都要回家做家务，但成绩却很是出色。陈晓亮学习十分紧张，很好奇这几位老大哥是什么时候做的作业，后来听说是在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就在脑子里做完了。刚开学时大部分人的英语都是从26个字母学起，姚大卫已经能用英文交流。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考试。上海交通大学刚设立的研究生院急需人才，李乐德、姚大卫、顾大维被要求报考上交大的研究生，并被录取，只读了3个学期就离开了复旦，一学期后又都赴美留学。每天早上5点，戴晓波准时起床，拎上几个空的暖水瓶，奔赴运动队参加训练。他曾获复旦大学中长跑比赛第三名，从大一起就加入了运动队，一直到七年后从复旦研究生毕业。7点多，他训练完毕，在食堂吃过早餐，给晚起的室友捎上馒头，拎上打好的开水，跑回寝室。他的下铺吴宗敏常常会在第一遍铃打过之后、离上课只有5分钟时才匆匆爬下床，抓起馒头，一边咬一边往教室跑。王向东入学时肝病未愈，面色蜡黄，每天早睡。室友就寝时间不一，免不了互相干扰，但从未有人表示过不满。223寝室的7名男生中，27岁的李源潮是寝室的大哥。因为年龄比其他人大了好几岁，阅历丰富，性格稳重，室友们多敬他几分，不像其他人之间时有玩笑和打闹。当时规定，工作5年以上可以带薪上大学，每次一起在外吃饭，有收入的他总是抢着买单。他爱打桥牌，曾和吴宗敏组队参加学校的桥牌比赛。21岁的戴晓波性格活跃，喜欢创新，由于身处运动队，他的课余生活比起“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数学系同窗们算得上丰富多彩，过得不亦乐乎。运动队会发运动服，他的衣服也总是全班最漂亮的。19岁的何宁卡性格成熟，在中学时是学校的团总支书记，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是223的寝室长。他对时事很敏感，聊天时，谈起时事新闻和历史，他都如数家珍。21岁的吴宗敏和18岁的王向东是好友，第一学期时一直出双入对，总去图书馆里钻书堆。吴宗敏考试经常第一个交卷，比其他同学能提前半小时；王向东记忆力超群，过目不忘，笔记和作业极为整洁，考试常拿100分，99分都很少见。16岁的毛怀遂年纪最小，性格却很沉稳，他擅长长跑，曾是西安市长跑比赛第二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