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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解决后，接下来就是认识的起点问题。认识的起点是什么，或者社会认知起点于何处，或者说一种文化的根植于何处，三者是等价的命题。在人成为人的数百万年的演化进程中，认识的起点问题能成为问题大概也就在5000年以内，人才有能力开始审视族群的过往，开始考虑族群的根是什么，把根植在哪，以此为族群的万世传承立一个根基。
西学的起点表现为对世界本源问题的追问，本源问题的终极追问是存在，不管它是什么首先它是存在的，是一个存在，没有比存在更本源更靠前的存在，不管它是物质存在还是精神存在，总之追问到存在就要打住了，不能在继续追问下去。以本公众号目前的浅见，任何的西学哲人中如果其哲学不以存在问题作为其根基，可以忽略，尤其是西学的现代哲人，任何不以存在问题作为其哲学根基的，任他吹的天花乱坠也直接忽略掉。现代西哲可以去反以存在问题为根本的形而上学，反到底再建立新的路数的形而上学，因为根在存在。如果连植根于存在的根都没了，其学也是飘起来的。
对于将起点设为本源问题的西学，当然可以进一步追问，西学凭什么能去设此起点？当然他们可以去挖掘出一大串的前柏拉图的哲人以及流派，然后去演绎是如何地演绎到柏拉图的集大成。历史演绎只是表现，依然没能回答西学何以能？然后有聪明人再去挖掘古希腊的城邦文明，地中海的海上贸易等等基于物质的东西，然后再去论证以海上贸易的不确定性去追寻确定性的海洋文明，以此做为本源问题的凭据。此古希腊城邦和海上贸易的假说也是漏洞百出（以后打假古希腊大概率会逐渐成为华夏大陆的一个流派），但基本追问到此也就打住，西学主流对此不再怀疑也不再继续追问。义理高于考据，西学对此深得其神髓，甚至更进一步的发展成：考据为义理服务。
对于西学凭什么能以本源问题作为其认识的起点，此问题有待功力深厚的大哲去答复并继续追问到底。下面本公众号只是简单谈下西学跟一神教神学之间的微妙关系。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三者同为一神教且同出于中东（三者的圣城均为耶路撒冷）。柏拉图将世界分为流变的现实世界和永恒的理念世界，理念世界独立于现实世界而存在，其高于并统摄现实世界，其至高理念为至善，柏拉图哲学外设的二元世界与一神教的现实众生世界和天国，以及上帝，在结构上是同构的。当基督教的罗马教廷根基不稳，新教革新的时候，笛卡尔也喊出了我思故我在，开启以人的“我思”作为哲学认识的起点，其后西学开始大转向。再考虑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大哲的著作多来自于对阿拉伯人转述的翻译，我们是否可以大胆的继续追问：为什么以及凭什么能生长出一神而不是众神？一神教和古希腊的大哲到底谁先谁后？更进一步，考虑到一神教神学跟古希腊哲学的某种同构，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对阿拉伯人著述的大量翻译，是否是产生一神教的中东地区原创了古希腊哲学（三个一神教同出中东，中东有生长此种文化的土壤）？
目前华夏大陆对古希腊文明的追问还处于在野的非主流状态，主攻方向也还停留在对历史考据的打假。当然这是以华夏大陆的思维模式去设定的主攻方向，因此对其杀伤力不够大，而真正的暴击是去深挖中东地区的文化演化以及中东地区何以演化出来一神教文化，对能生长出此种文化的土壤彻底追根究源，将古希腊的根在义理上植到中东地区。这才是华夏大陆的疑古希腊流派后续的发展方向，从义理上入手而不是历史考据。
反正本公众号认为以究源和追问精神著称的西学在认识如何起点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做得不够好。西学起点的不足，不影响起点以后的西学文化传承。瑕不掩瑜，上古时义理高于考据，对西学当然也一视同仁。
笛卡尔的“我思”出现后，如何走到康德的先验哲学是后续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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