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曾在散文集《流言》中标榜自己是地地道道的"小资产阶级′′，用第一次投稿所得的五元钱买了一支向往已久的口红，找上海最好的裁缝量身订做时髦的衣裳，去饭店吃上等西餐和奶油蛋糕。这些现在看来很稀松平常，每个女人都乐此不疲的事在四九年的新中国可都是与``劳动人民对立”的大事。张爱玲的性情和敏感，让她先是去了香港，后移民美国，远远离开了她念念不忘，曾充满爱恨悲喜的上海。
上海是张爱玲的生命生活之源，她的巅峰作品都是生活在上海的产物，离开上海后，她再也没写出象《金锁记》，《倾城之恋》那样的经典作品。张爱玲生活的上海，摩登与传统并不对立违和，相反平安无事的各司其职,有人好京剧捧名角，有人喜听西洋歌剧，看默片卓别林。上海人的聪明与接地气大概也隐隐约约地影响着张爱玲，尽管人们很难把疏离世俗的天才女作家与“接地气”联系到一起。张爱玲的小说有着看透世俗和人性的绝顶聪明，她擅长于爱情小说，但她笔下的男女之爱现实多于美好，还常常是算计的，《红玟瑰与白玟瑰》中那句‵‵白月光与蚊子血”的爱情麾咒，至今还让人们回味着。《金锁记》里描述长年缺爱的七巧变态地把自己的不幸附加到亲生子女身上，以及那句"所有女人都是同行"的名言使人不由得相信，孤僻的，与大众疏离的张爱玲其实是最入世，最具人生烟火气的作家。她敏感,聪明又性情，她爱享受生活，但不时又对生活充满悲观。除了天才和家庭背景，一定是上海的独特土壤孕育了张爱玲。
新中国建立后的最初几年，号召工人劳动阶级领导一切，袅袅娜娜的旗袍还有莺莺燕燕唇膏大概被视为很腐朽的东西，西洋的歌剧电影也很可能被`‵无产阶级′′唾弃，往日摩登温柔的上海也变成了一片红色海洋，滋养张爱玲的老上海不复存在了。凡此种种一定让``小资‘′的张爱玲感到与周围人和事的格格不入，所以1952年她决定前往香港定居。后来大陆发生了各色政治运动，不由感叹张爱玲当时``格格不入``的先知先觉救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