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华裔加拿大人百年定位反思的历史性契机
从政府移民政策的主观愿望来说，1967年后的加拿大移民，无论来自世界上的哪一个国家，都是建立在对加拿大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认同上的自愿行为，成为支持发展强劲和繁荣的加拿大经济，在加拿大所有地区共享移民利益参与者与建设者。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和《自由人权宪章》也赋予了各个族裔和每个个体平等的权利，种族歧视和种族仇恨在加拿大法律上和加拿大的价值观上，是没有任何立足之地的。用流行的政治俗语而言，就是“零容忍”。
问题是，现实与政策和法律的原则有很大的距离。从八十年代排日以及目前新冠危机触发的反亚裔风潮，亚裔尤其是华裔本身的认知以及他们在新冠疫情中的遭遇来看，情况并非如此。
1. 东亚大环境变化触发歧视潮
六十年代后到本世纪初，属于西方世界语境中的远东、“东方人”等亚洲国家先后崛起，尤以日本、亚洲四小龙、九十年代之后的中国成为西方国家不可忽视的政治经济竞争对手。亚裔移民因为祖籍国的强大，在美国和加拿大等移民国家的政府层面，受到了较之以往的尊重对待。但另一方面，东亚经济的强大，也给欧美经济带来严峻的挑战，企业外移、失业率升高，再加上文化冲突和制度的差异， 使得已经处于暗流的亚裔威胁、排亚观念、以及黄祸论等百年歧视传统在北美社会中沉渣泛起，反复出现。
1970—1980年代，日本在东京奥运后加快崛起步伐，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直接挑战战后美国持续维持的经济龙头的地位，日本国内甚至出现了“买下美国”的豪言壮语。在此仅以汽车产业为例来看。20世纪初，美国福特汽车生产的第一条流水线建成，开启了全球汽车工业革命，也奠定了美国超越大英帝国的基础。因此，日本汽车业的发展和对于美国市场的占领，加剧了美国汽车工业的萧条，再加上日本在电子产品领域的绝对领先，引起了美国社会巨大的排日风潮，“日本威胁”成为主流媒体连篇累牍的头条，民间的仇日风潮扩大成对“黄皮肤”种族的暴力攻击。1984年，华裔陈果仁被当成日裔遭遇殴打致死。而案发后法庭的对于凶手竟予以凶手支付3,000美金就可获得为期三年的保释条件，催生了美国华裔大规模的反歧视抗议，同时也引起了亚裔的的身份反省：在北美社会，亚裔是不是永远无法摆脱 “永久外国人”综合症(perpetual foreigner syndrome) 的观念？
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爆发，1月25日加拿大确诊首例新冠病毒感染者， “中国威胁论”带起了与1980年代同样的思潮。从亚裔、尤其是亚裔老人和女性频遭街头暴力攻击的恐怖现象来看，百年前的受歧视的记忆，变成了眼下的事实，百年前“滚回中国去”的怒骂，回响在21世纪北美的街头上。 为何移民制度已经走在前列的国家，在种族歧视上又走回百年前的时光？
不过，与八十年代不同的是，在人权高涨的今天，尤其是2021年3月17日亚特兰大按摩院大屠杀发生，六名亚裔女性(4名韩裔、2名华裔)无辜遇难后，美加两国政府都立即作出谴责暴力的反应，亚裔的“停止仇恨亚裔“的集体示威也迅速蔓延到美加各大城市，国际主流媒体也争相报道。尽管如此，潜藏在北美社会土壤深处的百年尚未得到解决亚裔歧视问题还是充分揭露出来了，这必定成为北美社会，尤其是加拿大华裔百年定位反思的历史性契机，也是历史赋予新一代华裔的使命感。
2.“永久外国人”综合症(perpetual foreigner syndrome)？
从主流社会看，无论出于北美自殖民地以来的殖民化与种族化优先的惯性，还是在社会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出于失去昔日的“特殊地位”和“权力”的焦虑，不少 “隐形歧视”和数不清的“天花玻璃板”，使得少数族裔受到不满情绪和仇外心理压力。 这些不带有暴力行为的种族诽谤形式的言论的仇恨/偏见事件(Hate/Bias Incident)，虽然尚未构成犯罪的偏见行为，不涉及暴力，威胁或财产损失，但是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潜藏着、上演着。以2018年加拿大社会研究者援引的《日常歧视量表》(The Everyday Discrimination Scale, EDS)调查所表现的数据还可以反映，作为歧视类型之一的族裔歧视依然居高不下。 其实质，还是延续了旧日种族观念，将少数族裔社群划入异乡人之列，并没有将之视为平等的建设者和同样拥有权利者，而是可以随时可以驱赶的外族。这一点在亚裔、尤其是华裔身上表现得尤为严重。
这样的日常生活中的潜流，在某种社会环境——比如经济不景气的触发下，会成为短暂的显性逆流，触发种种针对族裔的仇恨犯罪(Hate Crime)。 攻击，谋杀，纵火，故意破坏或威胁，即使犯罪未遂，涉及共谋或要求他人实施此类犯罪的表现形式虽然不一而同，但是给予社会造成了撕裂与巨大的创伤。回顾1967年后的北美大陆的移民历史，针对亚裔，主要是东亚裔社群的仇恨犯罪也一样在某些国际政治经济出现危机的历史时刻反复上演。因此，这一波在北美发生的针对亚裔的仇恨暴力犯罪，除了白人以外，也有本来在历史上也遭遇种族歧视的非裔，甚至还有原住民。这种歧视现象发生的历史轨迹告诉人们，这与移民在移居国的贡献或者祖籍国的社会制度并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和“肤色”有关。
值得注意的还有，北美社会并没有将亚裔移民与其祖籍国区别开来，反而是把他们当成了其祖籍国的化身，成为美加与亚洲移民祖籍国双边关系恶化时泄愤的替罪羔羊。如果北美社会在少数族裔的身份认同问题上不能持有包容性的看法，总是将其打入另册，百年的族裔歧视将不会得到根本解决。
令人欣慰的是，在今天人权高涨的时代，美加两国政府都意识到，再漠视族裔的仇恨攻击问题，美国家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根基将会大幅度动摇。在新世纪前后，美国对“排华法”和日裔集中营事件做了正式道歉，而加拿大也对人头税和日裔集中营事件做了正式道歉。本年疫情暴力犯罪案发后，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新冠疫情仇恨犯罪法案 (COVID-19 Hate Crimes Act)。而在仇恨攻击亚裔重灾区温哥华所属的加拿大卑诗省，省长贺瑾已经承诺要积极推进本省第一个反种族主义法案，并在反对亚裔歧视和仇恨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而由省政府拨款启动的北美第一个华裔历史博物馆也在紧锣密鼓地建设当中。从加拿大联邦的角度看，在反歧视的资源投入上，非裔、原住民、犹太裔、伊斯兰社区持续获得很大的资源，而亚裔社区获得的反歧视资源相当少，这种情况也有望改变。
应该看到，此次疫情风潮也为华裔加拿大人百年定位反思提供了历史性契机，我们在严惩施暴者、呼吁族裔平等、维护华裔权益的同时，有必要检讨自身需要努力改进的地方。
3.华裔百年定位反思的历史性契机
加拿大华裔百年移民史，是伴随着加拿大建国共同发展与贡献的历史。由于早期加拿大制度性的歧视政策，从修建铁路开始就与加拿大共同成长的华裔先辈，不仅自己对于加拿大的贡献被一次次地被忽视，而且因摆脱不掉“客籍”或 “永久的外国人”身份带来的难言的沮丧，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他们建立起“华裔加拿大人”的定位自信，也延缓了他们在“走出唐人街定位”的脚步。
百年后的制度性的歧视政策消弭的今天，对比先辈，加拿大华裔的身份定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晰——其最大的公约数和基本共识是“加拿大人”。而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原则又给了“加拿大人”的定义更加宽泛和多元的解释。使得定位自己“华裔加拿大人就是加拿大人”的立场上具有了可能性和可行性，并可以行使加拿大宪法给予每一位移民成为公民的权利。因此，华裔社区只有转变到“走出唐人街”的开放性思维，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加拿大人，才能在政治上保证能够对歧视现象进行有效的抗争。
由于加拿大华裔社区具有移民来源地体制、文化、生活方式等多元的存在，殖民地时代白人“以华制华”的统治管理，以至于华裔要认清身份认同的意义也不容易。如果自身对自己不融入的身份认同这一痼疾没有清醒的认识，那么长期受到被动的歧视的境遇也是无法改变的。
以华裔重视的教育为例，比起百年前劳工阶层的先辈们，华裔或亚裔移民重视子女教育的优势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中体现出来了。遗憾的是，华裔勤奋与出人头地的家庭教育和传统观念，没有成为加拿大社会珍惜的财富和楷模，反而给美加两地在教育上歧视华裔带来了借口，出现了美加两地大学是否“太亚裔化”的质疑 ，也在美国社会作为歧视亚裔的典型案例被朝野关注与争议。 面对这种情况，一方面，暴露了亚裔、尤其是华裔在子女教育上偏重实用科学和高薪回报、轻视人文科学的倾向；另一方面，更加暴露出来的是华裔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并没有关注于加拿大的的身份认同，在教育子女重视社会服务奉献、参与社区公益事业、投身环保人权事业，以改变社会对亚裔在教育上的偏见等问题上与主流社会脱节，致使对亚裔的刻板印象长期不变，没有与时俱进地为第二代进入社会做好公民榜样，甚至产生两代人价值观的隔膜。
而最典型的莫过于新 “族裔飞地”(ethnic enclaves)——唐人街现象的再现。从1923年开始的排华法案，使得1950到1960年代各埠传统的唐人街大都不同程度地消失或凋敝。 但是1967年后，老唐人街成为语言能力低、低收入的中国大陆籍新移民和越南裔的落脚地；洗钱、走私等黑市活动，也是华社的另一地下毒瘤，重复着早期唐人街的不良传统。虽然许多有中等收入的新移民已不满足于旧唐人街，开始选择在更宜居住的地段或市郊。可是老唐人街聚居的传统现象并没有改变，在主要的移民城市如多伦多、温哥华，香港的投资者开始择地建立新的唐人街。以多伦多为例，1970-1980年代，5万香港移民集中居住于多市东北部的士嘉堡，形成了新生代唐人街，华裔聚集拥挤，破坏周围住宅宁静环境，引来了当地舆论声讨，他们不仅对于华裔聚居非议，也认为华人不应该聚居，才能更易于与其他族裔融合。 而在卑诗省的列治文，华裔新移民人口的增加，使其成为北美第一个华裔人口超过半数的大城市。这种情况造成了白人的逐年移出，因而产生了较为严重的族裔“冲突”现象。 华人要反省的是，历史上这样的“隔都”(ghetto)已经成为让加拿大社会接受与了解华裔的壁垒，也一直是挑起族裔歧视争端的源头之一。新一代移民在形成华裔人口局部优势的时候，不仅要强化自己融入加拿大的身份意识，更要增进与其它族裔的相互了解，才能真正消除歧视与仇恨的诱因，形成与其他族裔可以和谐共存、生活更加多元丰富的环境优势。
另外，从经济上说，两岸三地乃至整个东亚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优等生，也造成富裕移民进入加拿大的特殊现象。以至于加拿大投资移民的大多数申请者，是华人富裕移民。而东亚富二代的留学生，也进入了加拿大国际教育的市场。问题是，富裕的华裔投资移民并没有积极投资加拿大的主流经济产业，创造更多的雇佣和税收，却因为炫富、逃避海外资产税、让家人享受低收入的福利、不积极参与慈善捐款、大肆炒房涉赌而遭到诟病，成为移民政策实施中的负资产。同时，这些只占华裔移民当中的一小部分却破坏了整体华裔移民艰苦创业、勤劳致富的形象。加剧了加拿大社会对于华裔移民群体的偏见，甚至成为歧视的借口。 华裔要反省的是，一方面努力告知加拿大社会和媒体，富裕移民只是华裔移民当中的一小部分，纠正具有歧视观念的舆论媒体不要制造华人都是“为富不仁”、或者都在走私、洗钱的不法分子形象，鼓励媒体积极报道华人在加拿大勤奋向上、贡献社会的正面形象。同时，也要发动华裔社区的整体力量，推动让“土豪变为贵族”的社会改造工程，督促政府创造让华裔富豪愿意投资加拿大的商业环境，为加拿大的建设做出贡献。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华裔社群的参政迷思。 鉴于亚洲体制、历史、宗教、民族的复杂性，北美亚裔常常沿袭了“个人自扫门前雪”的陋习，即使是目前新移民在投票、参政议政上也有认知上的缺憾，缺乏主动意识。成为华人不融入加拿大的一个重要证据。此外，新移民投票率不高，与他们没有入籍息息相关。但这方面也不全是华人的错，加拿大在援助第一代移民提供就业、顺利安居的大环境艰难，也让华人在入籍问题上踌躇再三。据2001年大陆移民数高峰期的统计，有教育与职业背景的中国出生的第一代移民，其就业的待遇低于所受教育应得的回报，在加拿大就业遇到打击，动摇了很多人的入籍欲望，为了孩子教育留守的大有人在，而没有真正拥抱加拿大的也为数不少。另外，为了在亚洲“留一手”，香港与大陆相当数量的华裔移民保持着“空中飞人”的特殊身份。
以加拿大国家统计局1996、2006以及2016年的移民与入籍率数据看，位居加拿大少数族裔人口数量前三位的华裔、印度裔与菲律宾裔人口数据比较，居华裔人口总数最高的中国移民群体的入籍率偏低，这就。反映出了同为亚裔，但在加拿大国家认同上的差距。
华裔在加拿大人的身份认定上的动摇，使其在加拿大事务上沦为“旁观者”，客观上加剧了加拿大社会对于华人新移民保持原有刻板印象。华裔要反省的是，在目前的国际大环境中，尤其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逆全球化”的情况出现，过去视为当然的“脚踏两头船”、左右逢源的方法，可能导致今后在加拿大左右为难的困境，更有可能在遭遇到族裔歧视问题时，因为缺乏政治能见度而会在维权之时处于劣势。历史的经验一再让我们看到，从早期模糊的加拿大华人定位到明确的华裔加拿大人定位，华裔身份认同意识的改变不会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数代人的努力。因此，走出本族裔的圈子，下决心入籍加拿大，积极投票，勇于参政议政，参与国家和地方的政策制定过程，不以族裔来标签，融入加拿大社会，做合格的加拿大公民。这才是身在加拿大的华裔最终的归宿。
结论
加拿大社会从白人殖民地对于其他族裔的排斥，到改变为包容移民与难民的现代移民国家，尽管还有“白人至上”、欧洲中心、以及族裔歧视的历史残余，但其走向社会公义和族裔平等的历史脚步却不会终止。而要实现宪法与多元文化的目标，加拿大社会仍面对潜在的族裔歧视的严峻挑战。长远看，要彻底改变族裔歧视的社会土壤，一方面需要包括华裔在内的加拿大社会各族裔社群，秉持在《加拿大移民与难民保护法案》中“追求移民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利益最大化” (to permit Canada to pursue the maximum soci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immigration)的共识，以及无论肤色、族裔一律平等的认同，使各个族裔不受到种种政治因素的迁罪，有尊严地、无标签地作为普通一员生活在加拿大社会的大家庭中。
另一方面，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的历史性关头，加拿大华裔有回顾历史、反省自己的迫切性。加拿大亚裔、尤其是华裔不能采取置身事外的“等待”立场，只有坚定确立自己作为加拿大人一份子的定位，并带着作为亚裔或者华裔加拿大人的骄傲与自豪融入加拿大社会，积极参与社区建设，积极投票参政议政，积极参加环保和关怀弱势群体，并在建立北美共同的亚裔身份认同的同时，也让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和文化价值资源贡献给加拿大主流价值系统，才能与其他族裔一起，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族裔和谐共存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