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手，妙手还是俗手？五十年前我学围棋的难忘经历 istoppain2022-06-15 10:29:45
今年国内的高考命题作文题目是如何理解围棋中的三个术语：本手，妙手和俗手。这样的题目对不会围棋的高考生来还是有点不公平。就是对于我这个下了一辈子围棋的人来说，要把这三个词的确切含义用文字表达清楚也并非易事。倒是勾起了我过去学围棋的一些往事。
按虚岁来说，我已经是年满六十的人了。孔子说：六十而耳顺。大概指的是人到了这个年龄，阳气也衰了，什么事都看开了，什么也都不计较了，已经不太容易被外在的刺激而导致情绪大幅度波动。其实这是孔子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对自己心路历程的总结，和其他人关系不大。
心理状态其实个体差异是极大的。
很多人过了一辈子还是心有千千结，心中还满是哀怨情仇，一直把这些带到人生的尽头。而有个别人，在小小年龄的时候就已经觉悟了，不用等六十岁就早早的过上了耳顺而内心平静的生活。而我开始耳顺的日子，是从十几年前掌握EFT情绪释放法开始的。当我从意识上转变观念开始接受自己，把自己的心结都打开了，把潜意识的淤堵疏通了。自己解脱，耳也就顺了。
人生到了这个阶段，会开始有一些恋旧，有一种把过去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的冲动。我想一段一段的写我经历过而有感触的事。
两个星期前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市举办了有史以来的第一届的围棋比赛，这次比赛是我经营的天元堂中医针灸诊所冠名赞助的。我也亲自参加了比赛，成了年龄最长的参赛者。虽然我的成绩不如人意，曾经的加拿大冠军居然没有得奖，但我还是很“耳顺”，依然对比赛的成功举办而感到高兴。。
这段时间的我的兴奋点就在围棋上，有时就会回忆我自己的学棋经历。这一篇就写一下我在小学期间一段学棋的特殊经历吧。可惜的是这段时间没有拍过照片，没有办法图文并茂的给大家展示出来。
学围棋的家庭环境
先讲一段家庭背景，这和我的这一段学围棋的经历有关。六十年代初，母亲生活在成都，父亲生活在陕西。父母是经一位共同的朋友介绍相识并结婚的。在那个年代，一般的老百姓是没有什么迁徙自由的，结婚以后要调动工作在一起生活是非常困难的，也只有过两地分居的生活。从我出生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的十多年间，父亲在陕西咸阳工作和生活，而母亲在四川成都生活。父亲是在位于陕西省咸阳市的西藏民族学院（现在称西藏民族大学）担任教师工作，而我母亲是在成都担任小学教师的工作。他们一年中只有一个月的探亲假可以互相探望一下。
自我出生以后，基本上是跟着母亲在成都生活。1969年文革中我七岁开始上小学一年级。我读的是成都市桓侯巷小学(文革中改为东方红小学），母亲就在该学校担任语文教师。可能是我母亲一人照顾我和弟弟太辛苦了，在我上完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给我办了一个转学，把我送到了父亲那里上三年级。
在父亲那里只读了一年时间，但这一年的经历对我这一生有重大的影响。这一年培养了我持续一生的两大爱好：下围棋和踢足球。
在成都上小学的时候，我妈妈不会下围棋也没有人教我。桓侯巷小学只有篮球场没有足球场，所以也没有机会学踢足球。而到了咸阳就不一样了，学这两个爱好的条件都超好。
西藏民族学院
我父亲的工作单位是位于陕西省咸阳市的西藏民族学院。这是中国政府办在内地培训藏族干部的特殊学校。这个学校现在还在，已经升级成西藏民族大学了。
西藏民族学院的校园面积非常大，位置就在离咸阳火车站不远的地方。这所学院应该是直属中央民委管的，实行封闭管理，和所在的咸阳市关系不紧密。西藏民院自成体系，有自己的附属中学和小学，附校是不招收民院以外孩子的。所有的学生都是民院员工自己的子弟。西藏民院还有一个医院，这个医院到是要对外开放给院外居民看病的。
西藏民族学院招收来自西藏的藏族学生。藏族学生文化基础比较差也不懂汉语。他们来了先要学汉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等等，再从最基础的课程开始学，不可能教太深的内容。所以，西藏民院领导把水平最高的教师都派到了附中附小教自己的子弟。大概领导觉得父亲的书教得还不错，让父亲担任了附中数学课的教学工作。
民院的篮球场和足球场都连在一起的，附小教学楼的前面一大片都是球场。当时处于文革之中，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不多，或者就根本没有。下午放学后我就和同学一起踢球。可能我的运动天赋不错，踢了一阵我就算同学中踢得好的了。后来咸阳市组织了一次小学生的足球比赛，我被选进了民院附小队，有一场比赛还进了一个球。
以后转回成都读书后那边的中小学都没有足球场，又失去了踢球的机会。等到我考入人民大学读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校里有足球场，我又开始疯狂的踢球。后来居然还入选了校足球队，在校队里踢了几年。毕业以后走南闯北几十年，有机会都还会踢一下。
下面就重点说一下学围棋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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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棋人棋事
父亲是我围棋的启蒙老师。父亲出生于民国时期的高官之家，中小学都是在民国时期度过的。大概是家里条件好，他小时候学了很多的文体项目，其中就包括围棋。他经常对我们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就是第一届全运会他一人参加了排球和围棋两个项目的比赛，这是怎么回事呢？
父亲五七年以后赴西藏工作，在拉萨中学担任教师。一九五九年在北京举办第一届全运会，西藏和别的省份不一样，是没有专业运动员的。那西藏作为一个省级单位必须有代表队啊。西藏就拼凑一些业余的体育爱好者去参加比赛。我父亲的运动天赋发挥了作用，他入选了西藏的排球代表队，担任了球队的主力二传手。由于西藏队的水平不高，排球队很快就被淘汰掉了。从西藏来一趟北京不容易，比赛完他们就呆在北京观看其他项目的比赛。
这时候，全运会的围棋比赛又开始了。全运会围棋比赛各省的代表都是经过层层选拔出来的省冠军。当年本来只有十九个棋手参加比赛。围棋比赛的组织者一看运动员名单里没有西藏队队员的名字，感觉围棋项目没有为民族大团结做出贡献，就有一些着急，跑到西藏代表队的驻地问，西藏的同志有没有会下围棋的啊？水平低没有关系，会下就行。
父亲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好事降临，马上说我会下。这一下把围棋比赛的组织者乐坏了。同志，我可找到你了，来来来，跟我一起去参加围棋比赛吧。就这样，第一届全运会围棋比赛又多一个参赛单位：西藏队，运动员的名字叫：田宁生。这样正好凑齐二十人参加比赛，没有人轮空。
代表四川队的是著名的棋手黄乘枕先生。黄老先生在比赛中战胜了本届比赛的冠军、上海的刘棣怀先生勇夺本次比赛的个人第四名。比赛分为四个组进行小组赛，取小组前两名共八名运动员参加决赛。我父亲的围棋水平和其他参赛者有不小的差距，在小组赛中没有赢一盘成绩垫底被淘汰。但在一盘友谊赛中还赢过一盘，黄老先生惊呼田宁生还赢棋了，觉得不可思议。
烟雾中泡出来的童子功
所以，我的围棋也算是有家传的。父亲讲过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就给我启蒙围棋了，但我自己是一点记忆也没有。我的围棋的基础就是在这一年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时候“泡”出来的。
说泡出来的还一点不为过。当时父亲与我母亲两地分居，学院里不会分一个单独的房子给父亲居住，而是像对待单身汉一样与他人合住一个宿舍。领导都知道父亲酷爱围棋，就成全他让他和另外一位同样酷爱围棋而且也是夫妻两地分居的陈姓叔叔一起合住。等我去了就是我们三人一起合住。
我们住的房子是一排平房中的一间，房间里没有卫生间，上卫生间要到附近的公共厕所去。我和父亲睡一个平板大床，而陈叔叔睡一个单人床。房间里还摆了两个写字台，他们两人一人一个。这就是房间里的所有摆设。
白天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屋子里没有人。而晚上这个屋子就像西藏民院的围棋俱乐部，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六七个人来下围棋。大家说说笑笑，非常热闹。
我成年以后有一次与父亲聊天。在聊到这一段时间的经历时，他说自己是逍遥派，不想参与这些文革中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活动，就让自己游弋于围棋的海洋中。那段时间他就天天下围棋打发时间，消耗自己过剩的精力。他的这些想法在这纷乱的时代也许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吧。
那时候学校布置的家庭作业不多，晚上不需要做作业，在这样的环境下我自然就有时间下围棋了。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在那段时间也没有专门抽时间教我，每天晚上他基本上是和水平比较高一点的叔叔下。而我刚开始就和几个水平比较低的叔叔下。
其他都是大人，就我一个小孩和他们一起玩，当然叔叔们感到非常开心，对我都非常和善。在我的印象里所有的叔叔和我说话时都是面带笑容的。同屋的陈叔叔是四川人，他除了下不过我父亲其他人他都能赢。他的故事讲得非常好。经常在他下棋的时候，我就求他给我讲水浒传。他就一边用四川话给我讲故事一边下棋，他的水平比对手高一些，讲故事也没有耽误他赢棋。
后来他有点烦给我讲故事了，求他讲他也不讲了。我没有什么可玩的就开始学着和水平低的几个叔叔下围棋。一开始，都是有叔叔帮我支招下别人，下着下着我的水平提高了，他们单个和我下比较吃力，以前帮我支招的叔叔都转去帮对方围攻我了。
父亲的烟瘾很大，一天至少一包烟，再加上别的叔叔好多也抽烟。所以，每天晚上满屋子都是烟雾缭绕，我的围棋童子功就是在这烟雾中练就的。第二天我放学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把昨天晚上下棋扔在地上满地的烟头打扫干净。
我当时就像一个受剥削的小童工，要做不少的家务事。比如，每天早上把头天晚上三人的尿倒到公共厕所里去，而去厕所要走一小段路。
我们住的是员工宿舍区，是一排排的平房，平房之间有一些空地。当时我还很有创意，利用房前的空地种向日葵。等到向日葵的苗发芽长杆以后，痰盂里的尿我就不用倒厕所里了，图省事直接就倒在我的向日葵实验田里了。这块地应该是比较有尿臭味，好在前排住的人也不爱开窗户，从来没有人因此而抱怨过。
可能是氮肥充足，我种的向日葵长得很好，从种子发芽到茁壮成长到开花结果，收成了二十多株颗颗饱满的向日葵。后来我把葵瓜子炒一炒，请晚上下棋的人一起分享。有一段就是葵瓜子自由的时光，大家边下棋边磕瓜子。第二天早上当然就是满地瓜子壳。下午放学后把地上厚厚一层的烟头和瓜子壳扫干净又自然是我的事了。
比赛得了冠军 报考成都棋校
父亲喜欢下棋，还喜欢看棋书，当时他订阅有上海出版的《围棋》杂志。现在这本杂志的名字叫《新民围棋》。我那时候不知道是喜欢读还是想讨父亲的喜欢，下午放学回到家里以后还假模假式的抱起一本棋书在读。等我父亲回来看我在读棋书，平时不太爱表扬我的父亲还情不自禁的对我当面表扬起来。
在父亲那边上了快一年的学，天天晚上就和叔叔们泡在一起下围棋。终于轮到我露脸的时候了。有一次西藏民院组织了一次全院职工的围棋比赛。父亲的水平当时在学院里是最高的，是大家公认的冠军，他就不用参加比赛而只是组织比赛了。其他的参赛者选手都是成年人，只有我一个人是特邀的少年儿童。
当时我和其他叔叔晚上在一起下棋，也是有胜有负，也少有与几位水平高一点的叔叔下棋，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水平，也不知道比赛会有什么结果。但比赛下来，我居然以全胜的战绩夺得了冠军。这让我父亲大为兴奋。后来咸阳市组织了一次围棋比赛，我父亲参加比赛并夺得了冠军。当时我也跟着父亲去看比赛，比赛的第二名是一位小伙子，晚上休息的时候我父亲就请他让先指导我一盘。居然我把这位大哥哥也赢了。看来我的围棋水平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有很大提高。
父亲一看我下围棋似乎有一些潜力，就有一些上心了。希望我在围棋上有所发展。他打听到成都棋校有围棋训练班。就想着让我转回成都读书，有机会就上成都棋校正规学棋。当时我感觉成都棋校是高不可攀的，我不知道棋校会不会录取我。
有一次在邻居棋友汪叔叔家里玩，父亲就给我做考前动员思想工作，希望我不仅能考得进去，还能坚持得下来，不要不努力被棋校淘汰了。当时我其实就接了他一句话开了一个玩笑，说棋校会客客气气地请我回家的。我父亲听了我的话觉得我对这事重视不够，就在那里让我站着狠狠的训了我一个多小时。
小时候父亲训我有一个特点，他不会骂脏话或打人，而是用一些极尽挖苦讽刺的语言。而且是一直重复地训很长时间。听到最后就觉得他讲得很好笑，内心里就想笑出来。但还在训话过程中，又不敢笑，一直忍者着不让自己笑出来。
这次的训话让我知道他对待我下围棋这件事是多么认真。文革期间高中毕业以后都要上山下乡，他有意把我培养成为一位专业的围棋运动员而避免去当农民。为人父母，用心良苦啊！我那时还是一个十岁的孩子，就承受了这样大的压力，的确是有揠苗助长之嫌。
我四年级的时候就转学回成都读书，又回到了桓侯巷小学同一个班。我一边读书，一边准备报考成都棋校。
那时候是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讲关系的年代。没有关系可能连成都棋校的门都进不去。由于棋校的老师知道我父亲参加过全运会围棋赛这回事，到我五年级时我父亲就利用一次回成都探亲的机会带着我去位于成都市春熙路口的成都棋校去参加入学考试。
主考官是杜君果老师。杜老师是成都棋界德高望重的围棋高手。杜老师和我下了一盘让七子的考试对局。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与这么高水平的高手对弈过。杜老师下的一些棋我就没有见过，不解其意，应对有误。本以为被让七子我可以赢，但还是输掉了这局棋。好在善良的杜老师看我还有一些基础，还是让棋校录取了我。从此开始我在成都棋校与后来的国手宋雪林、翁子瑜、王元、郭娟、王剑坤，四川队的专业棋手李建兵，洪艳，以及成都业余界的围棋高手吴战影，蔡恒，毛吟龙，张冬篱等同学一起同期学棋三年的新旅程。
时光匆匆，五十年过去了，棋校的大部分老同学还在从事与围棋相关的工作。而我虽然为生活而奔走他乡，但对围棋的爱好依然未变。
注：作者为1996年加拿大围棋冠军和1997年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第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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