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院一世界
对于胡同内的老北京而言，院中世界始终有一份神秘感。最初的大院居民们，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带有各地方言腔调的普通话，工作好像永远很忙，生活好像不用自己操心便料理得井井有条。
每个大院都是一个功能齐备、自给自足的小社会。礼堂、操场、浴室、游泳池、俱乐部、商店，甚至医院、邮局、储蓄所、幼儿园、小学、附属中学……应有尽有。他们足不出院就可以得到生活、工作所需的所有资源。有人甚至开玩笑说：除了火葬场，大院里面什么都有。
上世纪60年代，八九岁的杨五一跟随父母迁往西山脚下的北京军区大院。在那里，他度过了难忘的少年时光。虽然，随着父亲的下放，他早已搬离大院，但至今他仍能不假思索地画出大院的布局图。
北京军区大院北面依山而建，一条贯通始终的大路把大院分成东西两院，西边是司令部，东边是政治部。司令部的办公楼在西院最北端，办公楼前是经常组织活动的大礼堂，礼堂外面是一片广场。几乎每个星期，广场上都放电影。每到这时，杨五一和院里的小孩们便会搬着小板凳坐在屏幕两边。什么《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看得小孩们如痴如醉、热血沸腾。
广场南面是大片的宿舍区。部队大院的生活遵循着有序的级别关系，住宅区便是最典型的体现。杨五一说，宿舍区里最显眼的就是部长们住的二层小白楼，站在西山上都能看见，其他宿舍楼则是红色的。杨五一的父亲比部长们低一级，住在小白楼南面的四层红色宿舍楼里，再往下就是大参谋们住的五十几号楼，而大部分普通干事则住在小河对岸的九十几号楼里。当时的北京军区司令杨勇的小别墅，在院外的半山腰上。
大院里的生活保留着明显的集体生活印迹。许多院内居民依据早、中、晚三次定时广播，规划每天的作息。很多人虽然有家庭，但仍习惯于去食堂吃饭。杨五一记得，北京军区大院里，有数不清的食堂，按级别不同相互区分。级别高的食堂就是人少一些，菜做得精细一些罢了。
大院的孩子们一出生便过着集体生活。他们从小被送到大院附属的幼儿园全托，一个星期才回一次家。幼儿园毕业以后进入附属小学，还是住校。
大院里家庭关系也显得不像普通市民那样紧密。从小在海军大院长大的林园记得即便是一周回家一次，有时她也见不到父母。在她模糊的记忆里，父母总是很忙。她和兄弟姐妹们有时会跟着保姆到他们家去过周末。“当时也没觉得特别惨，因为大院里的孩子们都这样。”林园说。
大院的孩子们从小上一个幼儿园、一个小学，甚至一个中学，一同参军。家庭关系的松散，使得他们彼此之间联系得异常紧密。
杨五一说，大院子弟们最集中的一段院内生活是文革初期。文革初，学校全都停课闹革命了，家里的大人靠边站的靠边站，挨整的挨整，大院成了他们这帮半大孩子的天下。“司令部和政治部的人互相瞧不上，两拨孩子在院里碰上了，话茬不对就能打起来。”可一旦院里的孩子跟外面的孩子发生了冲突，院里孩子则显得异常团结。“只要说是我们院的孩子跟人打起来了，那二话不说全院都上。”杨五一回忆。
那一时期，大院子弟与市民子弟之间冲突的极端案例，就是被许多“大院戏”反复提及的，大院子弟“王小点”手刃胡同顽主“小混蛋”的公案。据说，王小点率领一干大院子弟，运用了引蛇出洞的策略，把“小混蛋”堵在了北京展览馆附近。传说中“小混蛋”被扎了二十多刀。
就是在一次次的“岔架”过程中，大院子弟间建立了外人难以体会的感情。王朔、叶京的发小儿刘俍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说：“我们之间好到不讲理的程度，我托你办事，你必须给我办成，办不成我就骂你，我不考虑你有没有能力办。那时大家都没什么钱，有时一算日子，哥儿们是不是该发工资了，二话不说，就拉着刚发工资的哥儿们上外边吃饭去了。没什么话说，那会儿挣得都不多，一顿饭半月工资没了，但那也要请。”
就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高洋把兄弟们坑了，有兄弟为他送了命，但最后大家还是原谅他。“本是同根生，割了他，就伤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