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寓言（2）——西藏，凝眸七年（连载四十四） 风版2021-04-30 17:38:54
第六章 灰色寓言（2）
当时中共的这些外交举动，赢得了噶厦政府许多官员甚至达赖喇嘛的赞同和支持，毕竟这事在某种意义上也维护了西藏僧侣和寺院集团的利益。不过这令人想起历史上这些喇嘛们利用一个入侵者去击败另一个入侵者的故事。
后来，虽然有一些噶厦政府的官员（如夏格巴）对中共这些外交举动表示不满并加以攻击，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中共对西藏外交事务的控制，显然切断了噶厦政府所有对外联系，这使得他们要想在独立问题上寻求外部支持变得困难和几乎不可能。然而基于噶厦官员们值得怀疑的外交能力，和噶厦政府外交局成立近十年来的所作所为看，即使中共不控制西藏外交事务，仅仅依靠他们能否获得外部世界支持也难以预料。
在1956年之前，中共对于西藏原有的社会生活干预很少。尽管1952年在拉萨发生了由噶厦官员和上层喇嘛组成的“人民会议”要求中共军队撤出的请愿事件，这次事件结果是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迫于中共的压力，将策划此事件的噶厦政府噶伦鲁康娃和洛桑扎西免职。
尽管这起事件令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对中共极为不满，但毕竟他们还能忍受。因为这时中共还没有破坏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官员和喇嘛们还可以保留他们优越的社会地位，在民众的供养下继续习以为常的岁月静好。甚至在1954年中共还邀请了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册封达赖喇嘛为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在北京两人还会见了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这使得年少的达赖似乎对毛泽东产生了强烈的印象和仰慕。会后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被送到中国各地参观中共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此举或许算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某种体验。在这期间中共答应达赖喇嘛，不再成立西藏军政委员会（中共的军事管制机构），而是直接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不过，中共的流氓本性，令人难以期望它总是彬彬有礼和宽容大度，尽管中共在西藏问题上，已经取得了史上历代王朝都没有过的成就。但他们的意识形态中，那些不劳而获的僧侣和贵族，仍然是需要消灭的“农奴主剥削阶级”，因为占有西藏绝大多数土地和社会财富的这些人，显然是中共实现将西藏纳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个障碍。1956年中共已经结束了与美国在朝鲜的战争，这使得他们有能力在西藏实施他们的乌托邦理想。当完成了对西藏进行控制所需的后勤物质保障系统建设，他们便开始了改变西藏旧有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行动。
1956年7月之后，中共开始了初步尝试（中共称之为“民主改革”），采取了诸如增加培养效忠中共的藏族官员，大力发展藏族党员，从中国内地增派汉族官员进入西藏并增设了一些行政机构，把噶厦政府近半数的官员安排到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任职等。当然，所谓“民主改革”的目标与方式基本与中国正在进行或已经完成的“土改”、“镇反”等运动并无二致。中共这些活动企图加上邻近西藏的云南四川藏区民众对土地改革的激烈反抗，让当时还处于中世纪状态的西藏，产生了裂隙和开始发生微小但影响深刻的变化。
西藏的这些变化源于旧有制度结构，及中共带来的影响两个方面。旧有制度结构使西藏社会长期丧失创造力，在面对外部世界时缺乏适应性与竞争力，数百年因袭不变的政教合一传统令噶厦政府日趋腐败，而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这种腐败似乎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就连《现代西藏的诞生》（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的作者，加拿大的汤姆•戈伦夫（Tom Grunfeld）也指出：“在五十年代里，大部分汉族的士兵和文职人员都起了模范作用。目前流亡在外的西藏贵族和以前的官员也承认，与他们相比，西藏官员的行为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这种制度的高度腐败，引起受到外部影响的（尽管这影响非常弱小）下层民众不满。加上中共重视建立社会底层结构的行事方法，西藏旧有制度也就更加风雨飘摇。当然，普通民众对西藏的前现代体制的不满和改变愿望，并不是中共带来的，早在上个世纪初西藏发生的种种政治事件（如擦绒事件、龙厦事件和西藏革命党事件）中早已显现，只不过中共作为外部力量促进了这一变化而已。
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对于西藏社会的变化也开始有了反应。首先中共这种做法违反了几年前双方签订的“十七条协议”。另外他们意识到随着西藏交通状况改变，中共施加的世俗化影响，将对西藏的宗教社会产生毁灭性后果，从而使他们丧失已有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噶厦的上层官员和贵族们对中共这种违约行为进行了武力反抗，在1956年2月，云南四川藏区的一些藏族土司和头人率先发动了武装暴乱，参与者达十多万之众。这些叛乱者四处袭击中共的军队、运输车队和各种地方机关。并且很快就蔓延到西藏的许多地方。甚至在1956年冬天当达赖喇嘛访问印度期间，因为局势的恶化，达赖喇嘛甚至有过留在印度的念头，同时噶厦的官员们也试图在拉萨发动叛乱。
西藏这种此起彼伏的武装暴乱似乎出乎中共意料。不过他们很快就调整了自己的战略对策，一方面增加军队加强对叛乱的军事镇压，另一方面提出了“六年不改”（即六年之内不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的承诺，以解除西藏上层僧侣和贵族们的担忧。
不过，这些上层僧侣和贵族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因为中共的承诺而减轻自己的焦虑。前辈被迫四处流亡的历史心理，促使他们对可能的威胁进行激烈的应对。而那些拥有土地财富的世俗领主和自耕农，则不希望自己成为中国式土改的对象。至于多数普通民众，溶于血液的宗教信仰，让他们本能厌恶任何用暴力掠夺私有财产的行为，因为这将导致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崩坍。于是，在形形色色的焦虑驱使下，叛乱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到处蔓延并愈演愈烈。
1959年初，持续数年的各地小规模零星叛乱，终于引发拉萨大规模暴乱并开始了后来被中共称作的“全面武装叛乱”。这次于三月开始的、被许多人称为“反抗中国统治的人民武装起义”，仅仅存在了几天就被早已做好准备的中共军队击溃。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的许多官员也在匆忙中岀走印度，再次重复先辈流亡的宿命。（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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