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里院外
在胡同里，所有的居民的户籍都要归居委会管，你想办理户口，领粮票，都要找街道居委会，而在大院里，居委会就是本机关的一个部门。对于大院外的老北京市民生活，大院子弟们都不甚了了。搬进北京军区大院之前，杨五一生活在护国寺附近的平房区。“那时大院还没建好，护国寺这片胡同里住的都是北京军区的人。”
虽然住在胡同里，也没有院墙，但杨五一感到其实那还是个“大院”。他们的一切生活都是有组织的，根本没机会接触到普通市民。见面闲聊说几句客套话，平时做了稀罕吃的互相送送，过年过节串个亲戚，结婚送礼摆喜酒……这些北京人的老礼儿，跟大院里的人无关。他们习惯于更简单，更直接的方式。
在海军大院长大的袁忆清，婆家也是部队的。直到出身“地方”的弟媳进门，才第一次有人张罗给孩子压岁钱。“我们小时候根本不讲究这些，大人也不给，孩子也不要。给来给去多麻烦！”袁忆清更喜欢院里简单的方式。
对于胡同里长大的市民孩子而言，大院里的生活也显得非常神秘。1963年，从小在胡同里长大的灵山考进了北京外语学校。外语学校里集中着很多部委、军队的高干子弟。灵山此前从来没想过，北京城居然还生活着这样一个阶层。最明显的例子是几乎一人一块手表，“胡同里即便是大学生也很少戴表”。“欧米茄”“劳力士”这些名字，她也是在那时第一次听说。
大院子弟们彼此间的话题更与市民孩子不同。对于政治他们有着超乎一般的兴趣。“他们凑在一起老聊国家大事、世界形势，要不然就是一些从父母那里听来的内幕消息。胡同里的孩子哪儿管这些呀？我们以前就是唱歌、跳皮筋，要不然在一起学习。政治跟我们压根儿没关系。”灵山回忆。
对于父母间官职的高低，大院子弟们异常敏感。民俗学者高巍小时候住在景山后街，家里是地道的老北京人。景山后身是著名的总参大院，他所在的小学中有不少是大院子弟。高巍记得：“那时候已经取消军衔制了，这帮大院孩子们没事就把大人以前的肩章拿到学校互相比。官大小比完了，就比谁参加革命早。我那点儿关于军衔的知识都是那时候学来的。”
1958年，北京崇文区北五老胡同22号家属组织起来参加社会生产，生产组员们到集体食堂买饭。这是与大院社会截然不同的胡同记忆，至今让灵山记忆犹新的一幕是，搬进学生宿舍第一天。同屋的一个女同学问她：“你们家是高干吗？”灵山说，不是。女同学不言语了，过了一会儿说：“你长得像‘高干’。”“长相还能看出来？高干家出来的长什么样？”女同学说不上来，但在他们心中确实有一把尺子。对于平民子弟，他们确乎有一种难以言传的优越感。
大院子弟和胡同子弟，分属两个阵营。在学校里，即便不是一个院的，大院孩子也愿意跟大院孩子在一起玩。杨五一从小到大的好朋友几乎都是大院的。虽然在北京生活了五十多年，但他坦言对胡同里老北京的生活并不了解。“跟胡同里的孩子接触也不多，人家也不跟你深交。”
作为胡同里长大的代表，高巍对于大院子弟的处事方法也感到惊讶。那一年王朔因为与母亲的关系紧张而到《心理访谈》做客。他跟母亲的对话方式让高巍感到惊讶，“胡同里长大的孩子不可能这么跟父母说话，就算街坊听见了，也能给你大嘴巴。”就算再生气，胡同里的孩子也得跟爹妈称“您”。
高巍认为，大院文化算不得北京文化，他们是一种革命式的、斗争式的文化，不是敌就是友，没有第三条出路。老北京文化是宽容的，平实的，闲适的。“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虽然没有什么高贵的生活，但荣华富贵他们都见过。虽然，彼此也会因为鸡毛蒜皮的事儿打架，但打完了还能交朋友，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事实上，高巍口中闲适、随和的胡同北京早已是陈年往事。正经八百的北京四合院在今天的北京已经越来越稀少，即使没拆也不像个样子了。解放初，北京人口仅有100多万。60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已攀升至2000多万。现实中，老北京人早已是凤毛麟角，在来自五湖四海的大院子弟们的冲击下，在北京市旧城改造的风潮中，随着一条一条胡同的消失，老舍描写的那种四合院里居民们家长里短、共议国家大事的老北京场景正在渐渐淡出，哪種四合院大多建於元朝，許多破落的四合院成変了大雜院，裡面住著北京最窮的城市貧民，有個電影叫龍鬚沟，还有話劇叫窝頭會館，講得就是這一類大雜院。许多从小就生在機關大院宿舍楼里的北京孩子，连四合院都没有见过。北京一些有名的四合院後來成了獨門獨戶名人故居，黨政高官的宅院。住機關大院的幹部總得來講離住上四合院还差一大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