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忆父亲刘栋业
刘广琦
1966年秋天，“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学校停课了。我趁“大串联”的机会从沈阳万里奔波回福州看望父母。红卫兵到处打砸抢，爸爸肯定受罪了。他老人家怎样？妈妈怎样？
上一次看到爸爸是1957年在北京，那时爸爸已被划成右派。爸爸来开会，住在招待所里，我去看他。他已没有往常的安详。他形容憔悴，忧心忡忡，说：“我这是最后一次来北京开会，以后跟你们见面不容易。你们好好学习工作吧，不要惦念我；但要好好照顾你们的妈妈，她快60岁了。”他很气愤地说：“怎么气量这么小？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结果却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概括地讲了讲自己在“整风”会议上的发言。他建议遵守法制，认为不按法律办事是不对的。他还说很多人要求公开审判胡风，他也觉得有罪就应该公开审判。作为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工商联福建省主委和民主建国会福建省主委，他拥护共产党，希望党能够依法办事。他愿意做共产党的诤友。他的意见不对吗？但我怎敢表态？表态支持他，会使他感到更加委屈，结果会招来更大的灾难；说他不对吧，又违背自己的良心。我只好不让爸爸讲了。对亲生女儿都不能倾诉心声，爸爸涨红了脸，噙着眼泪，低下了头。唉，我真太残忍了，为什么不让他讲话呢？他多么爱自己的这四个女儿啊！爸爸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妈妈生第四胎还是女儿，爸爸没有歧视，也不让别人歧视。他常常逗这个小妹妹玩，她笑得很开心。爸爸说：“就叫她‘欢’吧，大家都喜欢。”爸爸多么慈爱啊！为抚育我们、为了让我们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辛劳奔波，操尽了心。他给我们讲数学是多么耐心！是真正的启发式教学啊！但是在他蒙冤的时候，我却连听他吐吐苦水都不敢！
火车继续南进，爸爸的形象不断出现在眼前。他早年留学比利时，在欧洲的一次数学竞赛中得了季军。他的教授曾建议他留下来在比利时工作。如果那时他不回国，应比利时列日大学的聘请，在比利时定居下来……他会这么倒霉吗？他爱国啊，不可能不回国。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带全家从上海回福州；1941年日寇逼近福州时，他把全家从福州迁往山区光泽县。抗美援朝时期，他响应号召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捐献了出来，并且支持两个女儿参加军事干校。1951年他还把祖传的林则徐家书六十多帧全都献给了国家。福建省的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是他在省委统战部的领导下和工商界人士共同筹建起来的。为发展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他热情地工作。他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呢？爸爸真是太冤了。想到这里，我心中充满了悲愤。
火车继续前进，福州不远了，福州怎样？我已离开福州多年……广播喇叭响起了对福州的介绍，晚上8点多钟进入福州市，万家灯火，车水马龙。它已不是1948年时的安静小城了。火车站在当时的郊外，离父母家很远。我搭上了最后一班公交车进城，几个从外地回福州的大学生埋怨福州的公交车不如外地的好，颠簸得厉害。
到城里了，但公交车站离家不近。已是晚上11点，我打听去南后街怎么走，到了南后街，又打听张文详笔店——家住在这家笔店后面。我提了个行李包，走到南后街，一位老伯问我：“你是外地来的吧？”我说：“是的。”“你找谁？”“刘栋业。”“他是工商联的。”他把我领到张文详笔店前就走了。笔店已关门，我推开通往后院的门，穿过走廊，到后院，已是半夜近12点，门已关上了。我敲门，先是一位老太太（后来知道是邻居家的保姆）的声音，问找谁；我说找刘栋业，这位老太太没有开门，说：“你等一等。”过了几分钟，我听到气喘声，越喘越厉害，门开了，出现了一位皮包骨的老人，神情惶恐无奈，身躯有些佝偻，站着很吃力。“啊，爸爸！”我一把抓住爸爸的手，真想抱住他老人家；爸爸惊喜地喊道：“宝宝，原来是你！”这时四合院里的邻居们全都闻声出来了。原来半夜敲门把大家惊醒了，以为又是红卫兵来抄家。爸爸喜出望外的表情，妈妈的默默流泪，邻居们的惊讶和放松，使我意识到了这四合院一直是笼罩在怎样的恐怖气氛中。
这四合院里住着四家人，多数是老人。半夜不宜多谈话，该睡了。我一直睡到第二天7、8点钟。起床后在天井里漱洗，见到邻居。一位老太太告诉我：“今天早晨你爸爸没有喘，大概是怕吵醒你。”啊，这四合院的房间是木板隔的，不隔音。我马上意识到说话要小心。我和爸爸妈妈主要是谈他们要保重身体。他们有位保姆，对他们很好。我有时帮着保姆做饭，爸爸就能多吃些。并不是我做得好，而是爸爸为了安慰我，多吃一些。妈妈小声告诉我爸爸挨红卫兵辱骂批斗的情形，家抄了三次。说爸爸当时苦不堪言，病情加重了许多。爸爸虽没有向我诉苦，但也忍不住小声对我说：“刘少奇他们竟然落到了这个地步……成为瓮中之鳖，谁让他们当年带头搞个人崇拜呢？……他是个‘伟大’的战略家。”又说：“国家这么下去不行，这是革文化的命，是愚民政策，我国文化水平要降低了，经济要吃大亏。”果然，后来高考停止，大学好几年都不招生，中小学学制“改革”，教材“改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们中只有极少数的人在城里分到工作。爸爸说：“阶级斗争这么搞下去……”话没有说完，只用摇头表示。又说：“什么叫共产主义道德？”我同情爸爸，但顾虑重重，不敢说什么。
我在家里住了十几天。“大串联”要收口了，出来串联的教师们差不多都回去了，我也不得不做回沈阳的打算；我怎能割舍苦难中的父母？但我又不得不回去。我告诉了爸爸，爸爸很理解我，说回去吧。我答应以后和殿兴一起带孩子回来看望他们。这样，我在福州呆了不到两星期，就告别父母，踏上了回沈阳的归途。
回沈阳后，我无时无刻不惦念着父母。1968年初，武斗停止，路上太平了，学校仍然停课。我觉得该利用这个机会回福州看看爸爸妈妈。我和殿兴带着不满五岁的女儿小愿愿于1968年春节后启程回福州。火车上又挤又脏，小愿愿牙疼了，有点发烧，一路上不停地吃药。终于到福州了，到家了。爸爸妈妈看到我们全家回来，非常高兴。妈妈精神焕发地张罗着开晚饭；爸爸无力干活，笑嘻嘻地望着我们；邻居们也都来招呼我们。家里的气氛活跃起来，爸爸妈妈的愁苦面容不见了。
我们和爸爸妈妈聊天，都是找快乐的话题说。小愿愿常常戴着一条塑料线做的假辫子在大厅里踮着脚尖跳芭蕾舞——模仿舞台上的白毛女，大家看得十分开心。爸爸说：“这孩子像一只快乐的小鸟，真可爱！”有的亲戚和爸爸的朋友听说我们从东北回来看父母，就来串门子。爸爸这时显露出了自豪的表情，比1966年我见到的那次精神了许多。
要“大联合”了，又要开会“闹革命”了。1968年4月，我们不得不回沈阳。爸爸叮嘱我们要小心保护自己，殿兴也叮嘱他千万不要多说话。我们走的那天，他拖着病体，送我们到大门口。无论我们还是爸爸妈妈，眼中都噙着泪水，谁也没哭出声来。我心里想着有机会再回来看他们。没有想到，此别竟成永诀！
1979年往日的右派纷纷得到改正；但是父亲的右派问题却迟迟得不到改正。我的丈夫陈殿兴决定对岳父的右派问题进行研究，看看究竟该不该改正。他去辽宁图书馆找到了1957年“反右”时期的福建日报。我们读到了父亲当时在福建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帮助党整风的几次会议上的发言。我们看到父亲所提的意见是正确的，跟改革开放后所实行的政策不谋而合。于是殿兴开始给福建省委写申诉信。一连写了三封没有得到回信。因此我们决定向党中央申诉。二妹广均当时在北京工作，三妹广青及四妹广欢在北京也有好朋友。通过朋友们的帮忙，我们的申诉信终于送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先生手里。1982年春福建省委统战部为父亲召开了平反昭雪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