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几篇写燕大的回忆文章，可供有兴趣的伙伴同时阅读。
http://www.ruanyifeng.com/calvino/2006/11/doomsday_of_peking.html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2/05/blog-post_3608.html
其中有几段这些作者提到Penny父亲的，和她小女孩眼中的形象对比颇耐人寻味。
余英时写的：“1949年燕大校园的政治动向已完全控制在中共手中，党团员无所不在，不过还没有展开大规模的斗争“运动”而已。最显着的，学生都必须上政治大课，主持人是法学院院长赵承信；他是政治系教授，向党靠拢得很紧。大课并不是主持人独自讲授，而是分别请校外的人来作报告。”
“但是中共在“摸底”期间首先便是要“摸”清楚：哪些人能够及早“争取”过来，成为“党”的传声筒，说出“党”不便启齿的话。不用说，教授自然是最先“争取”的对象，因为他们毕竟拥有更大的号召力。另一方面，以中国知识人在过去改朝换代的一般表现而言，教授中愿意积极迎合“争取”的也不乏其人。这也不必诧异。不过我在燕京的那段时期，这样的人还是极少数。上面提到的法学院院长赵承信可以算是一位出类拔萃者。他在政治大课上常常鼓励我们去建立工、农的阶级观点和感情。他最爱举下面这个例子：工、农一见到毛主席好像便情不自禁地发生“热爱”，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另外一位是《一滴泪》中所提到的“地理系侯教授”，去“接受毛主席检阅”时“精神抖擞，嗓音嘹亮，指挥若定”，这位侯教授名仁之，因为思想进步的缘故，和学生们很接近。大概他是政治课小组讨论的一个主持人，而我恰好分在他的一组，因此和他很熟。他那时刚刚从英国留学归来，一再对我们强调他的幸运，居然还“赶上了革命的最后一次列车”。现身说法之后，他接着便要我们也珍惜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和他同在一辆车上。我们这些学生当时都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赵、侯两位先生的论调也未曾引起我们的强烈反应。但是翻来覆去听得太多了，又不大相信这是由衷之言，腻烦和肉麻之感确是免不了的。 ”
佩尼写的：“
十一过后，大学教学秩序正常。爸爸开始按政治课教学委员会制定的政治课教学计划来上大课。那时没有毛选，只有一些小册子。虽然在美国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其目的只是了解。现在要当政治课来讲那可就不容易了。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书籍更是现囤现卖。讲了几次课后，学生很不满意。有人建议请解放区的教授来讲。爸爸接受了。
一个周末的下午爸爸说学校派一个小车送他去请解放区的一位教授，他住在西山。爸爸让我们跟他一起去。我很高兴，妈妈也想去。爸爸坐在副驾驶位置，我和妈妈坐在后排。
这时正是稻米成熟的季节，汽车沿颐和园南墙外的土马路开向西山。一路上闻着稻米香味，看着这美丽的西山风景，看着沿街整齐的民房，很快上了一个黄土高坡，这一排房子特别干净，都差不多。我们车停在一个房子面前。下车后才发现房子很矮，门是开着的。敲了这小小的大门，从小北房走出一个又瘦又小的老先生。
爸爸自我介绍后就让我在外面玩，我从开着的门看到屋里，这是他的堂屋有一个四方本色的木桌，四条长木凳，非常干净间单。妈妈和爸爸一起和教授及他的太太谈话，我站在屋外仔细看了这小小的院子。
这小院一丝草也没有，土地硬硬的扫得极其干净。在院子当中有一颗小树。在小北房的窗下有几个小花盆，种的是很小的草花。有一盆是小红椒，看来是吃辣的人家。这个房子就是小北房三间，很朴素，简单。站在门口看到外面大片稻田，非常开阔。在附近其它人家有红红的枣挂在树上，非常干净，没见鸡、狗、猫。这是解放区的干部宿舍，大概是供给制，每家都一样。对比我们家真是极大的区别。给我很深印象。这表明解放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和人民同甘共苦。
回家的路上，爸爸简单的说他同意来讲一次课，并商量了讲课内容。
我真想对爸爸说：不用逞能，负责政治课并不是说必须亲自讲。可以请校内外的各种能人来讲。不一定非由教授讲，校外请共产党的专家讲，校内请党员干部、民主人士来讲。对于政治课目的，学习内容，学习方法等问题应多到管教育的政府部门讨论，到解放区办的华北大学听课，请教。这样效果会好，压力也会大大减轻。
我是小孩哪敢说呢？爸爸一直花不少时间和精力，亲自上课，学生意见不断，没有人来帮爸爸。看到爸爸心情不好，如此大的压力，不知应当怎样帮助他。
他用了非常奇怪的办法，来释放和疏解内心的压力：每次一回家见到妹妹就像斗鸡一样的打斗起来。两人把手攥成拳头，端在胸前。爸爸先进攻，妹妹后退，直退到墙角，妹妹反击爸爸后退。我们站在旁边为双方使劲，几个回合才会结束。
解放前爸爸从没这样对待我们，总是很严肃，很自信，充满朝气。现在只觉得在打斗时放松，有笑容。但打斗后就是皱眉头，显得无能为力，很是疲劳，缺少自信。我为爸爸担心，但不知该怎样说。因为我们在他眼里永远是孩子，不是讨论工作的对象。
经过了很长时间他才开始醒悟，请来一些著名的专家：沈志远、许立群、陈翰伯、艾思奇、魏巍，钱俊瑞、王云生和褚安平等，但远远不够。据说那时在学生中有一股暗流，希望一切政治完全退出大学和中学。所以谁来讲都不会受欢迎。
经过一段时间爸爸悟出政治课的目的应当是自觉用马列主义改造思想，爸爸的讲课也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不再是只讲那些条条，枯燥的理论。而是把自己摆进去，结合自己和学生的思想来讲，生动活泼，亲切精辟。受到学生的赞扬，学生给政治课教学委员会写表扬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