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过年时节，赶巧重读老舍先生的文章，《北京的春节》。让我手痒也想写上几句。
《北京的春节》开篇就和我记忆中的春节十分相似。进了腊月就是年，过腊八要喝腊八粥，能想到的各种米，豆，坚果，都可以放在锅里，其中大米小米，糯米红豆，花生莲子，核桃枣泥是必须要有的。熬粥时就满屋子飘香，等盛到碗里端上桌，粥色温暖，粘融香甜，大人孩子都喜欢。过腊八还要做腊八蒜，紫皮蒜加米醋，泡在透明的玻璃罐子里，放在阴凉处，一到腊月二十三过小年时就可以开始享用了。腊八蒜剔透翠绿，可以配饺子，也可以吃火锅时当做小菜。腊月二十三过小年要吃饺子；要把房前屋后犄角旮旯都收拾的干干净净；还要祭灶神；吃麦芽糖。然后跟着几天就开始办年货，买糖果，理发洗澡，准备过年了。有句顺口溜我从小就会，“二七剃精细，二八剃傻瓜，二九剃狗头，三十烫猪脑袋”。这段日子还要买年画，贴窗花，写对联，每件事都有说道。过年期间对孩子们来说是开拓眼界的好时段。风俗习惯，戏曲诗词，还有各种民间传说，小孩子最有好奇心了，什么都想问个明白。新鞋新衣服一定要有，最好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压岁钱要有，给小孩子也要给老人家；过本命年的，得有红色的穿用，可以绑个红绳儿在脚腕子手腕子上，也可以买几件红色的内衣袜子，当然，随身带个红色的玉佩玛瑙珊瑚宝石也可以辟邪图个好兆头。
孩子们喜欢过年，因为不但有各种好吃的，还可以放心地玩耍。大人们对孩子格外宽容，平和人家过年时都不会责怪孩子，不好听的话都不要说更别说打骂了。大年三十的年夜饭是一年里最丰盛的家宴。穷苦人家过年不易，过年跟过关一样，小时候听过《白毛女》里杨白劳唱，“人家的姑娘有花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扯上了二尺红头绳儿，给我喜儿扎起来，哎哎哎哎扎呀扎起来”，当时年纪小小的我就觉得杨白劳是个好爸爸。穷人家过年也不乏短暂的欢喜。
我的爷爷很会做菜，过年时四喜丸子狮子头是一定要做的，还一定要等爸爸从青海回来，最好买西安西点房的吐司面包。爷爷只有说放面包渣儿的丸子才好吃，馒头渣儿就不成。我还记得从奶奶那里听来过一句顺口溜，“世上的香，回笼觉，二房妻，三鲜饺子黄焖鸡”。三鲜饺子和黄焖鸡也是一定要有的。1999年和德林刚认识时，有一次周末，德林来我的住处，在厨房里掌厨做饭，一阵子忙乎，摆上桌了两道菜，一道是炝油菜，另一道就是黄焖鸡。很巧这两个菜是我喜欢的。油菜青翠可人，黄焖鸡虽说是高压锅做的，味道却和我记忆中的有几分神似。。。。。。
小时候除夕爷爷奶奶家都会守岁。现在想，我的爷爷奶奶一定是非常开明的，因为过年时，不少叔叔们的朋友都会来爷爷奶奶家，家里天天都是流水席。那时没有春晚，我们家除夕就能开出一台春晚，吹拉弹唱，相声快板，十分热闹！吃好年夜饭，大家就一起说说笑笑包饺子，还会包几个硬币，白糖馅的，谁吃谁发财甜蜜交好运。
老舍先生是地道的北京人，满族，1899年出生。按年份比我的爷爷大一轮。不过以前读到过老舍先生的姑母给他取的外号是小狗尾巴，看来老舍先生应该是头年阴历的腊月生人。和老舍先生一样，我的爷爷也是地道的北京人，祖祖辈辈住在崇文门内。爷爷是1911年，宣统三年阴历腊月二十二日生人，也是满族。奶奶是1922年阴历四月十八日生人。比爷爷小十一岁。奶奶也是满族，正黄旗，沈阳人，祖籍辽宁北镇。
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在文章里说老舍先生出生贫苦，幼年丧父，靠人周济才读了私塾。这点和我的爷爷奶奶不一样。爷爷的父亲是新派旗人，第一批剪了辫子，穿西装，带怀表，手里一根文明杖，法语流利，还会讲德语，兴致来了可以做一整套西餐，从头台小吃到饭后的甜点。奶奶给我讲过爷爷的父亲的事儿。说爷爷的父亲声音洪亮，笑声爽朗，为人大气做饭很好吃。总之，我的爷爷奶奶有比较幸福的童年，会写诗填词有文化，爷爷拉得一手好京胡，奶奶熟读红楼梦。我的妈妈曾经不止一次跟我说过，她和奶奶畅谈红楼，完全是人逢知己的感觉。奶奶的父亲是位私塾先生，奶奶小时候就跟着她的父亲背书练字。在我的记忆里，爷爷奶奶说起小时候都兴致盎然，充满了欢乐。有几件小事，我要记录下来，免得以后忘了。
一个是关于巧克力的。我六七岁时，四叔叔从北京带来了巧克力，确切地说，叫北京朱古力豆，装在一个蛮精致，大约32开的铁皮盒子里。当时我跟奶奶说，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糖了。奶奶告诉我，她小时候吃过的最好吃的巧克力是比利时产的。
还有一个关于爷爷奶奶的小事儿。奶奶是19岁嫁给爷爷的。爷爷当时30岁。奶奶的三姐三姐夫是介绍人。爷爷奶奶的婚纱照我见过，奶奶穿曳地的白婚纱，爷爷穿深色的西装。奶奶给我讲过，说新婚里爷爷画了一幅画，两颗红心一支箭，让奶奶绣出来。当时奶奶不知道这是爱神丘比特之箭，可是她从心里认同爷爷的审美和才华，没有问就比着绣了出来，后来读书才知道这个典故的。
老舍先生是自杀的。有一次和我的导师聊天，偶尔聊到了自杀。导师说自杀有三种原因，痛苦，身体上或者精神情绪上的痛苦；负担感，尤其不愿意成为别人的累赘和负担；还有就是绝望，没有希望没有信仰没有了活着的意义。记得当时我还跟导师说，中国有个词叫舍生取义。生与义不可兼得，是故，舍生而取义。我奶奶的三姐夫就是这样的人。奶奶的三姐夫姓那，也是满族，沈阳人。他性格正直刚毅，一直跟着张学良从军，后来做张学良的副官。张学良被软禁后奶奶的三姐和三姐夫就回到沈阳老家。政治运动开始了，各种调查交代。后来有人找到奶奶的三姐夫，要批判揭发他的反革命历史，并且说第二天要带纸帽子示众。奶奶的三姐夫跟太太说他不愿意被这样对待，这种被人侮辱的日子他一天也不愿意过。他跟奶奶的三姐说，家和孩子就托付给你了，你就坐窗口边看着我，我走出去，喝毒药自杀，你看我倒下，再过一阵儿，来收尸就好了。奶奶的三姐答应了。人活一口气，她也不愿意她的男人被人羞辱。于是就这样，奶奶的三姐夫自杀了，三姐把孩子们拉扯大。直到1980年奶奶和她的三姐团聚，才知道的这件事。前两年，我的姑姑才讲给我的。
春节时节，重读老舍先生的文章，也算是我对过年的一种怀想吧。刚来美国时，有一次春节期间，唱小螺号的程琳来我们学校演出。程琳表演的是二胡。当主持人问程琳，做为最早红遍大江南北的流行歌手，来美国拉二胡，是什么样的感受，程琳说她追求有选择的自由。至今，我也还是深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