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篇文章竟成了“尚方宝剑”
陈殿兴
文革中杨姓同事在批斗会上挨打，是我第一次看到造反派打人 。因为是第一次看到而且十分反感，所以印象很深。会上他的前室友李某揭发出他的“罪行”一共两条：一、他俩有一次开玩笑时，老杨指着李某说“你是坏蛋！”李某身后是一尊毛的塑像，李某说他指的是毛；二、老杨爱画画儿，看到什么都要描上一笔；他把室内毛的塑像的眼睛描了描，李某说这是丑化伟大领袖的形象。这两件事情都发生在文革前，李某报告给党组织。当时并未给什么处分，仅仅是涨工资时别人都涨只不给他涨。文革中间造反派把档案抖搂出来，开批斗大会。我看到的也许只是其中的一次。
文革后期，1975－1976年间我被系领导指派为人民出版社译校《列宁文稿》第七卷时看到里面有列宁给下诺夫哥罗德两个红军战士的一封电报，说涂抹他的画像不能算反革命，如果没有别的犯罪行为，应立即放人。——下诺夫哥罗德有个妇女涂抹列宁画像被以反革命罪逮捕，两个红军战士打抱不平，给列宁拍去电报，这是列宁的回电。看到这封电报，杨姓同事挨批斗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眼前。同时，我联想到，文革时毛的照片、塑像到处都是，稍有或被怀疑有不敬的表现都会被打成反革命——尽管你是无意的——许多人都因此身陷囹圄，甚至丧命。
当时我是“摘帽右派”，没有资格说话，而且即使有资格也不敢说——稍一不慎，就会惹来杀身之祸，而且殃及全家。我只能把这封电报记在心里。
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打碎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枷锁，全国开始平凡冤假错案。我的“右派”问题1978年10月得到改正。我可以发表文章了。于是我就想起了列宁那封电报，便以那封电报为支撑点结合我在文革中耳闻目睹的中国法制遭到肆意践踏的情况始写《向列宁学习，遵守法制》。这篇文章写好后，大约三月末寄给了《光明日报》，半个月以后就收到了清样。我投稿从来没有这么快就收到清样的。我对反右还心有余悸，因此我的文章就只谈俄国，不提中国；只谈列宁的做法，不提毛的做法——这样，读者心里明白是说谁，但又抓不到我的把柄。编辑在我的稿子里补充了许多我想说而不敢说的联系中国现实的话。虽然有些害怕，但我还是完全接受了。文章发表在1979年4月22日《光明日报》第3版头条，文前还加了编者按语。
过了不久，我到中央编译局查资料。列斯室秘书告诉我，说《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之前曾派人来了解过你。我们说，你的译文可靠，你正在译校的《列宁文稿》是人民出版社找你们翻译的；你常来查资料，我们熟悉你的翻译情况。
大概过了一个来月。一天晚上，我的朋友、辽宁社科院黄立夫来看我。他说：“你还像没事似的，你那篇文章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你知道吗？”我问：“怎么回事？”他给我一本内部通讯看。那里面报道了不久前在大连召开的毛泽东思想研讨会的情况。《光明日报》总编马佩文在会上介绍了他们收到这篇文章前后的情况。他说，山西一个青年农民在文革中把郭凤莲（中共大寨党支部书记、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像涂画了，因此被打成反革命，现在他请求他们帮助平反。他们认为应该平反，但找不到根据，正在无计奈何时看到了我的稿子，认为“尚方宝剑”来了。根据这篇文章可以给许多类似的人平反。他说文章发表后，有很多读者欢迎，也有不少人认为是“砍旗”的。
事情过了四十多年。现在对列宁的看法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在那个历史环境里，要解决问题只有把列宁抬出来——这是时代的局限，实属无奈。
（原载《世界日报》2019／10／2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