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Capital2020-06-05 16:07:18

朵朵葵花

                         作者:Wind Capital

 

 

  调桌的机会是随着少年班在全国掀起的热潮而来的。天才少年宁铂的事迹给科学的春天里的老师们打了一针兴奋剂,他们可能认为全中国还有很多孩子都是将来的宁铂,如果不拔一下这些幼苗,是很可惜的。学校里开始鼓励学生跳级,期中考试担负了一项额外任务——挑选跳级的后备学生。

  我没有想过跳级,本来朋友就少,跳级不就更少了。但是,我的笔头比我的脑袋上进,居然考了全班第一。尤其是数学,我居然作对了附加题,全年级只有我一个人作对了。附加题里的事儿发生在解放前,一位老工人的工资按月结算,已知资本家给老工人每小时的工资,没有休息日,问老工人一个月挣几块大洋,按四舍五入算。其他人都把多于半块大洋的钱四舍五入为一块大洋,而我则认为资本家不会那么大方,应该舍去。结果我是对的,资本家总是惟利是图的。

  没有人想到一个坐在最后排的新生考了全班第一。我被纳入了年级重点培养对象之列。班里另一位是刘志强。学校给我们俩发了四年级的教材,让在下面突击学习,准备参加全市跳级选拔考试。我的座位问题也得到了杨老师的考虑。我被调到了第二排,终于可以直着脑袋听课了。楚红英就在我的侧后面,说话很方便。

  由于考试成绩突出,学校给我布置了另一项任务——帮助后进学生。我觉得很不情愿,因为后进同学不一定愿意被帮助,比如钱进。但是我还是选了钱进,本来就玩儿得比较好。

  我妈还是比较了解我,他认为我既不是先进学生,也帮不了后进学生。她就去找杨老师说。我知道她是怕我被坏学生拖累。杨老师说:“学校不仅教书,也育人。先进帮后进,是全市教育系统的统一行动。帮助后进学生,不仅不会影响先进学生的成绩,还会培养他们的道德情操。你不想让孩子成为一个学习好而品德不好的人吧?”我妈只好闭嘴了。

  事实证明,我妈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我和钱进的帮助组合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瞎逛、瞎玩和瞎乐上。我们俩钻遍了附近所有的厂子。方便的时候,会带点零碎东西出来,找收废品的换钱花。然后去学校附近的食堂买肉盒儿和烧饼吃。肉盒儿不经常买,太贵了,一毛一个。烧饼便宜,五分一个。我觉得把钱都花在零食上不划算,建议买小人书。钱进也没意见,虽然他更喜欢吃。买了小人书,就没有那么多钱买吃的了,他就买烤糊了的烧饼吃,黑糊糊的,二分一个,他照样吃得津津有味。

  对于钱进的学习,我也不是没有上心,但是不得不放弃。任何书本上的话,在他脑子里停留的时间不会超过一个烧饼在胃里的时间。拿二简字来说,使用了一段不长的时间后,又废除了,语文课也就跟着改来改去。这对于钱进是一种折磨,二简字和非二简字好不容易揉在一起,再挑出来忘掉。国家的国,二简字里写作口,在书写中比口腔的口要大一圈,要不然无法区分。钱进好不容易掌握了正确的口家的写法,又改回了国家。但他似乎好不容易写习惯了,或者手懒,还是把国家写成口家,随他去吧。

  钱进的最大爱好就是看电影。附近的单位放电影,我们都不会错过。不过我跟他兴趣不一样。我喜欢看国产打仗片儿,外国电影里的人有时候不大分得清。他喜欢看外国片儿,比如《列宁在十月》、《宁死不屈》。他说中国电影不好看,里面的女演员都太土气,外国电影里的女演员洋气,奶子还大。

  跟钱进看电影很好玩儿,有时候他的反应很有趣。该哭的时候,他可能笑。该笑得时候,他还笑。我怀疑这个家伙没有泪腺。而且他的思维总是在男女之间耍流氓的事儿上转悠,他说小白鸽肯定喜欢少剑波,而不是杨子荣。

  钱进很快就带我扩大了瞎逛的范围。我们把范围拓展到了城市北边的市工人文化宫,在那里看见一些穿喇叭裤的年轻人在敲打演奏鼓、号等乐器。我们给文化宫门口的女工人塑像戴了一顶农民的白毛巾裹头。钱进说只要有工农兵塑像,农民肯定是女的,因为农民就是给工人操的。钱进是听他妈说的。他妈是河南要饭过来,嫁给他爸的。

  我们甚至走到了城市南边的郊县野地里,看到了湍流的滏阳河。这使我想起了石家庄的滹沱河。原来每一座城市都有一条大河。我们在河边看见一头公驴,钱进边拿棍子拔拉驴鸡巴边讲了一个真事儿。附近有一个老头,专门偷割驴鸡巴,炒菜吃,后来以流氓罪被抓起来了。

  跟钱进在一起的时光总是很快乐。他有一个别人没有的本事——能使人忘掉学习。我不但没有把钱进的学习带进步,还把跳级考试忘得一干二净。我妈发现了这一苗头,督促我别忘了跳级考试。我不得不把心收一收,把精力转移到书本上。

  但是钱进这种朋友就像传染病毒一样,一旦沾上,是很难甩掉的。在发现我要奋发学习之后,他拿了一个手电筒来找我,说带我去一个神秘的地方。那个地方在学校的西面,在学校的西墙和面粉厂之间。那里是一片树林,乱草有半人高。在学校里面看,西墙很高,太阳每天都是从西墙落下。从外面看,这堵墙更高。

  “周围都有单位,这里怎么这么荒凉呢?”我说。

  “我听我我我爸说,这里原来是一片荒,荒,荒地,枪毙人,人,人的地方。面粉厂是后搬来的,用不了那么大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就一直荒,荒,荒着。”钱进说。

  他带我穿过树林,到了东南角,有一个圆形碉堡一样的水泥怪物。我问:“这是碉堡吗?”

  “这是防空洞,可以防原子弹和氢弹。”钱进说。

  “这一定是毛主席修的,他来过冀南,记挂着这里人民的安全。”我说。

  “不是毛主席修的。我爸他们修修修……。”钱进纠正说。他很为他爸的八级钳工骄傲,准备长大了,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接他爸的班。

  “是你爸他们修的。那也一定是毛主席命令修的。”我等不了他把话说完。

  水泥碉堡上有一个小门,门上有一把大锁。钱进把大锁使劲一拽,锁就开了。我对他的特异功能感到惊奇,他笑了,说锁是坏的,又几次把锁拉开锁上。我突然明白钱进为什么带着手电筒了。在那扇门打开之后,是一串通往黑暗的台阶。我的心里充满了好奇和恐惧。

  通向下面的台阶真长啊,手电筒照不到底。沿着台阶下去,是一条狭窄的通道,钱进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看起来他对这里很熟悉。我紧紧地跟着他,怕走丢了。钱进好像有天生的方向感,七扭八拐之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宽阔的通道口,能容一辆卡车开进去。钱进把手电筒的光线向上慢慢扫过去,上面有一行字: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走过宽阔的通道,是一个空旷的大厅。钱进介绍说大厅是开会的地方,这里的回声不大,因为墙壁是疙疙瘩瘩的。大厅的上方就是学校的操场。我问钱进怎么认得道路,他用手电筒照了照通道上方。拐角处都有文字和箭头指示。

  跟钱进在一起的两个月是我转学后最快乐的时光。我父母当时忙于大干四化,以追回万恶的“四人帮”捣乱而损失的时间,所以没有时间管我。有一天我快乐得忘了在傍晚拉开蜂窝炉的火门,导致我弟弟不能按时吃饭。当我激烈地和我妈犟嘴时,我爸妈发现了一个比火门更加严肃的问题:我口吃了。这可把他们吓坏了,马上当着我的面讨论原因。我妈认为是转学给我造成的心理压力所致,我爸认为是跳级预习造成的,艰难的课程给我带来了心理压力。他们争论得面红耳赤。我说:“我没有心理压力。钱进是结巴的。”

  我跟钱进的友谊在期末考试前结束了。我妈不准我再跟钱进玩,学习就更管不他了。我妈说她去跟杨老师说。我不怪钱进,他是一个好朋友。为什么别人跟他玩就没事,偏偏就我沾染他的口吃?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应用题,在我弄明白之前,还是先应付期末考试吧。

 

 

  暑假来了,各个地方张贴的毛主席画像明显少了,收音机里在批“两个凡是”。我不知道什么是两个“凡是”,只知道在我们家里,凡是我妈说的,都是对的。我妈对我下达了明确的任务,包括帮她从幼儿园接弟弟,打开火门,甚至帮我爸买生啤酒。

  我在新学校的第一个学期没有当上三好学生。我认为学校欺生,我爸同意我的观点。我妈认为我的思想有问题,不反思自己。她觉得我是一个易受环境干扰的孩子。她希望我能跟好学生作朋友,这样就能受好的影响。我知道她是真的以“德智体”三方面的“好”来定义“好学生”的。这就首先排除了家属院里的同龄孩子,他们学习都不好。只能在班里找。我这个时候才发现:能够成为朋友选项的好学生很少。一个班五十人,好学生很少,大部分都是不好不坏。方立中不是好学生,他的德和体很好,但是学习一般。刘志强是好学生,但是我很烦他。蒋丽丽是好学生,但是她不爱跟同学说话,有点看不起人,我还是不要自讨没趣。所以只剩下楚红英了。

  楚红英自己找来了,她家离我家不远。她还带来了两本《李自成》小人书。她真是知道我喜欢什么啊。但是在我家待了一会,她还不走,我已经亟不可待地想打开小人书了。我突然觉得自己很不够朋友,这是人家红英的小人书,我还希望人家快走。我把家里唯一属于自己的抽屉打开给她看,里面有我的个人财产:收藏的小人书,没用过的圆珠笔和铅笔,一把用圆珠笔芯和气门芯做的呲水枪,一把用铁丝和自行车链子扣儿做的手枪。她对这些都没兴趣,只是稍微翻了翻小人书,说:“你这些书,我哥都有。”

  红英带来了毽子。我们在家属院里踢了会儿毽子。她踢得真棒,连踢几十下都不会落地,而且还时不时地两只脚倒换着踢,甚至跳起来把左脚绕到右腿后面踢。她的后脑仿佛长了眼睛,毽子无论飞到哪里都能踢起来。可是我最多连十下都踢不了。男女同学真的玩儿不到一起去。我说我自己找时间练练,然后再一起玩儿。她说第二天还来找我,让我今天把小人书看完,明天她带新的来。

  在红英走后,我的心飞到了崇祯年间的商洛山中,小人书中李自成起义军的生死存亡牵动着我的心。只有等红英第二天带来故事的发展了。我记着对红英的承诺,自己在院子里练毽子。一个男孩子练女孩子的技能,自然引来麻杆儿的嘲笑,他叫我去踢球。我们前几天在他家里看了阿根廷世界杯足球赛,他们家的九寸黑白电视是家属院里最早的电视。麻杆儿被阿根廷人的激情所感染,立志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为国争光。我没有那么远大的理想,就以去幼儿园接弟弟为借口,回绝了他。

  我妈对我一天的表现很满意,因为我有了让她放心的好学生朋友。我忘了把打回来的啤酒放到凉水桶里镇上,她也没有批评我。啤酒的热度丝毫没有影响我爸喝酒的兴致。

  红英第二天上午又来了,带来了两本新的《李自成》小人书,说她哥一次只让拿两本,还得把昨天那两本拿回去。我们俩又在院子里踢毽子,让麻杆儿看见了。他可能是担心女孩儿把我带得娘们儿气,又叫我去踢球。我当然得跟来找我的好学生在一起。他领着几个孩子去了,并扔下一句成语“重色轻友”。红英走后,我赶紧在成语词典里查了一下,没有查到。回来问我爸,他说重色轻友就是贪恋美色,抛弃朋友,比如《西游记》里的猪八戒就是重色轻友,总想着高老庄里的媳妇儿。我觉得麻杆儿这个评语太过分了,跟女孩子玩儿、不跟他玩儿就成猪八戒了。

  我想还是避开麻杆儿和家属院的孩子们。当红英又带来两本新的《李自成》的时候,我提议去她家玩儿。她很高兴,没有问为什么,说他哥哥刚好不在家。

  我们到了红英家,她家住的筒子楼。她爸有一个大书架,上面摆满了书。我抽出来《三国演义》和《水浒》看了看,前面有画儿,都是竖版的。

  红英给我看她的相册,里面很多演出的照片。她也有一张小时候戴着毛主席纪念章的照片,旁边配着天安门、鲜花和一行字:朵朵葵花向太阳。我想起了老家的槐花儿。红英看我停在朵朵葵花上,打趣儿自己说:“我妈说我小时候可丑了,象个男孩。”我仔细看了看她,现在也象。

  我真正想看的是她哥的小人书。在得到了我绝不乱翻的保证后,红英从床下拉出一个大纸箱子。打开这个箱子的时候,我的眼睛晕眩了。红英的哥哥是天下最富有的男孩子,里面满满的都是小人书。小人书摊儿也没有他的多。书都做好了分类,在侧面用不同颜色的彩笔在不同位置画了色带,作为区分的标记。比如《李自成》,就是用绿色在靠近书背儿的地方画了一条一厘米宽的色带。红英说你别乱翻,别动下面的。可是我怎么能忍住乱翻的冲动呢?下面有《敌后武工队》成套的革命故事,《神笔马良》等童话系列,《后羿射日》等神话系列。在我贪婪地翻看小人书时,红英认真地在看她的《十万个为什么》。在同一间屋子里,我们两个象一个鱼缸内的两条金鱼,各游各的,都很快乐。

  红英的哥哥突然回来了,出乎她的意料。她哥很生气,冲着红英大吼:“谁让你带人乱翻我的东西!”红英想辩解,叫了一声哥,眼泪就出来了。我知道自己做错了,傻站在旁边。她哥把我推到一边,坐下来开始把书放回箱子。我说了一声“对不起”,声音小得我自己都听不见,也没有跟红英说话,就出门了。在回去的路上,脑子里闪过红英的眼泪,心里非常难受。天很热,我却一点汗也没有出。

  晚上,麻杆儿来叫我一起去看电影,说是打日本鬼子的《铁道游击队》,结果演的是《五朵金花》。我的情绪更坏,就回来了。我爸倒是不奇怪我回来了:“你没听新闻吗?中国和日本刚签订了友好条约。”可是他一听改放《五朵金花》,踏勒着拖鞋就往外跑,被我妈吼回来了。

  连着一个星期,红英都没有来。我想找她去,又怕遇见她哥,只能在学校和他们家附近转悠。我的运气并没有自己盼望得那么好,始终没有见到她。

  麻杆儿又来叫我一起去看电影,这次是抗美援朝电影《英雄儿女》。但是红英没有来,我很失望。王成牺牲的时候,我的眼泪很自然地流了出来。王政委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了王成的妹妹王芳,王芳悲痛得倒在了政委的怀里。看得我太难受了,鼻涕跟眼泪一起出来了,我不得不撩起背心来擦。这时,一块手绢儿从后面递过来,原来是红英。她什么时候来的?

  红英并没有理会我疑惑的眼神,说:“明天上午我去工人文化宫,你来,好吗?”

  眼里还噙着泪,我使劲点了点头。心里感到一阵温暖,真想抱住她,就像王政委抱住王芳一样,我感到了我们之间的温暖亲情和高尚友谊。

    红英是一个上进的女孩儿,到文化宫是去唱歌,张老师在那里辅导学生。他说那天我走了之后,她爸狠狠地训了她哥,并把他的工人文化宫图书室借书证给了红英,让她带我去图书室借书。 

  红英练唱歌的时候,我自己拿着借书证去了图书室。令人失望的是,里面都是给大人看的书,没有小人书。终于找到还算适合我的杂志《少年文艺》,里面有童话和科普故事,但是读着有些吃力。不过我认为我也应该看一下大孩子们看的书了。麻杆儿已经开始看外国小说了,象《牛虻》、《鲁滨逊漂流记》。有的外国小说书店都买不到,还得手抄,他跟我说他在抄《曼娜回忆录》。我不喜欢外国小说,外国人的长名字一超过四个字,看着就难受。

  我借了两本《少年文艺》,就开始在文化宫里瞎逛。我想起跟钱进看过的那些吹号打鼓、穿喇叭裤的乐队,也许他们还在。我趴在那间屋子的窗台上,隔着玻璃向里看。今天没有乐队,乐器都堆在屋角。屋里坐了一圈年轻人,有一个长头发男的在唱歌,他的怀里抱着一种没有见过的乐器。那一定是吉他,麻杆儿给我讲过,外国歌手唱歌都用它伴奏。

  他的嗓门好大啊,隔着玻璃听得很清楚,他在唱一首没听过的歌,歌词里有青海青、黄河黄。吉他真是一个神奇的乐器啊,好像琴里面还藏了一面鼓,他能弹出带劲儿的节奏。他的嗓子很粗糙,让人想起砂纸,这种嗓子可以唱歌吗?歌可以这样唱吗?唱歌,不是都象张老师、楚红英和蒋丽丽一样吗?

  屋子里听歌的人们好像没有我的质疑,他们都听得很认真,唱完后使劲地鼓掌,然后围着歌手说话。人群中的歌手仍然牵着我的好奇心,尤其是他那一头长得过分的头发,耷拉到了后背,比杨老师那样的女干部发型都长。后面有人拍我,是张老师带着红英来了。

  张老师跟歌手认识,他们是中学同学。张老师管他叫毛人儿,他的浓密的头发、胡子和汗毛都显示出这是一个十分恰当的名字。在聊天时,毛人儿的手依然在吉他上抚摸着,仿佛那件乐器是一个孩子。红英对吉他也很感兴趣,不断地问关于吉他的问题。张老师让红英为毛人儿唱一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红英唱得还是那么好,可是毛人儿说他不喜欢,说张老师教学生的那一套太守旧了。红英的脸微微有些红,这种评语出乎她的意料。张老师有点不高兴了,反问他该怎么教。

  “我也说不好。”毛人儿说:“让李晓文唱一首吧。咱们听听。”

  红英唱得都不好,我怎么敢唱。我知道自己嗓子不好,只是喜欢唱歌。红英鼓励我,给了我献丑的勇气。我唱了一首大家都会的《小放牛》。唱得太紧张了,唱完了,手心里都是汗。

  “歌,就应该这样唱。”毛人儿的赞扬令我惶恐,我庆幸自己没有唱跑调。“你愿不愿意跟我学唱歌,学一个假期?”

  这是一个意外的提议,毛人儿可能是想拿我当教学实验。我对毛人儿那种唱法没有多大兴趣,但是对吉他太有兴趣了,我也想在吉他上敲出那种令人激动的节奏。我看了看张老师,她点头表示赞成。

  红英也很兴奋。不单是因为我们可以结伴去文化宫,她还有了大胆的设想——将来我们俩一起演出。她说这个提议的时候,脸上洋溢着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