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非如烟（四）
吕孟申
我自60年代中期开始记笔记至今已60余年了，我摸着自己的笔记本，像抚摸着自己的身躯，历史。那里有自己的身躯，历史，那里有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有自己的脚印和疤痕，有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沮丧！那一册册泛黄的笔记本，是我生命的结晶，荣辱的纪实，欢乐和悲伤搅起的浪花。
多少瑰丽的清晨和飞霞的傍晚，踏遍五洲四海山山水水，伴着隆隆雷鸣和飒飒风声，伴着飞溅的水滴，雪白的浪花，清澈的涟漪，我蹒跚着，呼喊着一路走来，从满头青丝到鬓发似雪，我苦苦寻觅求索，初心未改，痴心依旧。心潮起伏，血沸周身，泪水滴在笔记本上，一路走来无怨无悔，一生尚存笔耕不息。
文革十年浩劫，郑州东站是深受文革之苦的重灾区之一。
文革期间，北京铁道学院分配到车站几名大学生，有男有女，他们初始无不是抱着立志干出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可严酷的生活现实却使有些人理想破灭，遭受灭顶之灾。
有一名青春靓丽性格外向的女子，名叫钟书炎。钟一口京腔京韵，热情似火，精力充沛。对于这几名大学生的到来，在车站职工中引起不少的轰动，像一潭死水飞进一只白天鹅，彻底打破了往昔的平静。
有好事者，有事没事总往他们身前凑。更有甚者干脆直接邀约交朋友。钟书炎的外向性格，更成了这些人争相献殷切的对象。只是苦于没有找准突破口而已。
众口铄金，钟书炎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成了站上茶余饭后的笑谈人物。在那令人发狂的年代，“三忠于”，“四无限”成了魔怔。“红宝书”，“红语录”，毛主席像章，凡印有毛主席像的书籍、报纸，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圣物”。
在那特殊的时期，特定的场合，纯洁无瑕一点不设防的钟书炎，成了待宰的羔羊。起因是，有一天有人向站革委会汇报说：“钟书炎竟然拿印有毛主席像的报纸擦大便。”
此事非同小可，当即就有军官会的有关人员把钟书炎找来，不由分说五花大绑关了起来，一连几天几夜不让睡觉，不让吃饭，还进行体罚。从未经过这样阵势的钟书炎真是百口难辨，有理也说不清。她哭诉，在厕所看到过有印毛主席像的报纸被撕破擦屁股，但绝不是自己，她拿自己的生命作保证。
纵然她长一百个嘴，也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只会遭来更疯狂，更惨无人道的迫害。很快钟书炎精神崩溃，成了真正的神经病。她头发蓬松像一头乱麻，目光无神，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冬天穿单衣，夏天穿棉衣，无论白天黑夜像一个幽灵四处游荡。没过几年，一个如花似玉的青春靓女就香消玉殒了。
这批北京铁道学院分来的大学有一个叫王鲁文，还有一个叫朱铁男。
王鲁文文弱秀气像个大姑娘，见人说话脸还会红。据说他原籍东北农村，是个孤儿，靠村里老少爷们你家一斗，我家二升，兑的粮食换成钱凑足学费完成学业的。
王鲁文面红齿白温文尔雅，说话柔声细语。写得一手好字，文采飞扬，还会画油画。郑州东站一号门迎门壁画巨幅毛主席在北戴河画像就是出自王鲁文之手。
1972年东站团委换届改选，他作为货装二队团支书身份当选车站团委组织委员，我当选为宣传委员。
由于工作关系，再加上脾气秉性相投，有共同的爱好我们很快成了挚友。在王鲁文身上我学到了不少东西，为人谦和低调，不饰张扬。他当时主业是货装二班零担计划员。他业务精通，又善于沟通，正经科班出身，实属难得人才。
后来王鲁文被选调郑州铁路局教育学院教务处处长。没几年患肝癌，去世时50来岁，得知他患病住院，我前去医院探望，他的遗体告别追悼会我含泪向这位敦厚的兄长最后一次告别。
朱铁男，白白净净大高个儿，性格开朗，为人随和。不爱操心，生活要求不高，不爱出风头，满足现状。虽是科班出身，他倒自得其乐，满足于当一个普通货运员而已，对政治活动不感兴趣，工作状态一直平平。我们同为货装一班同事，党团后动他很少参加。和他并未有太多交集，彼此泛泛而交。
后来听说，朱铁男对调回北京国家粮食储备库，再后来听到他的消息已是铁道部货管处处长，在处长位置上再来东站已是高高在上风风光光了。
我1971年入路来到郑州东站，开始步入人生真正意义上的独自生活，我一介漯河农村走出来农民的儿子，未来的路如何走，是摆在面前必须面对的考题。我知道在我们这批五百多名青工中，要想脱颖而出，非付出超强的意志和毅力是绝对不可能的。发挥自己的特长，在荆棘丛生的路上趟出一条血路，唯此别无它途。
在这条背水一战的路上，除了个人的刻苦努力，还少不了众多热心人助一臂之力。
仔细回想起来，在我成长的路上，东站广播室广播员周海伦的热切关心鼓励和帮助分不开的。
周海伦的广播室就在东站食堂旁边一大间房子里，一小半是播音室，一大半是宿舍。
当年的周海伦也就30多岁吧，矮胖的身材，齐耳短发，银盆大脸，目光清澈无尘，声音悦耳动听。总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笑声朗朗。
海伦对任何人从不设防，心里不藏事，喜怒哀乐全在脸上。
播音室定点转播中央广播电台要闻之外，就是播报来自车站有关动态和通讯员来稿，大都以表扬好人好事为主。
海伦的播音室成了领导、文化人信息交流中心和聚集地。在那个信息尚不发达，电视还未普及，广播，报纸是主要的传播手段。
海伦的热心肠是大家的共识，她也乐此不疲热心帮助前来求告寻求帮助的人，一视同仁，不分远近亲疏。
开始与海伦交往，是抱着诚惶诚恐的心情给她送广播稿，一来二去就成了无所顾忌知心朋友。
从海伦这里我结识了好多原不熟悉的领导和有用之人，也可以说我从一个装卸工到走向车间，走到站机关成为文革后第一任团委书记、当选车站工会主席，与周海伦的搭桥美誉分不开。
海伦的父亲周东郊，祖籍黑龙江珲春，精通俄语。早在1925年便参加了共产党，在校读书期间作为地下进步学生，后被派往天津大学堂从事地下革命，在天津结识了海伦的母亲，同在学校一起活动，共同的志趣和理想这对革命青年结成了伴侣。当时海伦的母亲19岁那年生下了海伦。
这对热血青年，怀着火一样的激情全身心投入革命生涯，虽然过着刀尖上舔血的日子，在信仰的支撑下依然坚持着斗争。为了革命需要，海伦父母不得不分开，母亲带着她颠沛流离，整日在提心吊胆中挣扎。后来，由于叛徒出卖，父亲周东郊遭国民党政府秘密逮捕，辗转羁押，最后羁押到迪化，即今天的乌鲁木齐。1942年9月，新疆省主席盛世才下令把中共派驻新疆的党员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百多人逮捕，最初分开软禁，随后羁押监狱。在迪化监狱的日子，周东郊与毛泽民、陈潭秋、杜重远、赵丹，等革命党人关在一起。陈潭秋，毛泽民最终被盛世才处决，1946年羁押未遭杀害的共产党获得了营救，并且被护送至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