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X8留思』回顾
首先声明，我是个憨傻的初老之人，写点回忆杂感而已，不想介入政治。
1989春天, 北京柳絮随黄沙飞舞。噩耗传来， 阿邦突然走了，引致中国知识界舆情震荡，紧接着政治风波一浪高过一浪，前后持续一个多月。
从TAM广场至北大三角地，各路英雄好汉在高昂激越地演讲。只要谁愿意讲，可以轮流随意爬上高处房顶，气定神闲，然后开讲，直指时弊“官倒腐败”，要求政治改革，铲除贪腐，官员公开财产等等。有的演讲者确实口才好、并且有感染力和鼓动性。但有的人臭，情绪激动高喊几声后，突然忘词，显得很尴尬，自己儍笑，诙谐幽默一下，下面围观者也笑，大家鼓个掌鼓励，那人也知趣，马上就爬下来。我胆子小，来自小地方，从没见过世面，的确佩服那些演讲者的勇气和胆量，并他们的学识和自信。而且都只是在校本科学生。
那个时候，北京没人没上街游过行的，我的单位是生命科学和药品研究机构，如何打出一幅惊世而响亮的标语口号呢？恰好，艾滋病刚登陆中国，神秘恐怖莫测，因此，巨大横幅标语口号是【腐败官倒等于艾滋病】，高个子的举标语，自然有我。走在最前沿的是单位后勤的电工铁工，他们随手在院里摘了一捆鲜花，边跳边舞、摇摇晃晃走在前门大街上，非常滑稽可笑。大家根本没有让政府下台的那个愿望，仅仅是跟风随大流，情绪得以发泄，对官倒腐败现象的痛恨不满而已，从阿邦同志逝后开始，大家借机哀悼活动越搞越大，人山人海，连初中生也上街了。北京就如盛大的节日，喜气洋洋，持续一个多月，可以暂时忘记自己烦恼？
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悬挂着阿邦的巨幅肖像，为油画作品，是中央美术学院特别绘制。我的朋友是壁画糸大四学生，他说，你看吧，那幅油画有什么特色？阿邦同志眼神带着怨气，嘴角下撇，满脸的冤屈。
李总宣布戒严后，大家只当而耳边风，仍然我行我素，此时，各样小道消息满天飞，大家似乎沉浸在梦幻之中。有些人，好像参加过中常会，在广场对围观大众透露，李要下台，民煮即将到来，其实，我，还有不少人懂得“抢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民运秀才成不了事。而且，形势愈来愈复杂，学联中没有人可以控制场面，天天靠虚假新闻打气，进退维谷。
我的住处就在北京市正南永定门内天桥附近，离天安门广场只有三站地，步行也就二十分钟，因此，自然每天去广场观望，注意事态的发展。尤其是戒严令发布后，每晚十点后才离开广场，手里拿了不少地上拾起的传单带回单位，因为觉得太可惜了，拾起来还可以传递给其他人，不至于浪费资源。
其时，全北京市各级政府部门几乎“瘫痪”，交通安全管理由学生和市民共同负责，大家都说，社会秩序比以前好，小偷小摸也自动歇业了，北京人就是牛叉，素质好，觉悟高！
后来，8X8那天凌晨，枪声骤响，如同春节的鞭炮，一队队武装军人从天桥往北冲过去，直奔TAM广场，只要哪个方向扔掷石块和砖头，士兵就朝那开枪，群众见血方知，哎呀，坏了，不是橡皮头子弹，是实弹，纷纷躲避。混乱中，我拾起一个钢盔，原因是，能戴上它，多威武雄壮，我从小就梦想成为军人。结果，我同宿舍的室友Y生见到我戴着它，瞠目结舌，全身颤抖，说，赶紧扔掉，你会被戒严部队抓住的。
6.5那个上午，我骑车去木樨地、军博好奇，探个究竟，沿途见戒严军人尤如惊弓之鸟，手持冲锋枪在街头警戒，天空上直升机盘旋。大街胡同一片狼藉，街道及周边地上满是破碎的三轮车、自行车、碎砖、碎瓶、被烧毁装甲运兵车，从复兴门连续排到军博足有几百辆，浓烟滚滚…。在复兴医院，医务人员吃力疏导一批批的访客，他们是来寻刺激，抑或瞻仰被误伤死亡者的遗容。我当时看见三十多具尸体。有小孩，年轻人，老头老太。整个临时停尸间已满员，透着浓浓的血腥味。
随后几天，城里城外仍能听到枪声，大街胡同静悄悄，不时传来消息，某地在挖战壕，某军与某军干起来了，物质供应受阻，中央会分裂。而且我单位领导也不办公，形势不明朗。我们外地人怎么办，赶紧逃离北京，万一南北划界，有家也难归。
我与宿舍Z生兄弟俩，还有聂生，带了几包方便面，几根黄瓜匆匆赶往北京站，随着大群逃命的学生挤上南下武汉的列车，车上人贴着人站立，无法动弹，列车员三番五次吆喝，列车超载，谁能自觉下车......,最终, 车总算慢慢启动, 所有学生沉默无语，像霜打的茄子——蔫啦，广场上那个生猛劲荡然无存。
盛夏骄阳似火，车内异常闷热，痛苦难以想象，与地狱无异，沿途停停开开，说是被当地段的学生阻挡。大约24小时后靠近汉口，列车再也无法前行，又是被游行示威者拦截。我们只能下车步行过长江大桥到汉口，在长江边找间大排档坐下休整，喘口气。店主和伙计知道我们是刚从北京出逃的学生，就急忙问那边“惨况”怎样…,你们是从广场“坦克下”爬出来的学生？
总之，汉口大街小巷，都在谈论广场事件，各种版本，活灵活现，比我们从京城现场来的更清楚，戏剧性也蛮强的。同样，我们乘船沿长江下至九江，整个航程旅客也在谈论事件，争论不休，对阿鹏极为反感，那么蠢，说话“的地得”不分，断句不清，还能当国总。而对还是学生表示同情的。
我们回到江西老家后10天，接到单位电报，速回报到。
当年八月某日，单位保卫处干事来我宿舍找我，请我去办公室“喝茶”与戒严部队代表见见，当时，同宿舍的Y生也在。他对我说，你怎么办，恐怕要坐牢了，他的表情非常恐慌，舌头打颤。待我见到保卫处处长和代表，才知道事情的缘由。自从戒严后，我将TAM 广场传单带回单位传递给他人属违法活动，是的，确有其事，我供认不讳，至于给了谁，难以一一说清楚。过了几天，处长再次来找我，安慰说, 没什么，只是问问而已....
网抄下一段：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政府40年来最大的一次"考验"应该说是8X8事件，它使经济增长率从10%左右猛降到4%，两年后才恢复到原来水平。不过呢，国内带来政局的稳定, 从此私有制经济快速增长，使整个经济活力大增。所以，仅从经济效果来看，对事件的及时处理也难说过错了。
一党体制的政府四十年里没犯伤害经济发展的大错，这不仅对中共，在中国历史上也不多见。即使那些所谓盛世往往也深陷于错误之中。比如“乾隆盛世”，当时中国的经济规模还高居世界第一，但统治集团盲目自大，自以为天朝富甲天下，什么都不缺，拒绝与蒸蒸日上的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和交流，对新思想和现代科学关紧了大门。一个拒绝进步的国家再大再富最终结果也只能是一败涂地。
腐败尽人皆知。但是，这为什么没有拖住经济发展的后腿呢？
首先，贪官也为经济发展努力工作。例如前铁道部长刘志军，被罢免之后还有不少人在底下说他好，说他如何为中国的高铁建设拼命工作，甚至说没有刘志军中国的高铁就不会发展的那么快。
早有人这样说，中国的官员不查则已，一查哪个都有问题，几乎是“无官不贪”。这与邓小平确立的官员选拔标准有很大关系：那些能力不够，懒惰无为，“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官员被逐渐淘汰。而对地方官员政绩的考核指标首先就是当地的经济发展。而且，就连贪腐之心也会激励官员们努力发展经济：把经济搞得越大就越有的贪，蛋糕越大越有机会给自己切一块大的。
“收了钱就要办事”，“事没办成退钱”，“收钱有度，好处均分，不能独吞”，等等。这些潜规则显然是想维持一种“可持续的贪腐”，或者说把贪腐对经济的伤害保持在“可承受”的水平。 曾有人说，这种“可持续的贪腐”也起到一种“润滑剂”的作用。当然，不管怎样为腐败涂脂抹粉也是坏事，不仅在道德上，在经济上也是本不该有的“额外成本”。但不能不承认，中国的官场腐败确实没有拖累住经济的高速发展。
如今，Z生是长江学者，嘉宾，聂生在北美大学任职居住，Y生在原单位当主任教授，我则在多伦多老人护理院工作当院士。几十年过去，也无联系，即使见面可能也没什么可以深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