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的融入——1967后的移民政策与侨社变化
1967年的加拿大移民法，是加拿大移民政策历史上的大变革。这个移民新政不再以族裔与原居住国为限，而是向全球移民申请者开放，实行计分制(the universal point system)，不以亲属移民关系进入，而是以学历技能为资格。 为全球其他国家的移民公平地进入加拿大提供了条件。从社会大环境看，加拿大人口也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1970年代欧洲裔新移民逐年下降到了50%，而亚裔以及其他族裔移民成为加拿大新的移民主力人群，这意味着上百年以来的白人殖民者创建的“白色新大陆”的时代渐告终结，各族裔平等共生的时代逐渐来临。1971年，加拿大开始实行多元文化政策，每个族裔可以保留他们的身份认同，以及传统文化和归属感，也在全社会的参与和接受下保留自身的文化传承。1976年加拿大开启了人道主义全球难民计划，1982年加拿大《人权自由宪章》创立，主张人权平等与个人自由的现代文明观念成为宪法共识。
其实，这也不是加拿大一国的现象，欧洲、澳洲等国家都相继实行类似的移民政策。这种移民人口的结构性变化，带来了加拿大华裔社群的“定位觉醒”，而主流政治精英需要少数族裔选票的现实，也促进了华人融入主流社会的进程。表现在参政议政上，华裔面孔从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更多地出现在加拿大主要大城市的版图上。
如前所述，1967年移民政策成为百年加拿大华裔移民结构变化的分水岭，记分制移民与先辈劳工移民和家庭团聚移民有很大的不同，计分移民大都是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语言与职业技能的城市居民。1967年到1980年代，华裔移民主体先是来自于香港与台湾。1986年，加拿大政府开设投资移民计划，吸引了许多香港企业家和投资者。 在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签订以及1989年六四事件后，1985年后香港移民出现了两波高潮。
无学历或
高中文凭 技校 专上学院 大学同等学历 大学以上
中国 - 4,810 34,475 22,885 143,205
印度 - 7,715 26,880 14,105 232,710
菲律宾 - 13,035 49,365 34,145 202,280
2016年中国、印度、菲律宾三国移民学历统计
冷战结束后，加拿大移民政策调整人力资本为主的移民标准，而大陆的开放政策也打开了自费留学和移民的大门，从此大陆技术移民的数量逐年上升，取代了香港移民的领先地位，到1998年，中国成为加拿大首位移民的来源国。 根据2016年的人口统计数据， 2016年华裔血统的加拿大人口有1,769,195人，占加拿大总人口的5.1%。使华裔成为加拿大最大的少数族裔群体之一。
同时，加拿大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带来华人社区内部的人口结构变化。除华裔移民地来源的多元化之外，老侨和新侨的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最为深远。1967年的移民政策实施后，加拿大华社的最大变化，也是人口结构的变化。1968-1976年间，来加的华裔新移民就为有史以来华裔移民数总和的三倍。 1991年的统计已显示，新一代华裔移民的人口数占据了加拿大华裔人口结构的主要地位，成为华社舞台上的主力。而且，华人社区结构本身也趋多元性。
首先，华人社区新侨的人数大规模超越老侨，带动了华社从居住模式、生活模式、就职领域的全面变化，“走出唐人街”就是一个标志；其次，华人移民原因发生了变化。无论是“避秦”还是争取“良好教育环境”，或者争取“移民保险”，新移民来加是自主的选择，导致他们在融入加拿大的主观性方面，比老侨有更大的动力； 三是新移民无论在语言能力和专业技能上，都有比老侨更大的优势，在许多方面不亚于加拿大其他族裔。 四是因为亚洲的崛起，导致新移民对身为亚裔和华人文化背景的自豪感远高于老侨，他们也更加具备“全球化公民“的素质，比较能够客观对待东西文化冲突带来的一些挑战。五是他们移民时的经济实力也远高于旧的时代和老侨，开创出远比“唐人街经济”更大规模的“华人经济”，并使这种“华人经济”与加拿大经济更加容易接轨，或者说使“华人经济”成为加拿大经济的一部分。他们在住房、汽车销售、教育、餐饮业、零售业、旅游业等方面的消费和中小型投资，贡献加拿大经济良多。
但是，新移民的大量涌入，也给华人社区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是新移民与老移民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了从观念到生活方式、以及社区参与的分歧。最典型的例子是，新移民对老唐人街模式的“华人经济”没有参与热情，他们更愿意用新型的商业模式来经营“亚洲商场”，以至于主流英文媒体常常会用“新老唐人街的争斗”来形容老侨和新侨的分歧。二是新移民对华人过去历史缺乏了解，以至于他们在给自己的加拿大定位时，缺乏历史的厚度和自信。同时，也给华人百年历史的传承带来过去不曾有的挑战。三是由于新移民在经济实力上远远超过原来的老侨，且移民后不少人仍然保留与亚洲的商业、人际往来、专业合作的关系，出现了“空中飞人”这样新的移民形式，也给加拿大“华人定位”带来比以往更为复杂的因素。但他们在帮助加拿大进入亚洲市场上，发挥的桥梁作用也很大。四，新移民对全球化事务的了解，导致他们积极抓住加拿大多元文化带来的平等参与的机会，在参政议政上，比老侨走得更快、更远。从九十年代开始的华人参政热潮，新移民参选和当选的人数都显得比较突出，在加拿大的能见度，也比老侨或者本土出生的移民后代大很多。
这个时期，延续上百年的制度性的种族歧视消除了，在各级政府、国会两院以及民间行业中，各族裔可以平等地竞位上岗，机会均等。不过， 自殖民地以来的殖民化与种族化优先的惯性依然存在，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潜藏着“隐形歧视”和数不清的“天花玻璃板”。最令人深思的，是在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由于担心失去昔日的“特殊地位”和“权力”，不少隐形的歧视暗流，在某种社会环境－比如经济不景气的触发下，会成为短暂的显性逆流，给历史上的歧视传统沉渣泛起的机会。表现在华裔社群，就是未愈的旧伤常常再度被撕开甚至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