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观》）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 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面前，极权制度有其优越性，因为可以充分动员社会各种资源投入救灾。
这种说法， 从灾难救济的操作效率上看， 有其合理性。 但从预防和减少灾难这个总的层面上看， 则恰恰相反：极权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多灾多难。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饥荒。在人类历史上，凡是具有新闻自由、且政治相对独立的任何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真正的饥荒。对於这个规律，我们无论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出例外。
相反的，大饥荒都发生在非民主的极权国家：无论是在最近发生饥荒的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独裁国家，还是三十年代发生饥荒的苏联，或者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大跃进失败后发生大饥荒的中国，或者在外国人统治时期发生饥荒的爱尔兰和印度。
尽管在许多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比印度好得多，但中国仍然发生过饥荒，而且确实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饥荒。在中国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 整整三年的饥荒时期，中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一直得不到纠正，其原因就在於中国没有议会中的反对党，没有新闻出版自由，没有多党制选举。正是由没有人敢批评政府， 其错误政策才然能够持续下去。现在北韩和苏丹的饥荒也属於类似情况。
饥荒似乎往往与自然灾害有关系。评论家经常简单地用自然灾害来解释发生饥荒的原因，如中国在大跃进期间发生水灾，埃塞俄比亚发生乾旱，或者北韩因天灾而农作物歉收。然而，其他许多民主国家也发生过类似的甚至更严重的自然灾害，但由於政府采取负责的干预措施，减轻了民众的饥饿，妥善地解决了饥荒问题。由於饥荒的主要受害者是穷人，政府可以通过雇佣计划等政策来提高穷人的收入，使饥荒受害者得到食物，从而防止民众的死亡。甚至在一些发生严重旱灾、水灾等天灾的最贫穷民主国家，如一九七三年的印度，八十年代初期的津巴布韦或博茨瓦纳，民众也能够吃饱肚子，而没有出现饥荒。
只要政府认真努力，饥荒并不难预防。而一个民主政府在面对选举、反对党和独立报纸的情况下，只能这样作。印度在独立之前被英国统治的时代，发生过多次饥荒。印度最後一次饥荒是在一九四三年，即独立之前四年，但在印度出现多党制和新闻自由之後，饥荒就消失了。
饥荒问题仅仅是民主可以解决的例子之一。如果没有民主制度，不仅可能会加重自然灾害，甚至还可能会引发人祸。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煤矿的矿难，每年全世界死于各种事故的煤矿工人绝大部分都在中国，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无法保证煤矿的安全生产，这与没有民主制度和新闻自由是有关的。只有民主制度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底层劳工的安全。
民主的最大作用之一，就是可以防止经济与社会灾难。在正常情况下，人们也许不会怀念民主的这种工具作用。但是如果因为某种原因，经济情况恶化，民主制度所具有的政治平衡机制，就会发挥巨大的实际作用，减少国家陷入灾难的危险性。
在非民主国家，经济情况良好时，人民可能并不想念民主。一旦经济发生衰退，如果其负担没有被广泛分担的话，就会集中在承受力最小的一部分失业者或者被解雇者身上，经济衰退就会严重破坏民众生活，使数百万人陷於悲惨境地。更糟糕的是，受害者没有地方发出他们的声音。人们在最需要民主的保护功能时，才会最强烈地怀念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