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Wind Capital
八
调桌的机会是随着少年班在全国掀起的热潮而来的。天才少年宁铂的事迹给科学的春天里的老师们打了一针兴奋剂，他们可能认为全中国还有很多孩子都是将来的宁铂，如果不拔一下这些幼苗，是很可惜的。学校里开始鼓励学生跳级，期中考试担负了一项额外任务——挑选跳级的后备学生。
我没有想过跳级，本来朋友就少，跳级不就更少了。但是，我的笔头比我的脑袋上进，居然考了全班第一。尤其是数学，我居然作对了附加题，全年级只有我一个人作对了。附加题里的事儿发生在解放前，一位老工人的工资按月结算，已知资本家给老工人每小时的工资，没有休息日，问老工人一个月挣几块大洋，按四舍五入算。其他人都把多于半块大洋的钱四舍五入为一块大洋，而我则认为资本家不会那么大方，应该舍去。结果我是对的，资本家总是惟利是图的。
没有人想到一个坐在最后排的新生考了全班第一。我被纳入了年级重点培养对象之列。班里另一位是刘志强。学校给我们俩发了四年级的教材，让在下面突击学习，准备参加全市跳级选拔考试。我的座位问题也得到了杨老师的考虑。我被调到了第二排，终于可以直着脑袋听课了。楚红英就在我的侧后面，说话很方便。
由于考试成绩突出，学校给我布置了另一项任务——帮助后进学生。我觉得很不情愿，因为后进同学不一定愿意被帮助，比如钱进。但是我还是选了钱进，本来就玩儿得比较好。
我妈还是比较了解我，他认为我既不是先进学生，也帮不了后进学生。她就去找杨老师说。我知道她是怕我被坏学生拖累。杨老师说：“学校不仅教书，也育人。先进帮后进，是全市教育系统的统一行动。帮助后进学生，不仅不会影响先进学生的成绩，还会培养他们的道德情操。你不想让孩子成为一个学习好而品德不好的人吧？”我妈只好闭嘴了。
事实证明，我妈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我和钱进的帮助组合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瞎逛、瞎玩和瞎乐上。我们俩钻遍了附近所有的厂子。方便的时候，会带点零碎东西出来，找收废品的换钱花。然后去学校附近的食堂买肉盒儿和烧饼吃。肉盒儿不经常买，太贵了，一毛一个。烧饼便宜，五分一个。我觉得把钱都花在零食上不划算，建议买小人书。钱进也没意见，虽然他更喜欢吃。买了小人书，就没有那么多钱买吃的了，他就买烤糊了的烧饼吃，黑糊糊的，二分一个，他照样吃得津津有味。
对于钱进的学习，我也不是没有上心，但是不得不放弃。任何书本上的话，在他脑子里停留的时间不会超过一个烧饼在胃里的时间。拿二简字来说，使用了一段不长的时间后，又废除了，语文课也就跟着改来改去。这对于钱进是一种折磨，二简字和非二简字好不容易揉在一起，再挑出来忘掉。国家的国，二简字里写作口，在书写中比口腔的口要大一圈，要不然无法区分。钱进好不容易掌握了正确的口家的写法，又改回了国家。但他似乎好不容易写习惯了，或者手懒，还是把国家写成口家，随他去吧。
钱进的最大爱好就是看电影。附近的单位放电影，我们都不会错过。不过我跟他兴趣不一样。我喜欢看国产打仗片儿，外国电影里的人有时候不大分得清。他喜欢看外国片儿，比如《列宁在十月》、《宁死不屈》。他说中国电影不好看，里面的女演员都太土气，外国电影里的女演员洋气，奶子还大。
跟钱进看电影很好玩儿，有时候他的反应很有趣。该哭的时候，他可能笑。该笑得时候，他还笑。我怀疑这个家伙没有泪腺。而且他的思维总是在男女之间耍流氓的事儿上转悠，他说小白鸽肯定喜欢少剑波，而不是杨子荣。
钱进很快就带我扩大了瞎逛的范围。我们把范围拓展到了城市北边的市工人文化宫，在那里看见一些穿喇叭裤的年轻人在敲打演奏鼓、号等乐器。我们给文化宫门口的女工人塑像戴了一顶农民的白毛巾裹头。钱进说只要有工农兵塑像，农民肯定是女的，因为农民就是给工人操的。钱进是听他妈说的。他妈是河南要饭过来，嫁给他爸的。
我们甚至走到了城市南边的郊县野地里，看到了湍流的滏阳河。这使我想起了石家庄的滹沱河。原来每一座城市都有一条大河。我们在河边看见一头公驴，钱进边拿棍子拔拉驴鸡巴边讲了一个真事儿。附近有一个老头，专门偷割驴鸡巴，炒菜吃，后来以流氓罪被抓起来了。
跟钱进在一起的时光总是很快乐。他有一个别人没有的本事——能使人忘掉学习。我不但没有把钱进的学习带进步，还把跳级考试忘得一干二净。我妈发现了这一苗头，督促我别忘了跳级考试。我不得不把心收一收，把精力转移到书本上。
但是钱进这种朋友就像传染病毒一样，一旦沾上，是很难甩掉的。在发现我要奋发学习之后，他拿了一个手电筒来找我，说带我去一个神秘的地方。那个地方在学校的西面，在学校的西墙和面粉厂之间。那里是一片树林，乱草有半人高。在学校里面看，西墙很高，太阳每天都是从西墙落下。从外面看，这堵墙更高。
“周围都有单位，这里怎么这么荒凉呢？”我说。
“我听我我我爸说，这里原来是一片荒，荒，荒地，枪毙人，人，人的地方。面粉厂是后搬来的，用不了那么大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就一直荒，荒，荒着。”钱进说。
他带我穿过树林，到了东南角，有一个圆形碉堡一样的水泥怪物。我问：“这是碉堡吗？”
“这是防空洞，可以防原子弹和氢弹。”钱进说。
“这一定是毛主席修的，他来过冀南，记挂着这里人民的安全。”我说。
“不是毛主席修的。我爸他们修修修……。”钱进纠正说。他很为他爸的八级钳工骄傲，准备长大了，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接他爸的班。
“是你爸他们修的。那也一定是毛主席命令修的。”我等不了他把话说完。
水泥碉堡上有一个小门，门上有一把大锁。钱进把大锁使劲一拽，锁就开了。我对他的特异功能感到惊奇，他笑了，说锁是坏的，又几次把锁拉开锁上。我突然明白钱进为什么带着手电筒了。在那扇门打开之后，是一串通往黑暗的台阶。我的心里充满了好奇和恐惧。
通向下面的台阶真长啊，手电筒照不到底。沿着台阶下去，是一条狭窄的通道，钱进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看起来他对这里很熟悉。我紧紧地跟着他，怕走丢了。钱进好像有天生的方向感，七扭八拐之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宽阔的通道口，能容一辆卡车开进去。钱进把手电筒的光线向上慢慢扫过去，上面有一行字：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走过宽阔的通道，是一个空旷的大厅。钱进介绍说大厅是开会的地方，这里的回声不大，因为墙壁是疙疙瘩瘩的。大厅的上方就是学校的操场。我问钱进怎么认得道路，他用手电筒照了照通道上方。拐角处都有文字和箭头指示。
跟钱进在一起的两个月是我转学后最快乐的时光。我父母当时忙于大干四化，以追回万恶的“四人帮”捣乱而损失的时间，所以没有时间管我。有一天我快乐得忘了在傍晚拉开蜂窝炉的火门，导致我弟弟不能按时吃饭。当我激烈地和我妈犟嘴时，我爸妈发现了一个比火门更加严肃的问题：我口吃了。这可把他们吓坏了，马上当着我的面讨论原因。我妈认为是转学给我造成的心理压力所致，我爸认为是跳级预习造成的，艰难的课程给我带来了心理压力。他们争论得面红耳赤。我说：“我没有心理压力。钱进是结巴的。”
我跟钱进的友谊在期末考试前结束了。我妈不准我再跟钱进玩，学习就更管不他了。我妈说她去跟杨老师说。我不怪钱进，他是一个好朋友。为什么别人跟他玩就没事，偏偏就我沾染他的口吃？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应用题，在我弄明白之前，还是先应付期末考试吧。
九
暑假来了，各个地方张贴的毛主席画像明显少了，收音机里在批“两个凡是”。我不知道什么是两个“凡是”，只知道在我们家里，凡是我妈说的，都是对的。我妈对我下达了明确的任务，包括帮她从幼儿园接弟弟，打开火门，甚至帮我爸买生啤酒。
我在新学校的第一个学期没有当上三好学生。我认为学校欺生，我爸同意我的观点。我妈认为我的思想有问题，不反思自己。她觉得我是一个易受环境干扰的孩子。她希望我能跟好学生作朋友，这样就能受好的影响。我知道她是真的以“德智体”三方面的“好”来定义“好学生”的。这就首先排除了家属院里的同龄孩子，他们学习都不好。只能在班里找。我这个时候才发现：能够成为朋友选项的好学生很少。一个班五十人，好学生很少，大部分都是不好不坏。方立中不是好学生，他的德和体很好，但是学习一般。刘志强是好学生，但是我很烦他。蒋丽丽是好学生，但是她不爱跟同学说话，有点看不起人，我还是不要自讨没趣。所以只剩下楚红英了。
楚红英自己找来了，她家离我家不远。她还带来了两本《李自成》小人书。她真是知道我喜欢什么啊。但是在我家待了一会，她还不走，我已经亟不可待地想打开小人书了。我突然觉得自己很不够朋友，这是人家红英的小人书，我还希望人家快走。我把家里唯一属于自己的抽屉打开给她看，里面有我的个人财产：收藏的小人书，没用过的圆珠笔和铅笔，一把用圆珠笔芯和气门芯做的呲水枪，一把用铁丝和自行车链子扣儿做的手枪。她对这些都没兴趣，只是稍微翻了翻小人书，说：“你这些书，我哥都有。”
红英带来了毽子。我们在家属院里踢了会儿毽子。她踢得真棒，连踢几十下都不会落地，而且还时不时地两只脚倒换着踢，甚至跳起来把左脚绕到右腿后面踢。她的后脑仿佛长了眼睛，毽子无论飞到哪里都能踢起来。可是我最多连十下都踢不了。男女同学真的玩儿不到一起去。我说我自己找时间练练，然后再一起玩儿。她说第二天还来找我，让我今天把小人书看完，明天她带新的来。
在红英走后，我的心飞到了崇祯年间的商洛山中，小人书中李自成起义军的生死存亡牵动着我的心。只有等红英第二天带来故事的发展了。我记着对红英的承诺，自己在院子里练毽子。一个男孩子练女孩子的技能，自然引来麻杆儿的嘲笑，他叫我去踢球。我们前几天在他家里看了阿根廷世界杯足球赛，他们家的九寸黑白电视是家属院里最早的电视。麻杆儿被阿根廷人的激情所感染，立志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为国争光。我没有那么远大的理想，就以去幼儿园接弟弟为借口，回绝了他。
我妈对我一天的表现很满意，因为我有了让她放心的好学生朋友。我忘了把打回来的啤酒放到凉水桶里镇上，她也没有批评我。啤酒的热度丝毫没有影响我爸喝酒的兴致。
红英第二天上午又来了，带来了两本新的《李自成》小人书，说她哥一次只让拿两本，还得把昨天那两本拿回去。我们俩又在院子里踢毽子，让麻杆儿看见了。他可能是担心女孩儿把我带得娘们儿气，又叫我去踢球。我当然得跟来找我的好学生在一起。他领着几个孩子去了，并扔下一句成语“重色轻友”。红英走后，我赶紧在成语词典里查了一下，没有查到。回来问我爸，他说重色轻友就是贪恋美色，抛弃朋友，比如《西游记》里的猪八戒就是重色轻友，总想着高老庄里的媳妇儿。我觉得麻杆儿这个评语太过分了，跟女孩子玩儿、不跟他玩儿就成猪八戒了。
我想还是避开麻杆儿和家属院的孩子们。当红英又带来两本新的《李自成》的时候，我提议去她家玩儿。她很高兴，没有问为什么，说他哥哥刚好不在家。
我们到了红英家，她家住的筒子楼。她爸有一个大书架，上面摆满了书。我抽出来《三国演义》和《水浒》看了看，前面有画儿，都是竖版的。
红英给我看她的相册，里面很多演出的照片。她也有一张小时候戴着毛主席纪念章的照片，旁边配着天安门、鲜花和一行字：朵朵葵花向太阳。我想起了老家的槐花儿。红英看我停在朵朵葵花上，打趣儿自己说：“我妈说我小时候可丑了，象个男孩。”我仔细看了看她，现在也象。
我真正想看的是她哥的小人书。在得到了我绝不乱翻的保证后，红英从床下拉出一个大纸箱子。打开这个箱子的时候，我的眼睛晕眩了。红英的哥哥是天下最富有的男孩子，里面满满的都是小人书。小人书摊儿也没有他的多。书都做好了分类，在侧面用不同颜色的彩笔在不同位置画了色带，作为区分的标记。比如《李自成》，就是用绿色在靠近书背儿的地方画了一条一厘米宽的色带。红英说你别乱翻，别动下面的。可是我怎么能忍住乱翻的冲动呢？下面有《敌后武工队》成套的革命故事，《神笔马良》等童话系列，《后羿射日》等神话系列。在我贪婪地翻看小人书时，红英认真地在看她的《十万个为什么》。在同一间屋子里，我们两个象一个鱼缸内的两条金鱼，各游各的，都很快乐。
红英的哥哥突然回来了，出乎她的意料。她哥很生气，冲着红英大吼：“谁让你带人乱翻我的东西！”红英想辩解，叫了一声哥，眼泪就出来了。我知道自己做错了，傻站在旁边。她哥把我推到一边，坐下来开始把书放回箱子。我说了一声“对不起”，声音小得我自己都听不见，也没有跟红英说话，就出门了。在回去的路上，脑子里闪过红英的眼泪，心里非常难受。天很热，我却一点汗也没有出。
晚上，麻杆儿来叫我一起去看电影，说是打日本鬼子的《铁道游击队》，结果演的是《五朵金花》。我的情绪更坏，就回来了。我爸倒是不奇怪我回来了：“你没听新闻吗？中国和日本刚签订了友好条约。”可是他一听改放《五朵金花》，踏勒着拖鞋就往外跑，被我妈吼回来了。
连着一个星期，红英都没有来。我想找她去，又怕遇见她哥，只能在学校和他们家附近转悠。我的运气并没有自己盼望得那么好，始终没有见到她。
麻杆儿又来叫我一起去看电影，这次是抗美援朝电影《英雄儿女》。但是红英没有来，我很失望。王成牺牲的时候，我的眼泪很自然地流了出来。王政委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了王成的妹妹王芳，王芳悲痛得倒在了政委的怀里。看得我太难受了，鼻涕跟眼泪一起出来了，我不得不撩起背心来擦。这时，一块手绢儿从后面递过来，原来是红英。她什么时候来的？
红英并没有理会我疑惑的眼神，说：“明天上午我去工人文化宫，你来，好吗？”
眼里还噙着泪，我使劲点了点头。心里感到一阵温暖，真想抱住她，就像王政委抱住王芳一样，我感到了我们之间的温暖亲情和高尚友谊。
红英是一个上进的女孩儿，到文化宫是去唱歌，张老师在那里辅导学生。他说那天我走了之后，她爸狠狠地训了她哥，并把他的工人文化宫图书室借书证给了红英，让她带我去图书室借书。
红英练唱歌的时候，我自己拿着借书证去了图书室。令人失望的是，里面都是给大人看的书，没有小人书。终于找到还算适合我的杂志《少年文艺》，里面有童话和科普故事，但是读着有些吃力。不过我认为我也应该看一下大孩子们看的书了。麻杆儿已经开始看外国小说了，象《牛虻》、《鲁滨逊漂流记》。有的外国小说书店都买不到，还得手抄，他跟我说他在抄《曼娜回忆录》。我不喜欢外国小说，外国人的长名字一超过四个字，看着就难受。
我借了两本《少年文艺》，就开始在文化宫里瞎逛。我想起跟钱进看过的那些吹号打鼓、穿喇叭裤的乐队，也许他们还在。我趴在那间屋子的窗台上，隔着玻璃向里看。今天没有乐队，乐器都堆在屋角。屋里坐了一圈年轻人，有一个长头发男的在唱歌，他的怀里抱着一种没有见过的乐器。那一定是吉他，麻杆儿给我讲过，外国歌手唱歌都用它伴奏。
他的嗓门好大啊，隔着玻璃听得很清楚，他在唱一首没听过的歌，歌词里有青海青、黄河黄。吉他真是一个神奇的乐器啊，好像琴里面还藏了一面鼓，他能弹出带劲儿的节奏。他的嗓子很粗糙，让人想起砂纸，这种嗓子可以唱歌吗？歌可以这样唱吗？唱歌，不是都象张老师、楚红英和蒋丽丽一样吗？
屋子里听歌的人们好像没有我的质疑，他们都听得很认真，唱完后使劲地鼓掌，然后围着歌手说话。人群中的歌手仍然牵着我的好奇心，尤其是他那一头长得过分的头发，耷拉到了后背，比杨老师那样的女干部发型都长。后面有人拍我，是张老师带着红英来了。
张老师跟歌手认识，他们是中学同学。张老师管他叫毛人儿，他的浓密的头发、胡子和汗毛都显示出这是一个十分恰当的名字。在聊天时，毛人儿的手依然在吉他上抚摸着，仿佛那件乐器是一个孩子。红英对吉他也很感兴趣，不断地问关于吉他的问题。张老师让红英为毛人儿唱一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红英唱得还是那么好，可是毛人儿说他不喜欢，说张老师教学生的那一套太守旧了。红英的脸微微有些红，这种评语出乎她的意料。张老师有点不高兴了，反问他该怎么教。
“我也说不好。”毛人儿说：“让李晓文唱一首吧。咱们听听。”
红英唱得都不好，我怎么敢唱。我知道自己嗓子不好，只是喜欢唱歌。红英鼓励我，给了我献丑的勇气。我唱了一首大家都会的《小放牛》。唱得太紧张了，唱完了，手心里都是汗。
“歌，就应该这样唱。”毛人儿的赞扬令我惶恐，我庆幸自己没有唱跑调。“你愿不愿意跟我学唱歌，学一个假期？”
这是一个意外的提议，毛人儿可能是想拿我当教学实验。我对毛人儿那种唱法没有多大兴趣，但是对吉他太有兴趣了，我也想在吉他上敲出那种令人激动的节奏。我看了看张老师，她点头表示赞成。
红英也很兴奋。不单是因为我们可以结伴去文化宫，她还有了大胆的设想——将来我们俩一起演出。她说这个提议的时候，脸上洋溢着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