摒弃“大国崛起”，全民励精图治——正路思考
中国人既然这么聪明，聪明得可以到处为人师，为什么世世代代不能像比较“不聪明”的民族那样形成同舟共济的共识?为什么不能学会组织起来并且造成共同遵守的制度?为什么中国人仿佛只有聪明但缺少智慧?
对于“大国崛起”这个口号（是否由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先生首倡的“和平崛起”演化而成仍待考证），十多年来的观察使区区在下一个看法非常确定：不应当赞成。笔者不揣简陋，诚恳希望国人接受另一个口号以为取代：励精图治。
励精图治，原是君王（天子）立念，治的对像主要还是下民，治得家奴，就是治好了国。中国自进入现代——且勿追究是如何进入的——以来，特别是号为新中国的国家成立之后，国家的主人不再是天子，也不应该是任何或经公认或乃自封的精英或先觉群体，而必应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全体，这就是今天可谈的励精图治题中应有之唯一主语。上世纪清华园学子倡议国民“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原本说出了这个意思。后来国家不幸，改革多歧，上不可问，下不可倚，与之伴随而盛行的口号竟尔成为“大国崛起”。自兹种种以来，一度有些主旋律气像的那种挺身作主人的蓬勃民气早就渐次消失，不见了。
所谓社会成员的励精图治，用接地气的话说，无非“把自家的事情做好”之意。与“大国崛起”的实践相对照，励精图治侧重于更多的思考，更多的协商，更多的盘点和及时修正，并不需要急急忙忙对外宣示，更不需要大言欺人或者自吹壮胆。
要提倡社会公民励精图治，宜先检点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的路。对它的前三十年（约数），最好的概括描述之一是小说家王小波的一段随笔：“乌托邦是前人犯下的一个错误。不管哪种乌托邦，总是从一个人的头脑里想象出来的一个人类社会，包括一个虚拟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而非自然形成的人类社会。假如它是本小说，那倒没什么说的。要让后世的人都到其中去生活，就是一种极其猖狂的狂妄。现世独裁者的狂妄无非是自己一颗头脑代天下苍生思想，而乌托邦的缔造者是用自己一次的思想，代替千秋万代后世人的思想，假如不把后世人变得愚蠢，这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功。现代社会的实践证明，不要说至善至美的社会，就是个稍微过得去的社会，也少不了亿万人智力的推动。无论构思乌托邦，还是实现乌托邦，都是一种错误，所以我就不明白它怎能激励人们向上。我们曾经经历过乌托邦鼓舞出的蓬勃朝气，只可惜那是一种特殊的愚蠢而已。”（《〈代价论〉、乌托邦与圣贤》）
就现在五十岁以上的人记忆所及，王小波将我们的青春寄托归类于乌托邦，十分贴切。至今还有人高调标榜自己的理想社会为“乌有之乡”。在上述之特殊的愚蠢年代，堂上，一个精神褊狭、为维持天纵英明的假像而一生文过饰非的人被吹嘘为世界人民的伟大导师，连他那些语意不清的话也被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真理；堂下，万千腹内空虚的中国人天天呼唤“要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只有“落后”和“反动”的中国人在阴暗角落里才能实话实说——“我看咱们才最受苦”。哀哉回顾，那时种种逞强的对外宣示，如俗话形容，正是赖蛤蟆垫桌子腿儿——鼓着肚子硬挺，其实没有震住万国，只是蒙蔽了中国人。
中国之路的最近三十年（也是约数），肚子空虚的问题解决了（但肚子以上再以上的器官仍不免空虚），这首当归因于令人不可容忍的人祸终于被认识、被唾弃。社会产品丰富了，生产总值大大增加了，依靠人口体量，集合举国之力，中国可以办出一些其他国家或者办不了、或者不屑办、或者谈不到究竟所以然就是没有办的事情，例如不待论证有结便挥斥巨资在南方几亿国人头上悬起的三峡水库，又如无需考虑用地成本而大干快上满地爬的高铁。这些，纵使能全加起来，纵使真地全是正的东西如正能量，相对于十多亿中国人的幸福、尊严和民气培育之所需来说，也还远远达不到值得言说的水准线，实在并不足以激励当国者对外显示软硬“实力”。
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以上提到的教训有共同的表现特征：为了虚的，误了实的。拣其荦荦大者而述，不是为了说明大国健忘，只是为了指出“崛起”的鼓吹者忽略了些重要的根基，例如立民，那是大国第一不可或缺的因素。
把皇帝身上究竟穿了一套灿烂新衣还是只有一副原装皮囊审视清楚，说出来，对于“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究竟要做什么的问题更容易走向共识。
同舟共济
常有人说中国人缺少公德意识。但是，对公德之为物，“同舟共济”这四个中国字却是最为简明达意，既表明了公德之所为何来，也道出了公德的理想境界。然而这个古训未能经常落实。据新闻报导，仅２０１４一年，中国乘客在飞机和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崛起”肇事总计竟达一千多起（形容闹事为“崛起”，因为其中确有很多次是发生在国际航班上，给外人看的）。有关共济，一则寓言故事是这样的：毒蝎央求青蛙驮它过河，青蛙怕挨咬送命，毒蝎说，毒死你，我也得淹毙，是这么个道理不?青蛙同意；中流半渡，毒蝎到底忍不住，还是咬了青蛙一口……青蛙临死前说，能不能请教一下，这到底是为啥嘛?毒蝎说，其实这跟道理不相干，这是我的本性。这个故事有不同的讲法。美国前总统里根的版本是，毒蛇让海龟驮着过地中海，对共渡者奄奄一息时的“为什么呀”，毒蛇的回答是简单一句“这里是中东”!里根把它拿到宴会上当笑话讲给客人。今天，要是针对中国乘客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闹事的最新新闻，把这个寓言的最后一句改为“这里是中国”，您笑得出来吗?
同舟共济是几千年文化中的好东西，所传的道理，是生于社会的人有共同利益；对共同利益能够认同，才可能使社会持续发展。丢弃这个道理，就是抱着悠久文化，却丢掉其优秀部分，只夸说它老，并没有什么好。
锻炼组织
无庸讳言，最广为人知的中国特色是：中国人要么无组织，是一盘散沙，要么有组织，是一坨寒冰。以己之特色测度世界，就有人说奉行民主制度的国家乱像多，人民遭殃。但无论上下谁都知道这样的说法从何而来。还有个说法是，不要人多嘴议论，方能产生效率。看看历史，以治国论，这种效率的最高典范是纳粹德国。尽管发生在几十年前，那个西方样板的效率仍是今日中国难以企及的。可见效率绝不是国家民族走正路而立于不败的保证。由“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的旷古未有的组织形式，被运用贯穿到社会基层，得到了大陆江山一统的结果。其后数十年，正因坚守这一组织形式，便恰恰保证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永远不可能实现，除了作梦、在哪儿都看不到。今天，对民主集中制（民主本是为了实现集中，集中却不是为了指导而是为了服从、以使行政名正而言顺）的理想描述已经成了坚不改革者公然南辕北辙的车旗。饶有治国经验和历史责任感的赵紫阳曾对人说，我们现在不培育反对党，一旦（社会）有事就会很危险。这句话，除了讲到政党（执政与在野）应服务于社会这层意思，也预示公民必须学会组织自己，不只为了反抗和诉求，更是为了协调、稳定和共进。现代宪法中都规定公民有结社自由，根本原因应是在此。这位贤者点出的道理，与当年王鼎钧先生对监视他的国民党特务讲说的“民主，就是解决如何‘失国’（指从专制走向宪政常态）的问题”是一脉相通的。王先生尽管失望地离开了台湾，终竟在有生之年看见自己的道理在那里得到证实，比赵先生幸运得多。
为了中国人站立于现代社会、达到能经过上下协调组织自己的国家的政治局面，庙堂与江湖，哪边应先迈开第一步?如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古老问题，讨论与“做起”并观，应当哪个在前、哪个在后?自清末民初以来的实践揭示了一些答案，但需要更多的人在言行互动中达成共识。
朝向文明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从这个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说引申生发，中国人长久以来笃信“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这样一句话。如果我们能像《新阶级》的作者密洛凡·德热拉斯那样，在分析历史和社会问题时盯住事实和现像，不急于把事实嵌入理论推导的框子，自然就可以凭常人之眼看到：你死我活，那是自然界生物生存斗争的特征；社会差别，阶级产生的根源，不可能通过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消除，在一部分人被消灭之后，差别和阶级照样发生，仍在人间；在历史进程中，要促进社会人群的进步而不是崩溃，阶级斗争必须采取政治斗争的形态才会有结果。几千年的历史，应是人类为了共存而一步步转向文明的历史。在设立于美国密西根州首府兰辛市的州博物馆中，参观者可以坐下来看一部纪录片，看到近百年前美国汽车制造厂里劳资两阶级的斗争景象。当罢工中的劳方要求被资方认为太超前而予以拒绝时，谈判谈不下去。此时，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州长可以依法调动州警以至州国民警卫队强制工人复工，以前也都是那样办的。但是随着实践重复经验增多，作为社会政治家的州长产生了新的认识：武力压服会最终导致两败俱伤，伤害社会。他的决定是一面不派警察进厂，一面对资方加压，要求双方限期达成协议。美国人把这段历史放在博物馆里展览，可见它是作为一个“正能量”、而不是一时权宜之计而留诸史册的。资中筠先生谈过“打出来的国家”与“谈出来的国家”的区别，指出：打出来的国家不如谈出来的国家站得住脚。“结论是只有政府根本目标改变，只作为一个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手段，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就要改革，或换掉。”这里的“政府根本目标”，亦应解为国家的根本目的。世道本应如次：政府的根本目标应是服务国家，国家的根本目标是保护主人即公民的基本权利（生命、财产、思想、言论）。现今实然者与应然者逆向而行，谓：公民的任务是服从于国家（爱国），国家则以执政党为其“核心利益”。资先生没有进一步推论的是：打出来的国家不惟站不住脚，崇尚“打江山坐江山”的文明能与新的文明永远共存于世吗?
走向野蛮是与世为敌，是希特勒和东条英机的路，要取败自亡就一定要走，不动摇。走向文明是与世共存，是某些人声称“绝不搞”的道路，却是国家民族欲求兴盛之所必由。
结语
呼吁弃绝“大国崛起”、采纳励精图治为口号，是为重要国是，小民如笔者有没有话语权?举例来说，一说面对的是雾霾问题，专家会说，先弄清“雾霾”是什么，你才可以谈。所以，老百姓必须用接地气的语言，说要解决的是脏空气问题，是咱们每天不得不出门吸进身体的那些东西的问题，专家要是懂，拜托，快点儿说说清楚。又如转基因食品，学过生化的方是民说，崔永元不懂专业，不配对此发言；而小崔所追问的，是那些新型食品的生产来源和市售盈利机制为什么不能对消费者公开、让大家吃个明白；所以，崔永元有权发言，他在努力试图补社会的锅。资中筠先生评论某种特色的社会主义，谓之为有某种特色而无社会主义。可是这个特色又是什么呢，其实是有主义而无社会，即无所谓社会、只剩下了“主义”。这个主义的特色，一曰空洞无物，二曰任意变形。同一个“马克思主义”，同一个“社会主义”，握有权力者根据彼时此时的需要来解释，前三十年，后三十年，鹿也曾经叫马，马也可能称鹿，“站起来了”的人们只有肃立恭听闭口不言的份。经过所有这些教训，笔者以为，从本人出生到毛主席逝世，自己多半生时间里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和一党制度之下，中国的事经历得够多，避开路线、方针、政策（非指令狐子弟）等等大词儿，也应当有资格谈谈中国人走什么路不走什么路的事情。
（2015年3月明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