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非如烟（三）
吕孟申
我家在漯河，1971年铁路大招工，我和当时五十多个老乡一起从家乡坐车来到郑州，分配到郑州东站干装卸工。
说起来能够报名参加铁路招工，完全是一种偶然。我1971年3月份高中毕业，没在家歇一天，就到漯河外贸局跟着本家自淮哥搞宣传栏去了。和自淮哥一起出宣传橱窗，写标语画宣传画。
家在漯河翟庄的翟清河我们初中、高中都在一个学校，共同的理想志趣，成为形影不离的好朋友。郑州铁路局来漯河招工的消息迅速传开了，总计招56个名额，全部是定点郑州东站装卸工。我知道招工的消息，但我不感兴趣，对于干装卸的活我觉得太苦太累自己身体受不了，村里不少人报名，我一直没报。
翟清河报名了，也通过了政审体检。有一天翟清河找到我让我给他一起去漯河车站附近漯河宾馆去找招工的交报名表。我随手拿了自己写的两张毛笔字作为礼物送给招工的，为清河拉拉关系。
到了宾馆，3名招工的师傅都在，很客气接待了我们，我拿出送给他们的书法作品，他们一看觉得很震惊，都夸字写得好。
三位招工师傅，一个年纪大的个头儿矮，人很精神强干，得知他叫李顺义，老党员，老退伍军人，根红苗壮，虽然职名是货运员，但早就抽出一直搞政审外调，此次临时参与漯河招工。
另一位中年人中等身材憨厚老实，名叫卢聚长，早年当兵曾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当防化兵多年，由于受辐射影响，结婚多年，一直无法生育。党员，先进工作者。职名同样是货运员。
另一个很帅气阳光的年轻人，名叫陈留宝，也是退伍军人，党员，职名是吊车司机，团委委员。
对于我的出现，三名招工的一致热情地动员我报名和清河一起去郑州铁路。他们动员我说，这次大招工机会难得，铁路工人铁饭碗，可不是想来就能来的。现在装卸都是机械化作业，不像过去全靠背抬扛，能将人累死。再说你们又有文化能写绘画，哪里不需要这样的人才，干装卸就是一个跳板，像你这样的人才，实话对你说吧，你能正经干上三年，就算我白说了！我们敢打包票，这次招工你不去一定会后悔一生的！
清河也鼓动我和他做个伴，有事好有个照应帮衬。干脆一起去闯闯，毕竟是铁路铁饭碗。我被他们的一番言之确确地鼓动也动了心。他们随即拿出空白招工体检、政审表，让我抓紧填好表，三天之内送过来，实际上漯河招工已经基本结束，我作为最后一名机动名额，整个漯河地区招工就完事了。
就这样三天之内，我很快补齐了有关招工手续，和56名老乡一起离开生活了20多年的漯河，踏上了郑州铁路新生活的征程。
当年郑州东站全省一次大招工五百多名，定点全部补充装卸一线队伍，在当时是很轰动的大动作。此次大招工面向郑州下乡知青、信阳、南阳、驻马店、漯河一带城市扩建占地农村人口优先安置人员。
据我所知这五百多名青工，复员退伍军人占三分之一，来自省、市、铁路局、铁路分局各处、站段领导子弟亲属不在少数。他们都抱着同一个目的，先进铁路这个大门，只要入了这个圈，脱离装卸队伍是迟早的事。
郑州东站是全国铁路特等站，雄居中原，辐射八方。特别是它的零担货物中转量占全国路网的十分之一。在七八十年代那个特定的时期，铁路运输的基本收入全靠货运在维持。大多客运运输是不赚钱的。郑州东站面临装卸队伍青黄不接，直接影响到全路的发展与担负的使命，到了非大量输送新鲜血液的时候。所以当时铁路局领导痛下决心，一次性充实装卸队伍，不管来自哪里的关系，这批人五年之内，一个不准调出装卸序列，首先从局领导做起，作为一项纪律谁也不准违反。
我们这批新人的到来，给郑州东站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一下子增加几百人，吃喝拉撒睡，都是问题。我记得我们只能临时在平常开大会的大礼堂长凳子上铺上木板作为宿舍。好在清一色的男子汉，没有太多的避讳。
集中学习培训不久，这批新人就全部分配到当时四个装卸队。一二三装卸队是负责零担运输的，那时是实行的三班倒机制，就是一二三队循环当班，每班12个小时，每上够6个班，可以连休48个小时。装卸四队是机械化大型吊装区，新人补充到司索工队伍。
我被分配到装卸一队四班，开始了进入铁路的装卸工生涯。
那时装卸工起步工资是41元，吃粮标准是52斤。上班的行头是劳动布工作服，一个大帆布围裙，一双结实的帆布手套，自备的翻毛皮鞋。
我们的工作地点大部分时间是在宽敞高大的零担货棚里度过的。二万多平方的货棚，横跨两股道，货棚里按照东西南北区大站划分区域，需要中转换乘的货物，从调转过来的货车里从新将货物搬运组合到货区，按照计划拼装成新的货物到达车站，一节车厢是一个单元，装卸拼装好的货车经运转场调车分组，按东西南北方向编组成完整的小运转列车，调车机牵引到郑州北编组场，从新编组成列发往全路各站。
装卸工在车厢里装卸搬运，一般货物只需堆码在供叉车拖运的铁托盘上，叉车可以在车厢里自由升高前倾，后推。的确灵便轻巧的叉车发明给装卸工省下了不少气力，但仍少不了出力流汗，砸脚碰手的事时常有。更多的是装卸工本人的自卑心理使得装卸工挺不起腰杆，抬不起头。
车站里运转车间工人是老大，货运员的工作是查验货物看签点件，同样熬眼上夜班，但一般人身安全不用出力流汗。装卸工被称作“二等公民”。
也难怪，早先的装卸工大都没文化，给人傻大黑粗，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印象。东站装卸工这支队伍最早是由1953年郑州车站行包房分来的第一批人员组成，1957年又从当时的郑州搬运公司分流一批青壮年扩充进来的，再后来就是老装卸工退休，子女接班，女的补充货运队伍，男的充实到装卸车间。还有一些人是犯了错误，从不同岗位被惩罚贬入装卸的。
长期形成的观念，铁路装卸工，工务养路工是铁路上最遭人嫌弃的工种。
当时郑州东站分为运货装三大车间、车站机关、食堂、后勤。货装两大车间行政业务各行其是，但党团工会实行党总支一起格局。一二三四队货装也实行一个党团支部，一个工会组织。
五百多名青工的加入，给一向沉闷压抑老气横秋一潭死水的郑州东站带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就连车站所居的郑州东二里岗地区的饭店、商店、浴池、理发店、甚至小商小贩、这里的老百姓也觉得一下子热闹红火起来。这里铁路家属区、单身宿舍也开始响起欢歌笑语。年青真好，青春阳光朝气，还有爱的种子悄悄萌动，这就是我们这批青工点燃激情燃烧岁月的新篇章。
郑州东站不仅担负着繁重的站内装卸作业任务，还要兼顾十几条专用线货物到发装卸的任务。那时郑州军用，民航专运线共用，每天有大量的装卸任务。还有国家粮食储备库、国家钢材储备库、黄委会储备库、郑州石油库、等专用线的装卸作业任务，有的是他们有自己的装卸队伍，有的全靠东站的装卸力量来完成。
真正踏入装卸工队伍的行列，才知道当一名装卸工是多么难。那些歧视的目光，那些苦那些累，那些脏，不身临其中是无论如何不知其中滋味的。
我所接触到的装卸工师傅对我的无声示范，他们那种忍辱负重默默工作几十年的劳动态度使我为之折服，打心眼里敬重他们。
作为新工，在我们投身装卸作业的时候，老师傅把最累最危险的活揽在自己身上。没有闪光的言语，没有卖弄的姿态，有的是只干不说的行动。
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日子真的是靠出大力流大汗硬拼过来的。一个班12小时顶下来真的是觉得筋疲力尽，又脏又饥又渴又累，没有点吃苦耐劳的精神是无论如何熬不下来的。
遇到整车卸煤，汗流浃背，除了两只眼睛在忽闪，从头到脚都成了“黑鬼”，吐口痰都是带黑丝。
特别是卸石子，大铁锨铲不到底，只能使出吃奶的力气一锨一锨朝车外撂，虽然带着厚厚的帆布手套，一节车厢卸下来两只手上已是磨得皮破血迹模糊钻心地痛。
卸块儿石的活更是苦不堪言。搬起大石头朝车下扔，砸脚碰手是免不了的。车里的石头卸完了，只能是完成一半的活儿，清除枕木以外1.5米的距离才算完成任务。从车里往外卸石头是居高临下，清除枕木以外1.5米的距离可没那么容易，是二次再重复作业，遇上这样的活儿不累死也要脱成皮的感觉。老工人有句大实话：“怕死就别托生成猪，托生成猪就别怕死。”
我们一起从漯河来的老乡李留栓，回民，年纪不大，是家里的独子，母亲一个人把他拉扯大，很不不容易，视为宝贝蛋子，家里的活母亲啥都舍不得让他干，从不知道生活的严酷。对于来干装卸工思想准备不足，觉得反正是机械化作业，再苦再累会到哪里去。接触到实际工作，他觉得头都大了，特别是遇到卸煤、石头、石子、沙土等活儿，大铁锨他真抡不动，大石块搬不动，累得眼泪鼻涕一起流。
一次我们一起到飞机场专用线卸片石，没干多长时间他就被滚动的大石头砸住右手，当时骨头茬子都露了出来，工伤歇了大半年，后被调到车间工具备品库，脱离了装卸工一线岗位。
我们这批新入路的装卸工，就有那么2个人实际就干了一个多星期，受不了这份苦，干脆辞职卷起被子走人了。
能够坚持下来的还是大多数，倒不是这些人多么高尚，而是一种无可奈何，既来之则安之，慢慢熬吧的心态。
当时的我格外冷静，既然选择了这条路，跪着也要走下去，唯有挺起脊梁，迎接挑战才是唯一的出路。
说实话，我打心眼里佩服那些老工人在装卸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几十年，直到退休，那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和韧劲才能做到啊。装卸工不仅要承受肉体的折磨，更要经得起世俗鄙视的目光。他们像忍辱负重的老牛一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奉献着青春、热血、汗水，为社会的进步与建设默默奋斗着。
我们队上有一个叫吕金标的老工人，他妻子得病去世，撇下一个两岁的孩子，又当爹又当妈，把孩子拉扯大，从不考虑再婚，他怕自己的孩子受屈。
他看我平时言语不多，干活很卖力从不偷懒，总是抢在别人前头提前接一壶开水带到作业现场。
有一天对我说：“小吕呀，咱们是一家子，我也不把你当外人，你年轻又有文化，只要你肯下力，不会在装卸的岗位干长的。就像接手一块儿荒地，只要你舍得浇水施肥除草，一年不打粮，二年不打粮，三年肯定好收成，老天不负苦心人啊！”
对于一家子吕师傅的话我仔细琢磨就是这个道理，面对恶劣的工作环境，你越讨厌厌恶它，你终究无法逃避它；反之你抱着乐观喜悦的心情积极面对它，你就能征服它，最终脱离它。
靠在初中、高中打下的文化知识的底子，靠自己一直坚持写作绘画的基础，靠一直当共青团宣传委员积累的经验，到东站装卸一队后，我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宣传栏、黑板报，广播稿的任务。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头三脚难踢。我一个来自漯河农村的农家子弟，到了省会郑州，特别是进了郑州铁路东站的大门，一切都是陌生、新鲜的。我知道郑州东站是全国特等站，全站三千多名正式职工，还有一千多名农民装卸队，好几百名“五七连队”铁路家属装卸队。车站就是一个小社会，有能耐、有背景、有实力的人多得是了。我一个装卸队伍的青工，要想出人头地混出个样子来，没有吃大苦，耐大劳，表现出卓越的才能那是一句空话。
在那最艰苦的日子里，每当一个班，我都把它当作一场硬仗。我所在的四班，开始有老工人带班，我们心里有底气，跟着干就是了。过了一段时间，基本的装卸作业程序我们基本掌握了之后，老工人就撤了，全部是我们刚入路的青工。由于我的出色表现，被推选为班长。
班长意味着要对全班10名工友人身安全装卸的每一批货物负全责。按照装卸作业守则，要做到：轻拿轻放，重不压轻，标签向外，箭头向上，轻重配装，合理搭配。
当年的郑州东站，人称“万货公司”，从吃穿用柴米油盐酱醋茶，到一应家电备品要啥有啥。这里云集着天南海北的生产物质农副产品在这里集结分发转运。
多拉快跑，安全迅速，优质服务是我们的宗旨。
刚进铁路觉得一切都是新鲜的，外地职工可以利用大休班时间坐火车回家。一年开一张通勤免票，凭铁路工人工作证、通勤免票就可以坐任意一趟火车。当时的新工人大都休大班朝家赶。
那时的我，何尝不喜欢回家呢？只是觉得总是往家跑，时间都耽误在路上有点不值，还不如留下来干点有意义的事。所以连续几个月没回家一次。庄里一起来的人都是逢休班就往家赶，母亲家人有点坐不住了，就让他们捎信要我回去，我让他们带回去口信，说我一切都好不必挂牵，抽时间就回去了。
正好利用休大班读读书，写写文章，练练字，帮助队部出出版报什么的。我的表现领导看在眼里，觉得我是一个有头脑有抱负，有远见的热血青年。
那时装卸队和货运是一个党团支部，我们一队党支部书记是壮年的吕进忠。吕书记中等匀称的身材，白净脸，不苟言笑，为人正派办事有板有眼。他是原来郑州车站的老人，是从装卸工队伍里靠实干提拔起来的干部，虽然文化不高，但思想不保守，眼光敏锐，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虽然当了书记，可以上正常的白班就行，可他却是始终坚持跟班，遇到抢点的关键时刻，他总会出现在装卸一线，直接参与作业。
吕进忠身上体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实干情怀，任何耍嘴皮子，玩花里胡哨的人他一眼就能看穿，他从内心鄙视这样的人。
吕书记的妻子在五七连队装卸队，外表柔弱，生性贤惠的妻子是他的贤内助和神仙伴侣。我们不时发现有时候妻子卸煤车，遇上饭点活没干完，吕书记就会自己把妻子顶下来，他操起大铁锨干上一阵子。爱妻模范体现在每一个细节里。
俗话常说万事开头难，怀揣梦想从家乡漯河农村来到郑州铁路干装卸，无疑是面临一场巨大的考验。我深知古人总结出来的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是跪着也要朝前走到底，唯此才能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境。
面对一切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要想出人头地，除靠自己的努力之外，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在那些最艰苦的日子，我显得格外冷静沉着。除干好本职装卸外，我业余时间主动担负起队里宣传报道，向铁路局报社投稿，向车站广播室写广播稿，出墙报、黑板报的任务。也就是平常人所说的“抬轿子”、“吹喇叭”，任何一个单位和组织的领导都喜欢出政绩，都喜欢有人为其摇旗呐喊，都离不开宣传鼓动造声势。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这批新工人1971年11月入路，1972年3月底车站团委改选，我就被选为车站团委宣传委员。这其中首先是当时的货装一队团支部书记惠恩英的主动让贤极力推荐所分不开的。
以我的实力和资格是无论如何登不上这一台阶的。我当时是货装一队的团支部副书记、宣传委员。只有团支部书记才有资格当选车站团委委员。
惠恩英家在开封，据说她的父亲是开封车站老装卸工，她是接父亲的班入路，分配到郑州东站任货运员。
惠恩英中等身材，浓黑的头发，浓黑的眉毛，丹凤眼，上嘴唇右边有一颗黑痣，整个形象给人以温暖朴实稳重贤惠的感觉。总是身着铁路制服。她平时言语不多，见人未曾说话先微微一笑。
在我的记忆里，惠恩英朴实为人低调豪侠仗义。她在货运，我在装卸，原本无多少交集，我还是一个刚入路不久从小地方农村来的装卸工，在常人眼里是无足轻重的草根一枚。我能感觉到，那些在一个队上一起上班的货运员无论男女，对于装卸工本能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那种眼神都透出一种鄙视的冷漠。而惠恩英却是一种平等和气体谅温柔的感觉。
按常理，惠恩英进入车站团委是名正言顺的，她作为一个女流之辈能够在名利场中主动让贤，推荐一个既无资历又无背景的装卸工顶替她的位置，该是需要多大宽广的胸襟和自我牺牲啊！
这里面她还要在私底下做多少说服工作，才能把我举荐上去，她从未向我谈起过，也从未在我面前说起过此事。也可以说没有惠恩英当初的举荐，就没有我以后当上车站团委书记、车站工会主席的机遇。对于我能够跻身干部队伍，惠恩英是我一生的贵人和恩人。
我知道自己的身份，除了干好本职工作，能够让人看得起的地方就是手中的笔和写出的文章了。那时我在一队四班是班长，又是“拿票员”，拿票员就是代理跟组货运员。
由于货运员人手不足，本应由货运员干的活就有装卸工代劳了。当一列待装卸的车辆送入货场，先有计划室计划员按照当日装卸队出工情况，将货票分配给包组的货运员或拿票员，由他们带领装卸组按照货票封筒标记找到车厢，打开车门就可以开始作业了。所要卸出的每一批货物按照标签记载数量，完整无误地送到指定货区位置，同时这张货单就有拿票员到货区交给包区货运员，当面看签点件确认无误，就由包区货运员负责了。
我和惠恩英的正常交集就是将货物送到她负责的货区，和她一起看签点件了。我觉得凡是到了她负责的货区就格外温暖，她总是那么亲切和颜悦色，自己一个人看签点件，从没有为难过我。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她将自己的粮票多次硬塞给我，她说：“我知道小吕你们干活累吃得多，我的粮票用不完，不用就浪费了！”
我真不好意思拿她的粮票，推辞又怕伤了她的面子，索性就只好一次次收下了。
那时的我有自知之明，对于来自惠恩英的关心没有任何非分之想，也没有任何的回报之举，只是把她的好默默记在心里，把来自她的温暖化作前进的动力。
我1976年元旦和妻子张秀凤结婚时，没好意思告知惠恩英，她不知从何处知道了，一天夜里她敲响我宿舍的门，送来一个印着花好月圆图案的洗脸盆，一块带框的长方形镜子，一对印着鸳鸯图的枕巾。她面带羞涩的微笑说：“小吕，真把我当外人了，结婚也不让俺吃喜糖？”
我红着脸无言以对，连连说：“忘谁也忘不了你啊，只是不想让你破费。”
我想我和惠恩英的相处是那么纯洁自然，没有一点私情，没牵过手，没谈过彼此喜欢的话语。然而她正是以博大的爱心默默成全我车站团委委员的举荐，也正是她那无私的情怀，关键时刻的托扶，奠定了我此生走出低谷，走向光彩的一步。
后来惠恩英谈对象了，一位来自新密的农家子弟参军入伍，名叫楚三喜，在北京总参任职，当年也就是营级军官。结婚后为了解决两地分居，惠恩英单调往北京，没有指标是不可能的。最快捷的是找一个北京铁路的人对调才是最佳的选择。后来我已是东站团委书记，接触交往的铁路局、铁路分局的人也多了，也到处托人打听有关惠恩英对调的事。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联系了一位名叫张以祥的男人，家在豫东兰考农村参军入伍，铁道兵集体转业北京铁路局，老婆孩子都在老家，着急调回河南。经过一番周折，惠恩英和张以祥终于对调成功，实现了他们各自的心愿。
惠恩英这一走，我们再没有联系过，不知道她过得怎么样？愿好人都有好报，我衷心为她祈祷——一生幸福平安！
至今我还清晰记得刚入路不久的一个夏日，室外温度已达近四十度。在闷热的货棚里更是热得了得。当我把货票分送到货区后，来到我们所在的作业车厢，全组人员都无动于衷坐在外面，我问为啥不赶快作业呢？有个组员对我说：“班长，这活没法干，把这个车交给农民装卸队吧！”我说：“那那成呢？货票都交给区里了。”
我到车里一看，刺鼻的臭味扑面而来，原来是几百件猪皮，蛆虫在上面蠕动。我二话不说脱去上衣，光脊梁带着厚围裙，手带着帆布手套，钻进车厢，抱起猪皮朝铁托盘上猛一顿码装。
工友们看我已经扑下身子干了起来，再也坐不住了，也学我的样子，抡去外衣，光着脊梁干了起来。汗水从头上蒸腾，顺脸而下，赤裸的上身不时有蛆的滚动，那种情景真令人恶心，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既然选择了干装卸这份职业就意味着要承受脏苦累的工作，有些事是无法逃避的，只能咬着牙也要坚持到底。
也真难为了我们四班的弟兄们了，我们一起吃苦受累流血流汗的日子。
我的组员之一段锡鹏，白净脸，一双犀利的大眼，说话没有遮拦，快人快语，看不惯的事就要发议论，眼里揉不得沙子。妈妈是河南坠子老艺术家，在全国都是很有知名度的，自幼娇生惯养的他那吃过这份苦，嘟嘟囔囔骂骂咧咧完了，还得继续干。
组员之二金继忠，郑州东大街老门老户，回民。其父是开牛羊肉馆的大掌柜，家里条件优渥，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吃穿都是最好的，从小到大都是家里的娇宝贝，养得黑壮，一脸青春痘，为人随和风趣幽默，总是一副笑脸。他母亲虽然上了年纪却仍不失大家闺秀做派，长得慈眉善目，疏朗俊秀，说话软声细语。
继忠有一个大姐，是六七十年人们心中公认的大美女，水灵灵的丹凤眼，双眼皮，高高的鼻梁，一笑两酒窝，白皙的皮肤，亭亭玉立的好身材。当时郑州好几个照相馆都挂着她的艺术照，那中美在骨子里的倩容是男人们的梦中情人。他家离当时解放影院不远，金继忠总是在我们休大班的时候邀我去他家做客，吃过饭请我去看电影。
组员之三章文龙，长得一表人才高高的个儿，眉清目秀，腼腼腆腆，像个大姑娘。父亲是郑州机务段的机修工程师，对于修理机车是行家里手。受父亲的影响，他从小耳濡目染爱摆弄机械。作为知青下乡是生产队的拖拉机手，既能开又会修。文龙性格又温和，到哪儿都是好人缘。
组员之四马相才，来自平顶山附近县城的下乡知青，长得人高马大，黑不溜秋。就像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的赵大大，个大心实，干活从不惜力，整日寡言少语。爱干净，凡是他所在的地方都拾掇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组员之五杨学钦，来自河南襄县的复退军人，身材矮小瘦弱，病黄脸。真不知道他是如何在部队混过来的。为人心眼狭小，身小无力又好斤斤计较，嘴又碎喋喋不休。一副到处讨人嫌的样子。
在组里他是大家的出气筒，干活没力气，他又不愿意干点小活，诸如背个撬杠、拉门绳、掂个茶壶什么的。总是被大家伙儿逼着他才不情愿地干。
杨学钦在我们组最不受待见，大家也没给过他好脸，就因为他的一张破嘴，时不时遭来一顿臭骂，把大家惹急了，就会抡起拳头朝他身上揍去，引得他嗷嗷大哭，时不时找领导告状。看他那怂样，领导也不待见。
组员之六陈雨顺，和我一起从漯河寨内红星社招工来的，年纪小不满二十岁。身材单薄，一阵大风就会把他吹倒，瘦得三根筋挑着一个头。真不知道他的父母怎忍心让他来干装卸工这份营生。更要命的是他是人们传说的“二姨子”，男性器官发育不全，说话尖声尖气，没有一点男人秉性。他从不在人多的时候去澡堂洗澡，捡没人的时候溜进浴池，用毛巾挡住裆部，匆匆洗一下就出来。也真够难为他了，天生这样真是令人唏嘘。但他脾气好，自知身单力薄，凡事不予人争，干活虽没力气但也不偷懒，自觉干点小活，跟伙计们处得也热和。
俗话说诸葛三军龙虎狗，我们四班这个小集体也是各具特色，一个活跃充满朝气青春气息的小团体啊。我在这个集体中靠我的身先士卒，靠我的真诚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在东站装卸这个最底层的岗位默默奉献着青春的光和热。虽然苦和累，好在那时正年轻，挺一挺就过来了。
装卸工这铁路上最苦最累的工种，没亲自干过的人无论如何体会不到它的窘迫与苦涩，老一辈装卸工的确没文化没得选择，为了生计不得不从事这份工作。而我们这批人来自四面八方，有背景、有后台，有势力的家境也不在少数哦。只是囿于当时的特殊情况，上级部门不敢开调出装卸队伍这个口子，恐一旦打开这道口子就无法收拾的局面，就只好等待三年之后的时机了。
这批新装卸工各怀心事，面对眼前的工作，既来自则安之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占大多数。吃不了这份苦，喝得晕晕乎乎，今朝有酒今朝醉，管他老娘嫁给谁，混一天算两晌的人也不在少数哦。所以打架、酗酒、小偷小摸，吃拿运输物资、参与黄赌毒、违法乱纪的事情在这批青工中时常发生。
有人借样板戏《海港》唱腔，这样唱：“装卸工啊，耽误了我的婚姻，虎头车推走了我的灵魂，早也盼晚也盼，何时逃出装卸门！”
我当时的心态比较坦然，知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道理，事在人为，越是艰难困苦的日子越见一个人的品格情操高下。
我清楚的知道，自己走出装卸队伍的本钱就是靠刻苦努力顽强拼搏，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唯有热爱才会有动力。
到任何一个新地方新单位，头三脚难踢，这头三脚踢好了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实际效果。任何投机取巧，华而不实靠耍嘴皮子的表面功夫即不能长久，最终只会落得贻笑大方失败收场。
尊师睦友，是我逐渐显露头角的第一步。我真诚对待每一个与我交集共事的每一个老工人，他们的阅历见识，实际工作经验教训都是拿钱也买不来的。
我利用休班时间带着礼物分别到凡是与我工作有直接关联的老师傅家拜访请教。礼物不在轻重，而在一颗虔诚真挚的心。他们都会将自己最直接的亲身感悟讲给你听，给你交心，人心换人心，四两换半斤。
对于身边的同事，学人之长补己之短，能够雪中送炭绝不落井下石，养成一种平等待人亲如弟兄的美德。你的成功建立在和谐美满舒适平静温暖之中，也绝不是过河拆桥，踩着别人肩膀上无所顾忌往上爬的基础上。
我把自幼学习的孔孟之道，自觉融化到生活的每个细节、每天的过往之中。
更多的是我不偷懒，把自己养成虚心好学习惯持之以恒，每天坚持总结记下来，将所看所听所想所悟记下来，日积月累就是一种文化积淀。
在漯河万庄老家我的本家哥自心送给我一方镌刻有铭文的铜墨盒，上面写道：“一分精神一番事业，今日之事今日即了。军长冯占海二十三年春月”。
我一直珍爱的使用着，陪伴着我，激励鞭策着我。
同时我还一直珍藏着一帧民国时期的老书签，娟秀的楷书字体题写着：“多读书心中有本，勤写字笔下生花。”
我从万庄老家带来的清代版的《康熙字典》、《纲鉴易知录》、《古文谐凤》、《东周列国志》等老版书籍一直放在我的案头。
回忆当初在装卸队那些最艰苦的日子，我心里明白自己的人生之路才刚刚开始，即使前方的路是未知的，还是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走，路在自己脚下，谁也无法替代，任何投机取巧哗众取宠，试图走捷径到头来只会弄巧成拙欲速则不达，落个贻笑大方的结局。
不久，装卸车间决定从新工中选出一批人学习叉车司机，考试合格正式上岗补充叉车司机岗位。我作为第一批选拔的叉车司机人选开始操作叉车。
一般情况下叉车司机的职责只要开好叉车就行了，就可以不再直接干装卸工的活儿，我当了叉车司机后，除开好叉车之外，还总是扑下身子钻进车厢里去干装装卸卸的活，汗一点没少流，和装卸工弟兄们心贴得更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