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那位用一生“装着爱中国”的校长 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2022-08-20 20:20:16
来源/小万工
我第一次知道燕京大学这个名字，是因为在北大校园里看到一个男生穿着某社团的文化衫，背后印着“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这九个字。
当时我正陷在大学生常见的关于人生意义的迷惘当中，却因为这几个字得了许多的亮光。
后来我才知道这九个字是燕京大学的校训，而北大之所以被成为燕园，就是因为北大的核心区域，未名湖与博雅塔，乃至周边美轮美奂的近代建筑，都是当年燕京大学的旧址。
这所大学的首任校长，就是司徒雷登。
他曾经被共和国的大V@过，甚至被收录进中学课本，成为新中国耳熟能详的负能量网红，那篇文章的标题就是《别了，司徒雷登》。
可惜文章虽然叫做司徒雷登，但描述其人的却只有这么短短几行字：
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抗日时期蹲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中国也爱美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 因此被马歇尔看中，成为驻华大使。
除了一系列的标签之外，这段话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装着爱中国”这句断语，活脱脱刻画出一个伪君子政治家的形象。
但是大学期间，我因为偶然得来的那句校训而生出许多好奇心，读了他在日本人的监狱中写就的《在华五十年》，就疑惑了：
这样的爱，真的可以假装吗？
而是跟父母说：我准备去炮火纷飞的巴基斯坦教中文，因为我深爱着那里缺衣少食水深火热中的人民。
父母肯定不会为我的这种跨越国界的“爱”感动，会觉得我是不是失恋了，发烧了，一时冲动了，被敌对势力迷惑了。
但是时年28岁的司徒雷登，在美国博士毕业之后，携新婚妻子一起做出类似决定，告别美国投身二战中的中国的时候，他的父母却是额手相庆。他们会用尽各种方式来阻止我，比如给我看人民日报，说你难道没见到前段时间那两个在巴基斯坦街头被恐怖分子击毙的那对中国年轻人么？
因为司徒雷登的父母，早在自己年轻时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告别舒适安逸的美国，于1860年代来到刚刚经历过太平天国战乱，满目苍夷的中国杭州。
期间司徒雷登的父亲约翰在杭州天水堂牧会，母亲玛丽在杭州创办了中国的第二所女子中学，免除学费，提供食宿和衣物，要求不许缠足，不许包办婚姻，改变了中国女性的教育格局。
这对敬虔的夫妇在杭州生下了四个孩子——
这就是他们的长子司徒雷登，作为一个美国人得以生在中国的原因。
清华校长梅贻琦曾说：生斯长斯，吾爱吾庐。
但是司徒雷登的父母，并没有生在中国，却终身服务于中国，最后共同葬在了异国他乡的西子湖畔。
不仅如此，更愿意将自己的孩子也一并搭上，献给这个战乱中的国度——
这种不计回报又无缘无故的爱，如何能够假装？
这种抵触源于他十一岁操着一口流利的杭州方言回到美国上学时，体会到的东西方巨大的文化落差。
他很努力地适应这种落差，并最终与自己的母国取得认同。防失联请复制加微信：hdxtx11 注明读者。
所以尽管在大二时就感受到回到中国的强烈呼召，他仍然不愿意“在街角的小教堂里和庙会上给那些懒散、好奇的人群大声布道；
几乎白送一样地向人推销宗教小册子，却被当地老百姓戏弄；要忍受人生的种种烦恼和困苦；
也没有机会搞学术研究，过着一种现代遁世隐居者的生活”。
——这种细致入微的描述必然出自他幼年时对于自己父亲的观察，作为一个传教士的儿子，他深深地明白传教从来都不是一种浪漫地生活方式。
而是如圣经中所描述基督的样子“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而是服侍人。”
——这是一种完全牺牲的，舍己的生活。
可是最终，司徒雷登在长久的挣扎和彻夜祷告之后，仍然和新婚妻子一起奉差遣来到了这个古老而陌生的国度，从此在中国服侍了四十五年，以一生来回应呼召。
这种在人看来愚拙的，不计代价的，义无反顾的逆向行驶，如何能够假装？
1908年迁居南京金陵神学院任希腊文教授。
1919年，司徒雷登受聘成为新成立的北京燕京大学校长。
听起来这履历青云直上颇为风光，但其实当时的燕大，所有的财产仅仅是：
五间课室，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而最要命的是没有钱。
所以在司徒雷登的自传中，他将自己比作乞丐，在中国政要和美国富人之间周旋筹款，而后骑着毛驴走遍北平为燕大寻找新校址。梅贻琦执掌清华期间至少经费是充裕的，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则是一文不名。
可是仅仅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司徒雷登便把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烂摊子，建成了如今未名湖畔中西合璧美轮美奂的燕园。
这所中国近代最为知名的大学，不仅有大楼，更有大师。
源于司徒雷登打破教会学校的限制，不拘一格囊括周作人、冯友兰、俞平伯、谢冰心、钱穆、顾颉刚、钱玄同、埃德加·斯诺等当时最有名的教授，并与哈佛合作成立了至今仍在运转的享誉世界的哈佛燕京学社。
当年燕京大学绝对不逊于当今北大，建校的短短的33年间，注册学生不到一万人，却出产了42名中国科学院院士，11名中国工程院院士。
二战时，中国驻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十分之九都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
据统计，至1937年，燕京大学收到的捐款高达二百五十万美金，但司徒雷登本人却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辞世之时与梅贻琦同样身无长物，两袖清风。
这些足以彪炳史册的功绩，却被轻描淡写地记叙为一句：
他在中国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
1926年，司徒雷登的妻子艾琳病逝于燕园，他一生未再续娶，每天清晨都去妻子的墓前静坐祷告。
将自己深爱之人亲手葬在自己所建造的学校，这样至死不渝的深情，如何能够假装？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宪兵队闯入燕园，逮捕了18名燕大师生，其中就包括司徒雷登。
他在山东的集中营被关押了四年，出狱后的第二天，就着手重建燕大，当年的10月10日，燕京大学又开学了。
身陷囹圄却矢志不渝，心心念念记挂的仍是这所中国人的学校，这样全人投入的爱，如何能够假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