桦树2021-11-02 22:08:38

我的朋友 - 约翰 艾德勒

桦树

 

被取消的航班

 

      2018年的一天,我从洛杉矶回国,乘坐凌晨一点的国航航班,马上要登机了,我站在登机口。突然,广播通知,飞机上的一个小灯灭了,由于找不到原厂配件,所以飞机停飞。我的天,竟然有这种事情!

        深更半夜,几百个乘客走东撞西,呼啦啦跟着跑到这边,又呼啦啦跟着绕到那边,惊慌失措。突然有人高呼:“去拿行李。”于是跑到堆积着涌出的传送带上寻找自己沉重的箱子。随即又是排队,男女老幼黑压压地像呆鹅一般,排在不朝前移动的队伍里。极度疲乏委顿的一张张脸,没有希望的等待,不知多少个时辰,终于把太阳等了出来,天际线一抹光明。

        忍无可忍,我走到最前面的柜台,问工作人员如何改签最简单?她拿过我的护照和机票仔细看了看,说最简单的方法是你坐今晚同样的航班,现在就给你定好同样位子。我点头同意,然后叫了出租车离开。

        夜里,又返回机场,重复了前一晚的活动,检票,过安检,到休息室喝咖啡……,但这次终于上了飞机。我走进机舱,立刻就后悔了,因为这种型号的飞机所有的位子都是双人的,我则习惯坐单人的位子。我的座位靠窗,旁边靠过道的座位上已经有人,是个长相斯文,外表五六十岁的美国男人。我走到那一排停下,他立刻就站起身来,帮我把手提箱放进上方的行李舱,并让我进入坐下,我表示了感谢,双方无话。

        这番折腾令我疲乏至极,我跟空中小姐要了一杯白水,吃了片镇静剂,并告知不要叫醒我用餐,然后就面朝里面,试着蒙头睡去。

        没多久,我醒了,睁开眼,发现旁边的男人在读书,他开的是阅读小灯,还用枕头把射到我这边的微弱光线挡住,很少有这么细心的旅客。

        我坐直了身体,转头看了看他,问:“去北京吗?”

        他点头说是。

        “第一次?”

        他笑了。“这是今年的第12次”。

     “喔!”我惊叹道。“做什么生意需要这么频繁?”

     “医疗设备。”

     “那可是热门生意,不过你看起来不像个商人。” 我有点调侃地说。

        他笑了。“我是个医生,脑外科手术医生。”

        “啊,肃然起敬。”

        没话找话,我又说:“我也曾经认识一位脑神经外科医生,哈佛毕业的。”

        他迅速瞥了我一眼,眼神似笑非笑,一丝狡黠,我突然觉得熟悉,想不起在哪里见过,怔了一下。

        “哈佛毕业的脑外科医生我也许认识。”他说着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我接过来凑近去看,又把名片放得远一点,仔细地看上面的名字。我使劲儿眨了眨眼睛,去皮包里找到眼镜儿戴上。名片上明明白白地写着:

约翰 艾德勒

John Adler

哈佛医学院毕业

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

 

        我呆住了,惊得心脏都要蹦了出来。

        我转过头,无顾忌地凝神盯着他。蓝眼睛,没错,金发,没错。不同的只是……, 脸上的皱纹。岁月无情,惆怅之情在我心中漫起。

        他此时也微笑犹疑地转头看我。“怎么了?”

        我轻叹了一口气,“没事儿。”

        沉默了好一会儿,我说:“你肯定认识他,因为他就是你。”

 

剧本的伏笔

 

       1991年,我参与创作了十集大型纪录片《太平洋世纪》,该片获得了当年的艾美奖,制作人是两次奥斯卡最佳纪录片获得者亚历克斯 吉布尼。影片刚刚杀青之际,制片人亚历克斯问我:“你知道比尔·莫耶斯吗?

        “哦,当然!”我答道。“美国最著名和最受人尊敬的电视评论家。”

        “我向他推荐了你,他要为PBS(美国公共电视台)拍一部关于中国医学的电视系列片,剧组急着要见你。”亚历克斯说。

        第二天,我就飞到了波士顿,住在这部即将要拍摄的片子的制片人艾丽丝女士的家。记得当地天气闷热潮湿,艾丽丝厨房的台子上堆满了世界各个地收集的咖啡杯子。我趴在客房的床上,一遍又一遍地看莫耶斯主持的著名节目。艾丽丝说,和别的组员约好了一起到波士顿市中心吃晚餐,

        艾丽丝开车在很窄的街道上绕来绕去,好不容易停下车来,停车费比洛杉矶的还要昂贵。我们走进一家灯光很暗的讲究西餐馆儿,看见两位穿着正式的男士已经坐在那里等候。大家彼此相互介绍了一番。稍高一点儿的男士名叫大卫,是个犹太人,外形特征很明显,绅士派头十足,小胡子修剪得精美。大卫是哈佛医院的医生,也是我们要拍的纪录片的医学顾问,他曾研究中医,多次去过中国。

        接着,大卫介绍了他的同伴:约翰 艾德勒,脑神经外科的手术医师,曾是他哈佛医学院的同学。约翰金发碧眼,皮肤白皙洁净,长相非常聪敏,类似小说里的哈利 波特。他说话机智幽默,常常引得我们发笑。

        艾丽丝简单讲述了行程安排和拍摄计划,她派我提前两周去中国做筹备工作,我和大卫交接了一下,了解了所要接洽的单位,医生和病人,还有拍摄地点以及所需要的一切事宜。

        闲谈时我问约翰去过中国吗?他摇头。但他又马上说他的祖父曾在遥远的年代跟遥远的中国做过生意。

        大卫笑着调侃说:“约翰可不是一般人,他绝对是个梦想家!”

        约翰有点羞涩的样子,但眼神迅速狡黠地一闪,遂神采奕奕地反唇相讥。从我旁观者的眼光看,他们是竞争者。

        这就是我跟约翰艾德勒的第一次见面,乏善可陈,他和我们要拍的片子没有任何交集,只是偶尔参加了我们的晚餐。尽管离开时,大家都客气地说,一定后会有期,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彼此也就淡忘了。

        没想到,二十多年后竟然在飞机上重逢,如同电影中的情节。我觉得好笑,又有点怅然,老天可真是幽默,时不时来点这种,调节生活的乏味。

 

梦想家的逻辑

 

         接下去的情景。大家可以自由发挥想象力,尽管这算不上什么奇缘,但足以令我们二人激动兴奋了一阵。他说难怪觉得我很面熟儿,但不敢冒昧询问,因为亚洲人看起来很相似,就像在中国人眼里的老外,长得都一样。他还一再地告诉,当年在PBS看了我们的片子,记忆犹新,非常喜欢,内容比我还熟悉。他谈比尔 莫耶斯,谈大卫……, 我打断了他,说如果昨晚的飞机飞走了,就不会出现今天的巧遇,飞机不飞,估计就是为了这冥冥中的缘分。

        平静下来后,我问他,大卫曾说你是个梦想家,梦想实现了吗?他微忖了一下,笃定地轻轻点点头。“快实现了。”

      他告诉我这几十年来,他主要只做了一件事,发明了一种射波刀,已经试验成功了,在美国,欧洲,日本,韩国,中国等地治疗上百万的病人。他还用此机器人给史蒂夫乔布斯做过成功的手术,延长了他几年的生命。我请他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描述一下。

      他想了想说:射波刀是非侵入式地手术,换句话说,就是动同样的手术但不需要切开病人的身体,用射线切除体内恶性和良性的肿瘤。手术时间短暂,无痛苦,安全性远超出传统手术,且没有恢复期,做完手术病人立刻复原。

      他最近还发明了专门做脑部手术的机器人ZAP-X,第一台安装在美国,第二台安装在了中国北京的301医院,已经马上完成中国政府要求的临床试验。他频繁去中国的原因就是为了演示,讲课,培训及一切有关的事项。

        他又说,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脑外科手术,人脑的精密使得手术很容易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状况,ZAP-X就是专门为治疗颈部以上的脑肿瘤发明的,此机器人极精准,由电脑控制,比他过去的射波刀在技术上有了质的提高,设备体积小,容易安装,价钱合理,目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设备,是本世纪医学界革命性的突破。

      我说:“这听起来太不可思议了,你的意思是切除脑肿瘤不用再开颅了?”

他点头。

  “真的吗?”我又问。

     他笑了,又点头。“真的。”

   “你太厉害了!大家都知道吗?为什么来中国?”我有点激动。

   “因为中国的脑肿瘤病人最多,有些特殊的地区,比如中国的东北,脑瘤发病率非常之高。”

   “是的,我曾经有个非常好的员工,想起来就让我很难过。他少年时住在东北,后来患了脑胶质瘤,动完手术大夫都没有把他的脑壳合上,为了下一次复发时再度手术。后来他过世了。”我说。

        约翰说:“99.9%的病人还不知道ZAP-X,目前这是全球最先进的医疗技术,需要一个宣传和教育的过程,需要时间,因为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还牵扯无数其他的因素,比如,它将改变固有的医疗生态链,这是最难的,因为无数医患间的利益尽在其中。但无论如何,它都是人类医学的方向,就像是电脑互联网会改变人们的生活,亚马逊会改变实体店,奈非会改变好莱坞院线。”

         他拿出手机,找出了ZAP的照片给我看,那是一台非常梦幻闪着深邃紫光的半圆形设备,照片里设备的旁边还站着四个人,有当年的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艾德勒,郭台铭和软银的孙正义。

        我惊叹地说:“ZAP看着很漂亮啊,你是如何发明的?太不可思议了!”

      “ZAP绝对性感,她很性感。”约翰毫不掩饰自己的自豪,就像在描述他的爱人。

        他很平和地接着说:“开始时只是个想法,然后就去做,从ABC的第一笔做起,一点一点,一步又一步,几十年,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 就是这样。嗯, 梦想……,一年救治400万个病人,那就是我的梦想。”

        我沉默了,不知自己能说些什么,语言在此时显得苍白。

        清晨5点50分,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分开前我俩互加了微信,留了电话号码,彼此叮嘱不要再断了联系。我看见有人举牌来机场接他,他走到出口时还回头跟我挥了挥手。

        当天下午5点钟左右,我在公司开会,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是约翰发过来的,他说他在首都机场等飞机,晚上飞回美国硅谷。我回复说你的节奏也太快了吧,我还准备倒完时差,请你去大董吃北京烤鸭呢。

 

中产阶级的本色

 

        晚上回到家,我在互联网上查看约翰艾德勒的信息,得知他原来是个名人。

        约翰 艾德勒,他不仅是顶尖的脑神经外科医生,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荣誉教授,是射波刀机器人的发明家,是美国《 Cureus》医学科学杂志的主编,是个创业公司的创始人,是ZAP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而且,他还永远努力渴望做一个正派的好人。

        看他有如此多的职位,觉得这人活得可真累,太不好玩了,最好不要跟他做朋友,人生苦短!

        我总是好奇,人类历史上这些天才们都是如何被造就的?我连做好一件小事都觉得困难,可你看看他们:达芬奇,他不仅是著名的画家,雕刻家,音乐家,数学家,解刨学家,甚至还会造大炮打仗。再看本杰明 富兰克林,他不仅是印刷工,作家,出版商,科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外交家,还是美国的开国元勋。更过分的是那些跟咱们同时代令人眼花缭乱的乔布斯和马斯克们,简直就是上帝派来的外星人。毋庸置疑,艾德勒也是他们这些奇人中的一个。不过,艾德勒没有那么遥远,他触手可及,你问什么简单幼稚的医学的问题,他都会迅速地回复你。

        当我查到了他在2009年秋天写的一篇案例文章,讲述了他发明射波刀的过程,仔细读完,被深深地触动。,他的研发过程一直短缺资金,四处筹钱,不仅掏空了自己的口袋,还掏空家人,朋友和同事的钱包。无数次地面对失败,面对冷落,面对承诺的背叛,更甚之的还有被羞辱,被他人称为愚蠢的艾德勒。但他没有放弃,一生一世地坚持,真是有铁一般的意志。文章里总结的那些教训和反省文字,读来令人莞尔,但也有点心酸,因其毫不遮掩的诚实:

        * 创业时不可能做好所有的准备,冒险精神和天真不一定是坏事。

        * 尽管机会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但运气更重要。

        * 当生活给你柠檬时,你就挤柠檬水。

        * 不要低估三个F:朋友,傻瓜和家人(friends, fools and family)。

        * 乞丐无权选择,但要提防失去价值的交易。

        * 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准备。

        * 时间不会等待。

        * 坚持你的所爱。

        后来我和约翰常常隔着大山大海地在空气中聊几句。

        我说读了他的段子,让我想到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尤其是那句“如果你不能用才华说服他们,就尽量混过去”。说完,我乐,他也乐。他说富兰克林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在哈佛上大学时,他曾获得富兰克林奖学金。他还说,自己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高中毕业全凭个人努力考进了哈佛大学。

        从年轻时我就一直想弄明白到底什么是所谓的美国精神,什么是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我仔细地多遍地研读过富兰克林理论,老实说,觉得特小儿科。他的那些穷查理格言就类似是中国给孩子读的三字经:“香九龄,能温席。融四岁,能让梨”之类的人伦义理,跟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观一摸一样,是普世的。他说的都是绝对实用主义的大白话,让中产阶级通过勤俭,奋斗,诚实,帮助他人,算小账,赚钱,致富,从而进入精英阶层,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不惧威权,相信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而非固化。

        美国的精英阶层由两部分不同人组成,一部分是含着银勺子出生的有世袭背景的上流社会,另一部分则是以富兰克林为代表,通过自我的努力工作获得成就或财富而进入精英阶层的成员。过去两三百年的文学作品中,不乏有嘲讽后者庸俗化的美国佬新形象,这些中产阶级学会了精英们高雅的谈吐举止,也保留着工人阶级的勤劳本质。

        我是一个学艺术,并受浪漫主义影响极深的人,从很小的年龄起就推崇情感,追求精神的高贵呼唤,所以富兰克林这种缺乏激情,过于平淡,鼓励人们追求财富,精打细算的那种“老婆孩子热炕头”,完全没有英雄气概的哲学,对我根本没有吸引力。

        可你敢说这些智慧超凡的科学家,政治家们不够深沉吗?尽管他们的价值观简单到了令人感觉是世俗的肤浅,哪里比得上咱们中国文化里诸多夫子们那些高深和话中有话的奥秘,更谈不上去比较欧洲哲学思潮中各种精湛崇高的理论了。然而,就是这种具有鲜明中产阶级特征的朴素实用主义被推崇备至,形成了坦然自若的美国精神。用我们的俗语说,就是本色,双脚牢牢地踩在地上。他们少了贵族的清高和傲慢,更加包容,对待社会问题开明灵活,尊崇努力和奉献精神。就像很多好莱坞大片里刻画的那些人物,他们都是极普通的小小老百姓,过着最简单的生活,嘴里不会说大道理,更不高贵,他们低调,甚至被忽略,但在各种危难中,他们往往会挺身而出,释放人性的光辉,随即,又消失在平凡之中。

        思考是毒品,一沉思就会漫无边际…… 总之,是约翰引起了我很多的思考。   

 

医生的责任

        2020年疫情期间,我被困在洛杉矶哪里都去不了,约翰说他也被困在了硅谷,每天担忧北京的ZAP。他邀请我去亲眼看看他的设备,于是我打完了疫苗就开车6个小时去了北加州湾区。

        那是晴朗的一天,我下午到达了ZAP公司。约翰先带着我参观了各个部门,我看到的都是专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与我熟悉的电影公司差别巨大。我还见到几位中国员工,其中跟我交谈的一位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他用中文跟我解释了很多原理。最后,我亲眼看到了展示台上的设备ZAP-X,令人惊艳,很神奇的感觉。约翰和我在设备的旁边留了影,我俩儿都还戴着口罩。

        之后他说出去走走,于是我们就沿着海湾散步。

        我说你已经是这么著名的医生了,收入这么高,你是为了钱吗?为何劳民伤财给自己找这个一辈子的麻烦?他说常人很难理解脑科手术大夫每天要面对的,那时常是生与死的选择,他经历的最大快乐是看着病人得救,最大痛苦是目睹死亡,尤其是孩子们的死亡,真的令人心碎。有一次,他去参加一个葬礼,他哭得比逝者的亲人们还要伤心,无法自已,家属们反而不断地安慰他。

        他说:“我无数次地不想再做下去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现在中美关系这么差,你把最好的设备带去中国难道就不怕美国人恨你?中国人也同样会恨你。”

        约翰愣了一下。“我是医生,我的第一责任是救助病人,不管他是非洲人,亚洲人,欧洲人,还是美国人,认识不认识,对我来说都一样的。而且,中美只是竞争伙伴,不应该愚蠢地相互仇视。”

        我看着他的脸,突然觉得他怎么这么幼稚。

        “我注定要做我该做的事,和金钱荣誉无关,也是对至今没有得到最佳治疗的数百万癌症患者的责任。 我统计了一下,每年差不多有三四百万的肿瘤患者,我并不认识他们,但我确实觉得我有责任。”他很轻声地说。

        有人被封为英雄是因为他杀死了多少敌人;而救了多少人,甚至救了包括“敌人”的人,也能被算成是英雄吗?我的脑海里倏地闪过这个念头。

“        我是个最普通的人,非常不情愿选择这么难的事,但我不做就没人会去做。没办法,命里注定的,无法推卸。实在太累了。”他又说。

        我问:“谁是ZAP公司的投资人?”

        “A和B轮投资人是郭台铭先生,我非常感激他。”他答。

        我有点吃惊。“坊间对郭台铭的负面新闻消息颇多,他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个专横跋扈,贪婪无情的资本家。你怎么认识他的?”

“        他的弟弟是我的病人。” 他停顿了一下,“郭台铭是少数对社会有责任感的有钱人,也许他表面上不那么温和。绝大多数的资本家,只追逐更快地获得更多的金钱,并不觉得他人的死活跟自己有何相干。他们随时会违背承诺。”

        他接着说:“我认为富人对社会有付出的责任,获得大量金钱的人,需要真诚地付出,否则就没有人类文明和科学的进步与延续。”

“        同意,没有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当代人也许就看不到今天的米开朗基罗。” 我点头。

        此时,我对郭台铭举手加额。

        那天有微风,海岸边开着艳黄色的加利福尼亚的罂粟州花,细细的花杆被风吹得摇弋,那动感愈发显得漂亮。

        我们沉默地走,各自想着心事。

        约翰看我盯着那些花儿看,紧张地说你可不能摘啊,法律规定的。我斜眼瞟了他一眼,心里好笑。

        最后,我说:“我帮你。”

        他扑哧地笑了出来。“你又能帮什么?”

       是啊,我又能帮什么。我既不是有钱人,投资商,也不是科学家,工程师,说到底,只是一个无用的人。

        我茫然自嘲地苦笑了一声:“不知道……”

        是的,我无法为他做什么,但他却有可能帮助我们。天有不测风云,万一哪天咱们的家人,朋友,同学,亲戚,老师……,不幸罹患了肿瘤,而又到了束手无措时,或许他能给我们带来一线的希望。

        所以,请记住这个名字:

约翰艾德勒

John Adler

 

 

 

 

2021年8月7日

于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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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啊,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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