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诸子百家
第一节 百家争鸣
周朝的中后期，周王室处于风雨飘摇、日暮途穷的“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之间相互征战吞并，先是春秋五霸，后是战国七雄，他们拼命地扩大地盘，扩张自己的势力，形成诸侯国各自为政的局面。周天子不仅不能节制，反而受制于大诸侯王国的挟制，成为大诸侯王国的傀儡。周天子虽然在名义上，是各个诸侯王国的共主，但他拥有的实际政治权力，低于一般的小诸侯国王，甚至不如大诸侯王国的公卿大臣。
自黄帝以来形成的“教化治国、礼仪兴邦”的治国理念，在“礼崩乐坏”的乱世之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各个诸侯国中，具有野心的王公大臣，都在寻找富国之途、强国之略，自然需要各种治理国家的有效方法；需要管理国家军事、政治、经济等的各种各样的人才。这就大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使人们从周礼“礼教”的束缚中得到一定的解脱和一定的反思。这就出现中国历史上，思想最开明的时代——百家争鸣的时代。但是，这种解脱和反思，并不是完全和彻底的解脱和反思；是在“尊王卑臣”的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文化意识主导下的部分解脱和反思。
自黄帝以来，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文化体系，都是被儒家学说——“教化治国、礼仪兴邦”的最终目的——“尊王卑臣”所主宰。而且几乎所有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都被儒家人士垄断。即使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不论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兵家、农家、杂家……虽然相互进行口水战，似乎某些观点完全相反，但是它们都是建立在黄帝制定，由尧、舜完善和发扬光大的儒家思想文化意识体系的总体框架的基础之上的，它们只不过是从儒家思想文化体系中衍生出来的思想流派，它们只不过是对儒家思想文化体系中的治国理念的不足，进行补充的旁系分支而已……例如：所有的学说都是建立在尊重帝王君主神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尊王卑臣”的基础之上的。
孔子的儒家学说，代表着中华民族传统的正宗的思想文化意识，它完整地继承和发展了自黄帝以来的以“教化万民、礼仪兴邦”为核心的治国理念的哲学思想体系。孔子学说，的的确确是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最正宗的思想文化哲学体系。所以，可以把孔子的儒家学说，视为中华民族的思想哲学体系。
最终，诸子百家逐渐回归、融合于儒家思想文化意识的体系之内，成为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最终成为儒家封建帝王集团治理国家、驾驭中国“刍狗”的各种有效的方法、理念。
第二节 道家学说
道家学说的主要人物是老子、庄子，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著有《道德经》一书，五千多字；庄子继承发展老子的部分思想，强调虚无，著有《庄子》一书。
道家思想在中华民族中的影响，仅次于儒家思想。而道家思想比儒家思想开明得多，有人性得多。它直接揭露和控诉儒家封建神权崇拜社会里的不平等现象：“大道甚夷，民甚好解，朝甚除，田甚芜，苍甚虚，服文采，带利剑，食而货财有余，是为盗夸。”老子怒斥儒家封建神权权贵者为强盗头子；认识到儒家封建神权权贵者们“损不足以补有余”，这种劫贫济富的社会不合理现象《道德经》；“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庄子》。
道家学说直接反对儒家封建帝王神权不受任何制约，压抑儒家封建帝王神权权力，明确要求儒家封建帝王自我约束、控制自己行使神权泛滥的欲望，要求帝王“无为而治”；不要过分地干扰“刍狗”们的生活——“治大国如烹小鲜”，“清静无为而民自治”；保持“刍狗”们的固有的生活习俗——“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反对过分地剥削压榨“刍狗”们的财富，“与上者不与下者争利，损有余以补不足”《道德经·老子》；道家反对太过繁琐的儒家封建神权崇拜的礼仪制度，反对过分劳民伤财的厚葬祖先的儒家礼教思想，反对太过森严的等级观念；道家要求儒家封建神权权贵虚心接受臣民或下属的监督建议……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太史公自序》。可以如此认为，道家思想的治国理念，是一种简约化的儒家思想，再加上对儒家封建帝王神权稍微约束、监督的治国理念。
汉初，道家学说居于主导地位，是当时的显学。如丞相曹参、陈平，就是以道家学说为主要治国理念；汉文帝、汉景帝，就是主要以道家“休息无为”的休养生息治理国家，当时许多重要的名臣都出自于道家人士。
唐朝李姓天子，是自认为“老子”的后代。唐初时就主要遵循黄老道家学说的“休息无为”的“休养生息 ”的治国理念。中国历史上最开明的皇帝，李世民的“纳谏”，就是遵从道家学说自我约束的结果；唐太宗的用人方式，就是遵从道家治国思想而选用人才 : “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
清朝的康熙，直接以汉文帝为榜样，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从来与民休息、道在不扰。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清圣祖实录》。
汉初、唐初、清初的帝王，遵从道家思想中的休息无为的休养生息的治国理念，短短几十年，就能使中国的经济文化达到中国历史的辉煌时期。然而，道家思想在以儒家尊敬崇拜封建帝王神权至上的思想文化意识，占统治地位的中国一直受到排斥和贬抑，最后只能以宗教神话的形式，存在于中国的社会思想文化意识中。而道教的产生，也主要是因为道家思想，受到儒家思想长期压抑贬斥，几乎无容身之地的结果，并非是共产党的御用文人们所宣称的，为抵制外来宗教入侵而产生的本土宗教。
道家治国的愚民政策的精髓，一直延续到至今。
第三节 墨家学说
墨家学说主要代表人物：墨翟、禽滑厘、鲁班（公输般）等。主要著作《墨子》等，现在传承的有五十三篇。
墨家学说的创始人墨翟，主张“兼爱”、“非攻”，提倡刻苦学习，反对不劳而食；教人不相互仇视；反对战争；活着的人不唱歌奏乐，死后无服饰厚葬；禁止奢华，禁止生活浪费；反对繁琐的礼法；消除森严的等级差别；他们要求儒家封建神权权贵者们，都要像“大禹治水时一样：累得腿肚子没有肉，小腿上没有毛；骤雨淋身，强风梳发；身着粗布衣服，穿木屐草鞋。”墨家学说承认天地鬼神的存在，但反对儒家的“天命论”。
表面上看，墨家学说与儒家学说完全相反。但是，“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史记·太史公自序》。
墨家人物观察到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和治国理念，对“社会产生森严的等级差别、极端两极化的贫富悬殊、战乱频繁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不公平现象，而提出自己的主张。他们的主张的确是建立在尧、舜的治国理念的基础之上，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的尧舜时代；和处于奴隶社会晚期、封建社会初期的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生产力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在尧舜时代社会生产力非常低下，即使皇亲国戚、帝王将相都照样劳动。例如作为“王孙”的舜，都自己耕种渔猎，自己挖井《史记·五帝》；作为“王孙”的大禹治水时都亲自劳作，“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而不敢入”《史记·夏》。整个社会都没有多少剩余财富，能有“葛衣、鹿裘”都是很高的生活享受；能住进房屋，不住山洞，不必露天而卧，都属于“王孙们”的奢侈生活；以三寸厚的桐木棺材葬死者，都属于最高的奢侈陪葬品（当时的劳动工具主要是石器、青铜刚刚使用，制作坚硬的桐木棺材非常困难）。
所以墨家学说以尧舜时代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为基础，提出的主张，在春秋战国时代，是不符合社会实际，是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氏族公社的管理方式。况且，墨家学说并没有反对帝王神权，而仅仅是要求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占有者，自我约束而已。（这与孔子理想中的圣人帝王的“自我约束”是一致）
墨家学说提出的主张，根本不符合社会实际要求：要求所有人不唱歌跳舞娱乐，不悲伤痛苦，不享受生活……要求所有人都要努力辛苦不停地工作，不分白日黑夜、直到累死为止的、消除一切欲望的清教徒式的生活。这种适合原始氏族公社管理方法的主张，在奴隶社会晚期，封建社会初期，的的确确难以施用。即使宣扬“兼爱”、“非攻”的墨家学派，到后来都分化为三派：楚墨、齐墨、赵墨；并且，这三派互不相容，互相诋毁，互相排斥，墨家学派内部都不能“兼爱”、“非攻”了。
但是，墨家学说在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的打压下，对中国的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墨翟、禽滑厘、鲁班都是当时的大科学家，掌握着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对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做出巨大的贡献，促进中国古代的生产力发展。尤其是鲁班，他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伟大发明家，直到现在，鲁班都被中国的工匠尊称为祖师。
可以认为，墨家学派的主要成员，一般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工匠技工阶层，代表中国底层“刍狗”们的切身利益。墨家学说虽然对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阶层无影响力，但对中国底层“刍狗”却有很大的影响和吸引力，因为底层“刍狗”都至少有取得权贵者们一样社会地位的欲望意识要求。所以，墨家思想文化意识扎根于中国底层“刍狗”的潜意识里，随着墨家学说的科学技术，在民间长存。每当王朝末期，民不聊生之时，就有人利用民间那种要求“平等”的思想意识，号召人们起来造反，以求得自己的生存机会。
第四节 法家学说
法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李悝、申不害、商鞅、韩非、李斯等。主要著作有《申子》、《韩非子》等。
法家学说源出于黄老道家学说，而主张“刑名法术”之学，是道家学说派生出来的一个分支。法家学说以“严刑峻法、以法治国”。
法家学说制定的严刑峻法的法律体系，本质上是舜制定的“五刑”的补充、完善和扩大化。它完全继承舜的“五刑”的本质：是为了维护儒家封建帝王神权、神圣不可侵犯为目的。“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中国先秦的法家学说是“以法治国”，而不是“依法治国”。例如商鞅在秦国，以铁腕手段制定和实施法律制度，却对王族无约束力。太子犯法，却处罚太子的老师《史记·商君鞅》，就是明证。
可以如此认为，中国先秦的法家思想，是儒家礼教的“教化治国、礼仪兴邦”的不足之处的补充和完善。是维护儒家封建帝王神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最有效的辅助工具。尤其是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法家是维护儒家封建神权统治的最佳武器。正是所谓“乱世用重典”，例如秦国重用商鞅、李斯等法家人士，最终取得天下。
法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深远而巨大的，它成为儒家封建神权权贵治理国家，不可缺少的工具。它维护儒家封建帝王神权、神圣不可侵犯，维护儒家礼教的实施、礼教的神圣尊严的维护，立下汗马功劳。是中国历代儒家封建帝王权贵集团，贯彻实施“教化治国、礼仪兴邦”的治国理念的最有效的主要辅助工具之一。
韩非子的《说难》的精神实质，就是孔子儒家思想文化意识的“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法家翻版。韩非子警告臣民不要触犯“人主（即帝王）的逆鳞”，否则立即有“杀身之祸”。文中的许多事例，都是孔子隐瞒“鲁君违背周礼”的这种儒家伦理道德和法制思想的反面教材。
补记：孔子、商鞅、彭德怀。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娶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论语·述而篇》孔子为了维护儒家周礼“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儒家封建神权、神圣不可侵犯的马屁哲学思想文化意识指导下，绝对不能指出或赞同鲁昭公违背周礼的事，并拼命遮掩。当别人指出时，孔子宁可自己承担过错，而断然不承认鲁君违背周礼。
商鞅在秦国变法初期，秦国首都咸阳有千余人谈论新法律不好，不能施行；十年之后，新法产生了很好的效应：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国的许多人议论新法的好处。“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史记·商君鞅》。商鞅是以“流放”的形式，严厉惩罚议论“王法”的“刍狗”。来维护、彰显“王法”的神圣威严。
1959年的庐山会议。当彭德怀把在河北省亲自调查、亲眼观察到的社会现实：“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初期，农村已经出现大规模的饥饿现象，而根据事实给毛泽东上了《万言书》，触犯了“人主的逆鳞”——以事实否定了毛泽东好大喜功的“大跃进”政策。而被儒家思想文化意识武装的林彪、康生、柯庆施等人，揣摩、秉承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意旨，为无以为继的“大跃进”，大唱赞歌，不遗余力地批判彭德怀……被儒家思想文化意识武装的周恩来、刘少奇等人，为了讨好毛泽东——帝王的欢心，昧着人类良心，罔顾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中国“刍狗”，批判与他们同生共死的彭德怀等人……结果把本来已经无以为继的“大跃进”，一路高唱凯歌，继续进行下去……以饿死数千万中国“刍狗”的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最终取得“大跃进”的 “伟大胜利”。
孔子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地执行，“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尊王卑臣”的伦理道德和法制理念：王权凌驾于法律之上；商鞅以严厉惩罚的形式，来维护“王法”的尊严，即秦王王权的尊严——帝王神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实质，即帝王神权的权威不容“刍狗”任何质疑和议论。孔子的行为与商鞅的严厉惩罚，他们的精神实质是完全一致：都是为维护儒家封建帝王神权神圣不可侵犯、尊王卑臣的治国御民的大政方针服务的；而且帝王神权凌驾于所有的伦理道德和法律之上。
毛泽东的同乡、一同出生入死的亲密战友，一生对毛泽东忠心耿耿、战功显赫的彭德怀，为了中国“刍狗”的生存权利，违反了儒家封建帝王神权、神圣不可侵犯的伦理道德和儒家法制精神，触犯了“毛泽东的逆鳞”，其结局是凄惨而可悲的。
第五节 阴阳家
阴阳家，也叫阴阳五行家。战国时期的一个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为邹衍。
阴阳五行学说，源出于自黄帝以来形成的玄学思想，和《易经》思想哲学。把阴阳五行神秘化，用“五行相生相克”：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用“阴阳五行”的“相生相克”，来比喻历代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
阴阳五行学说的科学性，真实存在吗？“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明确否定阴阳五行学说的科学性。
阴阳五行学说对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后世的阴阳五行学说和儒家的“六艺”中的《易经》，以及道家的“虚无”哲学思想成分，以及佛教中的“轮回转世”说等，逐渐融合、贯通，在南北朝时代，最终形成中国神秘化的玄学思想文化意识。
这种神秘化的玄学思想文化意识，为儒家封建帝王神权的造神运动，立下汗马功劳；也为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中的森严的等级观念，提供了“合理化”的理论依据；也让处于社会底层的中国“刍狗”，心安理得地接受来自于儒家封建帝王神权集团的暴力统治。
中国式的占扑、算命、看风水……一直兴盛不衰，就源于这种玄学思想文化意识。
第六节 名家学说
名家学说，是战国时期以“辩论‘名’、‘实’关系问题”为中心的一个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惠施、公孙龙、桓团等。
名家学说，是一种思辨的学说。辩论“概念”和“事实”关系问题为中心的学说，是用推理形式来辩论问题。例如：“白马非马”、“卵有毛”、“鸡三足”、“火不热”、“狗非犬”……这些似是而非、胡说八道的辩论。有些议题也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尤其是惠施的思想，如：“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可惜，具有科学价值的惠施的著作失传。
整体而言，名家学说的“思辨”，与古希腊哲学思辨迥然不同。名家学说的“思辨”，是一种强词夺理、胡说八道的辩论，根本不是按照科学而严格的推理形式，来辩论问题；是为了“辩论而辩论”；为了表达和炫耀自己“口才能力”似的辩论；是一种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辩论”；是一种争强好胜的“雄辩”。古希腊的哲学思辨，不是一种争强好胜的辩论，是一种为了科学真理的、明辨是非的哲学思辨。“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史记·太史公自序》。
名家学说对中国人的思维意识有很大的影响。名家学说是产生于儒家思想文化意识的土壤中，最终与儒家思想文化意识一起，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意识，把中华民族打造成一个没有逻辑思维、没有严谨科学思维、“不求甚解”，而争强好胜、强词夺理的民族。
第七节 纵横家
纵横家，是指战国时代，为不同国家政治利益集团服务的谋士派别。主要人物有：公孙衍、苏秦、苏代、苏厉、张仪、陈轸等。
纵横家，按狭义划分，是合纵、连横两大派别。公孙衍、苏秦游说齐、楚、燕、韩、赵、魏六国联合抗秦，称为合纵；张仪游说六国，分化各国，瓦解合纵盟约，使其中几国服从秦国，攻打其它国家，称为连横。按广义划分，是指战国时代的从事外交游说活动的谋士集团，他们运用外交手段，达到分化、瓦解、联合各个国家集团之间的关系，为自己所服务的诸侯王国，谋取利益。
纵横家们似乎在秦王朝统一中国后，“纵横”学说便冰消瓦解了。而事实上，纵横学说对中华民族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纵横家们的游说方法、手段等，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它为中国历史上的战乱时代，各个军事政治集团，在争权夺利中，提供了各种阴谋诡计；它为中国历史上的和平年代，各个不同儒家封建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即“朋党之争”提供了最佳武器；它为中国人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窝里斗”时，提供了卑鄙下流无耻的方法和策略。
第八节 兵家
兵家，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孙子、孙膑、吴起、司马穰苴、白起、王翦、廉颇、乐毅、田单等。
兵家是研究军事问题，总结战争经验的学派。中国的兵家的思想观念是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为战争胜利服务为目的的；这已经证明兵家的核心指导思想观念，是“货与帝王家”，是为儒家封建帝王神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目的宗旨服务的。与欧洲的著名军事家，韦格提乌斯的军事核心指导思想：“为了和平，而战斗。”迥异。
兵家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深远的。在战乱年代，不必说。在和平时期，兵家与纵横家一样，为中国不同的儒家封建利益集团之间血腥的争权夺利，即“朋党之争”，和中国人之间的“窝里斗”，提供了卑鄙、下流、无耻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阴谋诡计、方法和策略。
在现代，兵家为中国商人追求最大商业利益，提供了不择手段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阴谋诡计、方法和策略——商战。所以中国的商业行为无诚信可言，兵家的思想文化意识立下汗马功劳。
第九节 杂家
杂家，是战国末期和西汉初期的一个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吕不韦、刘安。
杂家学说标榜对中国先秦时期的各家学说兼容并包，即所谓兼儒、墨，合名、法。主要代表著作有：吕不韦主持编撰的《吕氏春秋》；刘安主持编撰的《淮南鸿烈》、《淮南子》等。
杂家学说是为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服务。
第十节 儒家、道家、墨家对中华民族的影响
纵观中国历史，儒家、道家、墨家，三种思想文化意识，一直存在中国的社会里，相互影响各个时期的不同政权。当王朝末期，民不聊生之时，就有人利用墨家学说的那种“平等”的观念，号召、游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底层“刍狗”，为了获取自己的生存空间，揭竿而起，推翻旧王朝。如陈胜的“苟富贵、勿相忘”，黄巢的“均贫富”，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等。在此战乱时代，谁能与“刍狗”保持最近的距离，谁就是“仁义之师”，就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当新王朝刚刚建立后，由于遭遇连年战乱，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的破坏，民心动荡。明智的统治者，一般实施黄老的“休息无为”的“休养生息”的政策，以安抚民众。如秦朝、晋朝、隋朝等，未实施黄老的“休息无为”的政策，而大兴土木，所以二世而亡。如汉初、唐初、清初均实施半个世纪左右的“休养生息”的治国政策，所以才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熙之治”的中国历史上的治世奇观，也才有后世所称颂的“汉武帝盛世”、“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的历史盛景。
当王朝达到鼎盛时期，封建帝王在儒家思想文化意识武装下的犬儒们，日夜不停地歌功颂德、海阔天空地粉饰太平的马屁吹捧之下，得意忘形。受到道家思想自我压抑、自我约束的儒家封建帝王的欲望得以释放，便要肆无忌惮地满足帝王个人无限膨胀的私欲，于是乎弃黄老之说如破鞋，极尽声色犬马之能事，大兴土木。如汉武帝修建“明堂”始，开始修建宫室园林；唐玄宗天宝年间开始大兴土木、陶醉於声色犬马之歌舞升平的得意忘形的生活中；熟读《老子》的乾隆，忘记他祖父康熙的道家“休息无为”的治国理念，在中后期开始修建圆明园等一系列劳民伤财的工程。
中国历史其实是一个怪圈：乱世之时，墨家学说被利用，作为反抗、摧毁末代王朝，和夺取儒家封建神权的工具，焚毁前朝的华美宫室园林；刚刚夺得儒家封建帝王神权之时，黄老治国之术居于主导地位，“刍狗”们得以休养生息，积累财富；盛世、末世之时，儒家思想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大兴土木，消耗社会财富，而宫室、园林则由墨家的技师工匠们修建，最后民不聊生，导致天下大乱，而“礼崩乐坏”；墨家学说又成为鼓动“刍狗”造反、求生存的工具……
总之，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和“教化治国、礼仪兴邦”的治国理念，在中国任何时代，都处于统治地位。汉武帝时代，儒家和道家之争论，达到顶峰。究其根本，儒家和道家的竞争和斗争，就是谁能代表中国正宗的传统思想文化意识。汉武帝选择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继承中国正宗的文化遗产而言，汉武帝的选择无可挑剔：最能代表中国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的儒家学说，打败了中国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的一个分支学派——道家学说；重新完全主宰中国的社会思想文化意识。
道家学说，西汉初期的政治政权社会里享有崇高地位的显学，到了西汉的中后期，在儒家学说的打压之下，几乎无容身之地，最后只能以宗教的形式，存生于中国的社会思想文化意识里。道教的出现，并非是抵御佛教的入侵，而产生的中国本土宗教；而是在儒家学说的压迫贬斥之下，借鉴佛教的形式，企图寻找一条延续存在的合理化途径。
特别是让后世感到滑稽可笑之极的是，孔子预言认为五百年出一圣明君主，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生们所认为的四大圣主明君：汉文帝、唐太宗、宋太祖、清圣祖。无一人是主要实施儒家之学，却主要是遵从道家的黄老之术中“休息无为”的“休养生息”的政策，为治国理念，是黄老之说的执行者。这是真正地绝妙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