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经文（3）——西藏，凝眸七年（连载二十九） 风版2021-01-15 10:58:22
第四章 十万经文（3）
由于佛教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内省型的宗教，有着强烈厌世和出世思想。从汉文译经来看，最早出现的教义是要求个人禁欲苦行，修持者只强调个人内心的主观“观想”，追求的是养生长寿，迅速成佛，得大安乐从而自己拯救自己。以教义而论，佛教是人找神的宗教，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耶酥和穆罕默德都是神派到人间拯救人类大众的，它们的信众并不需要自身苦思冥想和禁欲苦行，只要遵从神的教诲，就可以获得自身的拯救。所以它们都是一种神找人的宗教。如此，佛教的本质便决定了其缺少外在的进取精神和能力，所以当它遇到外部力量打击并遭到挫败时，采取的就只能是一种逃避的方法。这种逃避的方式最终演变成为一种持续的流亡，也成为了佛教自公元七世纪以后进入西藏的重要原因。
这里并不是说佛教的进入西藏完全就是流亡的结果，只是说明流亡是佛教在西藏立住脚并发展成为一种本土化的宗教形式的内在的深层原因。
其实，在这两百多年前的公元五世纪，已有包括印度在内的各个地区的零星佛教僧人来到西藏，也有一些以各种方式从中国来到这里的僧人，但这并不能证明是中国统治者的政府行为，或意味着中国利用佛教对西藏施加了巨大影响。自那时至今都不断有来自中国的僧人进入西藏，而这些僧人对西藏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即使是到了松赞干布时期，吐蕃的佛教僧侣数量并不多，而且皆是外来者。吐蕃本土还没有出家为僧的人，佛教也并未在那里大面积地宏扬，本地几乎无人信仰，更没有发展到能够参与吐蕃政治的程度，但这样的基础却给后来佛教的大规模进入创造了某种条件。
应该指出，佛教自印度向异地的流亡并不是有组织有意识，而常常是在猝不及防和慌不择路下作出的时断时续行为。只是由于当时其它方向都无路可走，向北方越过喜马拉雅山脉，进入管制松散且无强大对手的西藏是一种较好的选择。当然，参与流亡不仅只有来自印度的僧侣，其它毗邻地区的佛教僧侣也不时因为战乱原因来到西藏。如公元八世纪赤松德赞时，西域于阗的佛教僧侣因为战乱逃亡至吐蕃，边境的吐蕃官员在请示后为这些僧侣提供了物资供养，并将他们迎请入吐蕃， 据说吐蕃王室为收留这些僧侣兴建了七座寺院。同时在公元705年伊拉克的屈底波发动“东征”之际，中亚和新疆的大量佛教僧侣也向西藏逃亡。
不可否认，随着这些历时几个世纪的佛教向西藏的流亡，逐渐形成了在今后岁月中，佛教在西藏的发展和建基立业中所显现出来的那种深刻的历史心理根源。
不过，当那些佛教僧侣最初进入西藏的时候，他们发现西藏并不是充满善意的乐土。刚进入的佛教在吐蕃毫无社会基础，而苯教对这个外来宗教的排斥丝毫不亚于印度的其它宗教，因此其处境的艰难可想而知。
当时佛教在西藏的困难处境，有着显而易见的社会和文化政治背景。一个比较表面的原因是，吐蕃王朝的主要精力完全放在军事扩张上，王室虽想扶植佛教，但实权则把持在信奉苯教的贵族大臣手中。
不过，真正的深层次的动因在于：由于王朝的权威扩大和军事扩张的需要，中央政权对原有的氏族部落人力和物力的统一征调和统率部署，令贵族们所依赖的血缘关系被排斥到次要的地位。他们对自己部落的号召力和领导权力被大大削弱，因此吐蕃王室与代表旧氏族部落制度的贵族大臣们，发生了激烈冲突和斗争。而佛教的出世思想、因果报应学说和众生在轮回中有可能互为父母子女的教义，显然与崇拜祖先重视血统的氏族血缘观念相抵触。所以佛教为王室提倡和支持，而为贵族大臣们所压抑。
在印度和其它毗邻地区被挤压得走投无路的佛教，只能在西藏竭尽全力地为生存而苦斗。以王室为后盾的佛教和以贵族大臣为后盾的苯教，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激烈争斗，互为消长。据藏文史籍记载，松赞干布死后，王室和贵族大臣的斗争愈演愈烈，苯教势力抬头并公开反对佛教。吐蕃王朝的所有各种祭祀、会盟仪式和政治活动仍被苯教把持。在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中，都没有关于佛教参与政治的记载，这就使得佛教的宗教仪式等传播手段，难以在社会生活中发生影响。
公元704年，赤祖德赞即赞普位后，为加强与大臣们抗衡的力量，大力发展佛教，兴建了许多寺庙并翻译了一些佛教经典。但那时吐蕃还没有本地的出家僧人，在赤祖德赞于公元754年死后，贵族大臣们借新赞普赤松德赞年幼之机，欲把佛教彻底铲除，发动了西藏历史上第一次“禁佛运动”。禁佛的主要内容为：1、在吐蕃全境禁止信仰佛教；2、驱逐外来僧人；3、改大昭寺为屠宰场；4、把文成公主带来 的佛像埋到地下；5、拆毁寺庙。至此刚刚进入西藏不久的佛教就遭受了首次挫败。
事情并未因此结束，面临可能被迫再次流亡的焦虑和恐惧，佛教僧侣们顽强坚持下来，随着从印度和其它地区不断进入的僧侣后援和新赞普赤松德赞（公元 755—797年在位）的长大亲政，佛教再一次成为王室集中权力、削弱贵族和地方势力的工具。赤松德赞首先清除了反对佛教的中坚人物马尚仲巴结和达扎路恭，启用了一些主张发展佛教的大臣，并开始了恢复寺庙、迎请僧人等项措施。不过由于反对佛教的势力依然强大，这之间也非一帆风顺。当来自印度那烂陀寺的高僧寂护于公元 770年来到西藏时，在拉萨一带就出现较大规模的反抗活动，致使寂护不敢进入拉萨而是先到了山南并在仅仅居留了四个月后就被赶回了印度。
佛教在西藏首次挫败的主要原因，还是它在印度时的老毛病，即过度的经院化，在苯教势力强大的西藏，这使它远离了众多的普通民众，因而缺乏广泛社会基础。尽管有着王室支持，但因此而卷入政治斗争漩涡，使它不得不承担极大的生存风险，稍有不慎就会陷入灭顶之灾。
在这之后佛教再一次出现生机，是寂护回到印度后请来其妹夫印度佛教密教大师莲花生。由于那时佛教在印度的衰微，莲花生进藏也是为当时在印度已经陷于困境的佛教谋求出路。于是他主动前往，沿路用他最擅长的与苯教大同小异的各种密咒法术“调伏”了许多“魔怪”（大多都是苯教巫师），从而顺利进入西藏。
当莲花生运用那种在印度导致佛教衰败并消亡的密教手段，取得了习惯于原始信仰的西藏民众认可，在西藏立住脚之后，他和寂护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流亡到此的印度佛教建立根据地。为远离反对佛教的贵族势力，他们选择了吐蕃王室发祥地山南，在那里（现扎囊县）的雅鲁藏布江北岸，修建西藏第一座剃度僧人出家的寺院桑耶寺。
桑耶寺于公元八世纪后半期建成，由寂护担任寺院堪布（住持），同时有七名吐蕃贵族子弟（后被称为七觉士）随他剃度出家，正式成为佛教在西藏本土吸收的第一批僧侣，作为佛教僧侣集团在西藏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从此进入了被称为“前弘期”的西藏佛教发展时期。
与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的印度或其它地区不同，要在地广人稀而又贫瘠的西藏生存下来，建立寺院和恢复僧侣集团，仅仅只是缺乏物资供应，就足以击溃所有那些基于信仰的狂热与信心。于是，僧侣们改变自佛教诞生以来延续千年靠化缘为生的传统。避难而来的佛教与急于寻求权力斗争理论支持的吐蕃王室匆忙结合在一起，为了生存，在再次流亡和政治风险之间，僧侣们不由自主地选择了后者。
从赤松德赞始，佛教在西藏开始了一条漫长而又艰险的复兴之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打开这个局面的却是原来为佛教正宗所排斥的密教法术。以后的日子里，佛教一改过去在印度一味退缩的方针，采取了主动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策略。在赤松德赞组织的佛教与苯教公开辩论中，寂护等僧人大获全胜，赤松德赞借此宣布了禁止苯教的命令。然后莲花生又在著名的“拉萨论争”中战胜了来自中国的汉族高僧大乘和尚（又译为摩诃衍那），确立了西来佛教独尊的地位。僧人也因此进入王室内阁担任“却伦”职务，分减了世俗贵族大臣的权势，开了僧侣参与国政的先河。
同时，大规模的经典翻译也随之开始，据记载前后共有译者350多人，共译佛典四千余部，今天的藏文大藏经，大多数都是在此时期所译。佛教的内部改革也在悄然进行，寺院的僧制发展到了僧阶的制定，僧位开始区分为自上而下的三等，即喇嘛、禅修和弟子。藏传佛教的“喇嘛”之称由此而始。
赤松德赞死于公元797年，其子牟尼赞普继位，他仍大力扶持佛教。在这期间，为解决佛教在扩展中的经济问题，牟尼赞普采取一系列措施，后来更发展为以王朝的国库收入供给僧人们的生活开支，这是西藏佛教僧侣集团依靠政府资助的开始。牟尼赞普的这一措施给后来的西藏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此后政府的国库收入成为了僧侣集团的经济后盾，而这部分开支占了西藏政府经济收入的很大部分。引起许多信奉苯教的大臣们不满。
牟尼赞普于公元798年被他的母亲蔡邦萨毒死，据说可能是反对佛教的大臣们策划了这一阴谋。他死后由其弟赤德松赞（赛那累）继位，佛教的势力进一步发展。赤德松赞在召集群臣盟誓的誓言中规定：“赞普之子孙，从年幼者起至执掌国政者止，俱应从比丘中委任善知识，尽其可能学习佛法。蕃土全境亦须学习佛法，奉行不懈。对蕃土上自权贵，下至庶民，俱不阻闭其入于解脱之门径，使愿信奉者俱入于解脱。”由此僧人参政地位更高，王室内阁中大僧人权位仅次于吐蕃王子之后，而列于宰相之前，可见其地位之显赫。
赤德松赞之子热巴巾是在位比较长的赞普（公元815年—公元838年），这时佛教成为了吐蕃的社会主流力量，这段时期也是藏传佛教“前弘期”最为辉煌的时候。热巴巾的兴佛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把王朝军政大权交给僧人，又颁布命令规定了每七户平民供养一个僧人，僧人可以坐吃现成，但因此平民却增加了负担。对于反对佛教的势力，他采用了残酷的刑罚进行镇压：“凡以恶指指僧人者断指，以恶意视僧人者剜目。”
在历经赤松德赞、牟尼赞普、赤德松赞和热巴巾四代赞普，以及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和反反复复之后，佛教在西藏由起初的一批仓惶流亡者，变成了初具规模的寺院和僧侣集团，并由此成为了一个由脱离氏族组织和部落的人群所组成，享受免除差税、兵役特权而且受到王室和臣民供养的特殊社会组织。同时也成为西藏以后政教合一的政治结构的历史根源之一。
不过，佛教在西藏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也承担着巨大政治风险，而且这种风险时时都有爆发的可能。历时百年王室与贵族大臣的政治对抗、佛教与苯教的宗教对抗，整个社会都积聚起了大量的矛盾。而这些矛盾中的各个利益集团，很多变成了佛教的对立面甚至坚定的反对者。比如：军政大权的旁落激怒了世俗大臣，使他们更加仇恨佛教；被王室明令废止的苯教，在退出主流社会并日益边缘化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巧妙的改革，把佛教某些经典教义甚至仪式手法融入自身之中，从而还拥有广泛的民众基础，他们也在伺机对佛教进行反扑；用国库收入供养僧人和“七户养僧”的做法加重了平民的负担，从而引起民众的不满；为保护佛教所制定的严酷刑罚也同时破坏了社会生活的稳定。这时不论是贵族首领、地方势力还是平民百姓都加深了对佛教的愤怒。而此时处于发展高潮的佛教，也开始感到一些高处不胜寒的凉意。
所有长久积累下来的这一切，在公元838年爆发，贵族们与苯教势力联合，在不动声色地清除了热巴巾的左右亲信后，他们趁热巴巾醉酒时用绳子绞杀了他，从而发动了一场成功的政变。至此加上牟尼赞普，吐蕃王室已有两位赞普因扶持佛教而死于相互争斗的阴谋之下。
热巴巾死后由他的哥哥朗达玛任赞普，朗达玛过去一直都反对佛教，所以在他上台之后，随即在全吐蕃境内开始了大规模的禁佛运动，这就是著名的“朗达玛灭佛”。禁佛由政府颁布以下命令：1、封闭寺院，正在修建的一律停建；2、大肆破坏寺庙，许多佛像被扔到 河里；3、焚毁经书，除少数佛经被僧人埋藏外，其余的大多都被焚毁；4、镇压僧侣。
在政治高压下，从印度来的僧人大多逃回印度，有的和本地僧人一起逃到吐蕃政府鞭长莫及的多康藏族地区（今中国青海、四川、甘肃一带），留下未走的僧人被迫改信苯教或还俗。此次禁佛对佛教来说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历经艰辛形成的寺院和僧侣集团瞬间灰飞烟灭。辉煌的佛教“前弘期”到此结束，开始了近百年的在西藏佛教史上称之为的“灭法期”。朗达玛的这次宗教迫害运动在西藏佛教僧侣集团历史心理的潜意识里留下了极为黑暗而深刻的印痕，尽管朗达玛在公元842年就被一位愤怒的名叫贝吉多吉的复仇僧人暗杀，但佛教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仍然难以恢复元气。
朗达玛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和大臣们分为两派，开始了内部的相互征伐，战争不断。吐蕃在外统兵的将领和属部都纷纷脱离了吐蕃的管辖，随之而来的大规模无政府暴力活动遍及全境。中共官方史书大约是出于自己固化的阶级斗争潜意识，将此称为“奴隶平民大起义”，但从已有的史料记载来看，并不能证明这是一次有组织的、有明确政治目标的起义运动。只是这种动乱使本来就较为落后脆弱的国家管制体系土崩瓦解，西藏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的吐蕃王国就此不复存在。（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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