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思想僵化扼杀经济活动
集权与计划抹杀经济最基本的社会要素，即市场与自由，使社会最基本的经济活动，生产与消费脱节，企业失去自主权，经济活动失去方向。意识形态思想对私有制的天然敌意与压制，极大地伤害了社会个体的生产积极性。私有财产是人类生命自然属性的自然必然衍生，财产私有不仅是人类文明进化的标志，也人类物质生产与分工的必然结果与必要手段。社会物质生产，本身就是自然而然的社会活动，是人类天性或自然属性使然，财产私有也是这种社会自然生产活动的必然结果，财产私有也必然带来私有生产，这些社会自然自由组合的私有生产是社会物质生产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社会生产细胞，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通过强制手段压制甚至取消私有生产，都必然会伤害社会生产，也造成消极抵抗的社会因素。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革命思想与西方资本主义及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的本质区别，外部西方势力的围堵，以及苏联对外输出意识形态革命，使苏联与西方之间一直相互抱有敌意。二战之后的意识形态竞争更使美苏展开军备竞赛，这也使苏联走上重军工生产，扭曲社会健康生产结构，形成忽视社会消费的畸形经济体系，穷兵黩武，社会经济雪上加霜。
经济发展出现困难，思想僵化，意识形态无法解释外部与自身现象，找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社会高压自然而然错误社会管理手段，而一味的高压与铁腕，使社会产生消极抵抗情绪，社会大众最终产生自我怀疑，思想上使国家及社会解体，高压管理替代思想意识成为社会维系的基础。
在二战胜利之后，苏联已没有迫在眉睫的外部威胁，在国内，公开敌对势力已被消灭，革命失去公开的敌人，意识形态的革命理论无法解决国内的具体社会问题及经济建设问题，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全民党就是一种走出意识形态革命意识的尝试，使意识形态理论更符合社会的经济建设与社会现实，这种理论的尝试随赫鲁晓夫下台而终止，然而这种在意识形态思想框框里面找出路，按图索骥的理论创新也终会因脱离社会现实而失败。
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不但缺乏符合社会现实的自我思想定位，也没有明确的思想理论为基础，为改革而改革，演变成为为自我否定而改革，接受外界或敌对意识形态做为改革方向，从一开始就埋下改革失败及社会动荡的种子，社会改革最终演变为颠覆体制的社会革命。这种最高领导人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不但有着经济失败的社会原因，也是意识形态思想长期僵化，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社会信仰与理想流为空洞口号的必然结果。
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仅是苏联社会危机的根源，不是苏联解体的必然，苏联最高领导者对意识形态思想的自我否定，摧毁执政党长期建立并赖以执政的社会思想基础，社会思想基础的瓦解，使执政当局失去坚实的社会根基，加之最高决策者的连续失误，是苏联解体的关键。
5. 改革与社会脱节
改革由始至终，不论是在改革政策的咨询拟定，以及政策的贯彻执行，最高领导者都是依靠身边智囊团，或小集团，使改革的决策与执行脱离整个政府执政群体，脱离整个政治体系及执政意识形态长期营造的社会群体，即广大党员或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决策与执行群体脱离社会权力架构，整个政治体系及意识形态的社会基础成为改革局外人，对改革目标既不理解，也无所谓支持，改革成为孤家寡人。在苏联社会长期思想封闭的环境下，施行公开化，开放媒体，放任反对势力对国家历史不负责任的舆论诽谤与攻击，使苏联从一个伟大国家成为人间地域，这都是对国家形象与社会秩序与信心的极大伤害。改革出现危机，领导者不是自我反省，通过原有政治结构团结政府长期经营的社会基础，巩固执政权威，而是一意孤行，使最高阶层更加偏离社会，即得不到执政社会基础的支持，也得不到批评者的信赖。
并不是说不应该公开化与开放媒体，而是说对一个长期封闭的社会，应该是有序逐步渐进的开放过程，营造一个平和理性的社会氛围，使社会各群体能够对国家社会的历史及未来进行理性客观的讨论与批判。这个逐步渐进的开放过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对社会的引导与规范，放任自流是自毁社会根基，自取灭亡。
3.6 专制体制无法自我纠错
集权与专制的执政传统与权力结构使执政集团难于纠正错误，最高领导人拥有高度集中，难以受约束的权力结构，所有权力集于一人，除最高当权者外，最高权力群体无法通过平和或合法的程序纠正改革带来的社会危机，最高当权者一意孤行，使整个政治体系一再错过自救的机会。
这种集权的权力是纵向权力结构，领导者以脱离体制结构的方式进行改革，而改革及社会出现危机，原有意识形态造就的社会基础，或原有体制的广大社会支持者也无法产生横向组织自救，避免体制崩溃。体制内保守势力通过政变解救政权危机的企图不但得不到社会基层及精英群体响应反而加速体制的崩溃。
3.7 政治精英为私利与自保拆解国家
在一个集权及专制的国家，任何对政治体制的反抗及批评都会带来严重后果，社会大众噤若寒蝉，长期的压抑使社会积怨甚深难于排解，任何爆发都将带来社会危机。社会的改革仅能由紧到松，逐步渐进，使积怨逐步纾解，使社会在有序而理性的环境中逐步走向开放与自由。然而反体制领袖人物，深知旧体制的传统与强大，体制保守势力的反扑将是颠覆者的末日，反体制领袖人物为自保与私利不顾后果，不惜一切手段彻底摧毁现行体制。由民主方式产生的加盟国政府或地方势力，为自保对中央政府除之而后快，地方与中央政治势力已无调和余地。
做为社会精英的执政党及政府官员早已从革命时期的理想主义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沦为或被尸位素餐的官僚所取代，成为惟上是从，惟利是从的帮佣，或既得利益集团。对许多为利益而依附体制的精英而言，意识形态已不具备思想意识凝聚力，仅是官方仪式性标记，分享社会利益的入门卷，遑论信仰的力量。当社会权力体制出现危机，对掌握社会资源的上层精英而言，无疑是侵吞国有资产的最佳时机，而其他为利益而依附体制的社会精英，将成为观望者，最后为利益成为反体制者，体制的社会精英阶层瞬间瓦解，体制不攻自溃。一方是地方政府挟持所谓民意的连连进逼，社会反对势力对执政党历史的清算与诽谤，一方是中央政府的失策与无为，还有是体制内精英为掠夺国家财富对体制的背叛，国家与社会遭受来自内部各方势力的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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