桦树2022-08-14 16:13:58

旧事 - 小戴叔叔和我

桦树

        1.

        前几天突然收到《新三届》编辑、同学郭少达发给我的短信。

        他说:“收到一封邮件,致你的,现转你阅。

        ” 邮件内容如下:“请转告桦树女士。徐存悌已于2021年5月去世 -- 戴耀先”。

        我愕然,随即呼吸开始起伏,脑海里突然冒出“滚滚红尘”这个奇怪的比喻,意思不搭嘎,但在我的心底里,前尘往事,一滚一滚,排山倒海地袭上心头,昏灰里飘着些许的淡红……

        和戴耀先叔叔失联几十年了,我曾寻他,未果。做梦也未料到,《新三届》竟使我们隔着大山大洋,在网上重逢。

        少达说新三届现在已从小号变成了大号,全中国加海外的华人中都不乏众多的读者。

        少达问:“戴耀先何许人也?” “嗯,70年代,是王树声的秘书。”

        少达又问:“有故事的人?” “

        没有离奇古怪的故事,但少年时他对我的帮助,不会被忘却。”

        2.

        次日清晨,北京时间,我和戴叔叔连上了微信。

        我:“想知道所有的事情。”

        戴:“这么多年,一言难尽。”

        我:“长话短说。”

        戴:“一位同事在群里发了两篇你的文章,大家纷纷询问:这是谁家的孩子?我由此查到了新三届公众号。如果不是这次联系上,恐怕像小徐一样,你也永远看不到我了。我们现在住在干休所,去香山的路上。我和你小祖阿姨身体均无大病,只是瘦弱,小病不断,头发全白了,牙齿全掉了。”

        我胆怯地:“没想到您也读了我的小文。不会找麻烦吧?”

        他说:“做真实的自己就问心无愧。”

        “写真人真事很难。”

        “你是个不会玩假的孩子,这一点我太知道了。”他回复。

        我突然想流泪。

        一闭眼我又看到那个相信我,鼓励我,帮助我,照顾我的小戴叔叔。

        3.

        为什么当年称他为小戴叔叔,是因为我父母和所有的大人都喊他小戴,但我从不知道他确切的年龄。

        那一年我跟随爸爸妈妈从五七干校返回北京,暂时栖身在东区西附楼二层的招待所里。我父母丢下我一人,离开大院去做各自的工作,临行时拜托王金城、徐存悌和戴耀先几位叔叔抽空照看我一下。

        徐存悌叔叔我是熟悉的,我想全院儿的孩子对他都很熟悉。文革开始后,全国上下各个机关单位都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我们院也不例外。好笑的是,严肃沉稳的家长们,个个都是人中翘楚,拥有些特殊知识和文化,但无法想象谁家的爸爸妈妈会去唱歌跳舞,纵跃在舞台上,大劈叉,倒踢紫金冠。所以宣传队员们都是不知从哪里来的年轻人,他们容貌相当出众,画完妆后更是神采奕奕,眼睛像安了电池那样一眨一眨地放光。徐存悌就是最引人注目的队长。他们高声朗诵,合唱,踢腿,舞蹈,让我们这群八、九岁的孩子们看得眼睛发直,脸蛋涨红,小心脏跳得快要飞出来了。

        徐存悌和戴耀先是北京大学的同学,徐是俄语系的,戴是西语系德语专业,文革前毕业分配到我们院儿外国军事部工作。听说戴耀先也参加过宣传队,但他让人瞩目的原因并不是他跳过藏族舞。听父辈们谈起,说小戴叔叔的文笔斐然,写过几篇出名的文章,甚至还在大喇叭里被广播过,而且主要是他人品纯正,因此被派去给王树声副院长做秘书。

        我初次见到戴叔叔时印象深刻,他瘦高个子,两道浓黑的眉毛,不太大的眼睛清澈明亮,衣着十分整洁,雪白的衬衣领子,看得出很在意仪表。他文质彬彬,清冷话少,让人有距离感。

        那时的我应该被划为问题少年,不属于调皮捣蛋一类,而是忧郁冷漠。

        回到北京后,我没有上学,终日无所事事,独自散漫游荡,就像落入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空中,不敢挣扎,害怕挣扎得越厉害就陷落得越快。曾经的小学同学们已经变得陌生,断了来往。

        关照我的大人们里,我竟然跟这个清高、不容易接近的小戴叔叔接触最多。主要原因是他住得近,就在西附楼的三层。还有他不爱说话,我也不爱说话,免去了寒暄的麻烦,彼此瞟一眼就好像知道对方在想什么。我常常看见王树声在主楼和附楼连接的廊子里踱步,小戴叔叔背着手跟在他的身后,廊子上爬满了白紫相间扑落落的蔓藤。

        最初,他每次招呼我过去都是给我各种票,有的是文艺演出,有的是体育比赛。当时水平高的部队文工团有总政,战友等,什么马国光、马玉涛、贾世骏歌唱家名字耳熟能详。芭蕾舞我也比较爱看,千篇一律的《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看了一遍又一遍。

        至于体育比赛嘛,我至今记得最清楚的是1971年4月在首都体育馆举办的中美乒乓球友谊赛。那天我的座位很靠前,看得再清楚不过了。中国运动员个个绷着脸,神色凝重,整齐守纪律,特认真地打,中美水平相差得天上地下。而那个美国运动员叫科恩,整个一个大男孩儿,蹦蹦跳跳,随随便便的,一阵阵地引起观众们的诧异和哄笑。比赛进行到一半儿,他突然停下来,把一只脚翘到乒乓台子上系鞋带,还摇摇手跟观众笑着打招呼,那个吊儿郎当的劲儿,让我突然特开心。随即,内疚感涌出,我赶紧收敛了快乐,小心地偷看邻近不认识的观众们是否注意到了我的脸。

        4.

        有一天,小戴叔叔问我:“你不上学吗?”

        我沉默。

        又问:“你不读书吗?”

        答:“读。”

        “读什么书?”

        “这几天读《东周列国志》”,我小声咕哝了一句。

        他眼神错愕地看了我一下儿,不可思议地哼哼笑了两声。

        5.

        回溯到文革开始前不久,我进入了小学,学习了拼音写字和加减乘除。然后就停课闹革命了。我看着高年级学生把老师的头发剃成阴阳头,把谢老篆(学生给谢老师取的外号)的鞋头剪去。人人都很亢奋,我也忐忑地跟在后面瞎跑。跟邻居的大孩子去北京大学看看不懂的大字报,又跟着姐姐去白石桥展览馆看红卫兵抄家的物品,金银首饰,琳琅满目。

        记得那天我晕车呕吐,回家时央求姐姐不坐公共汽车。我们就那样一站一站地走,走了足有五六个小时,两条小腿都走断了。到家后天色已经漆黑,筋疲力尽,然而又听到了坏消息:阳台上养的心爱的小灰兔子都被勒令打死了。于是所有的委屈集中迸发,大哭一场,哭累得睡死过去。

        现在想起,真如噩梦一般,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在一段时间里突然都不见了,我除了害怕,还是害怕。

        终于复课了,我所在的二班被拆散,前几年大院发小们聚会时才得知,拆散的原因是班里学生太不听话。于是我开始了逃学,逃避我所承受不了的种种。

        一天,妈妈告诉我不用再假装去上学了,捆绑行李去湖北襄樊黄集的五七干校。于是,坐上了火车,妈妈给我穿上新织好的深粉红色毛衣,燃起了我心底一丝小小希望的火苗。那几天几夜在火车上的感觉是漫长的告别,直到落地后的一个星期里,站在那里大地恍惚还在行走移动。

        到了干校所有的孩子跟着大人们一起在农地干活,插秧,割麦子,摘棉花,种红薯。偶尔有几个家长叔叔给我们讲一些最浅显的课,但我什么都有听没有见。

        就这样,从幼年起,我就开始真正失学。失学让我内心茫然,恐慌,不知所措,不懂为什么不能和别的孩子一样?于是,我变得沉默寡言,藏在自己看不见的壳里面。

        6.

        我要感谢父亲和兄姐留下了很多书籍,那是少年时代我唯一的精神疗愈药品。我之所以好读闲书,是因为书籍数量实在有限,不够读的。父亲后来亲手给我做了一个特殊的书箱,打开站起来就是一个书架。无论走到哪里,那只沉重的书箱都跟随着我,上中学,去农村,上大学,去工作,直到我出国。

        从干校回北京的那一年照顾我最多的其实是王金城叔叔,他看着我这个老朋友的孩子,日复一日像棵野草似地随意生长,开始忧心。他叫我去他们家,给我讲杜撰的古代苏东坡的妹妹才女苏小妹,教导我说长大要像她一样;还让他北大高材生的弟弟为我补小学的功课,然后做好吃的饭菜款待我。王叔叔的三个孩子筱苏,红进,小革都是我的好友,小革那时应该4、5岁。

        不过,只有小戴叔叔是唯一能看出我有心理纠结的,也许因为我俩气质相近。之所以能够跟他建立友谊,是因为他没有用对待孩子的方式对待我,而是待我如朋友。

        小戴叔叔是个漂亮的人,有很深的艺术造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艺术范儿。他不仅能写漂亮的文章,还会画漂亮的画儿,工笔画,甚至还拉一手漂亮的二胡。高中毕业后,他怀着对艺术的痴爱,奔走于中央音乐学院、电影学院美术系等艺术院校的考场,但是他的父亲更希望并要求他读北京大学。他觉得终生遗憾,怀才不遇。

        我揶揄地说:“您已经很幸运了,就没人会希望和在乎我如何如何。”

        他抬起头,定睛看着我,没说话。

        我又说:“现在父母能管好他们自己就很不易了。”

        他还是缄默。

        我过生日那天,他送给我一张卡片,是亲笔画的一幅画,精美无比。猜他的意思是,并不是没人在乎我。

        过了些日子,他介绍我认识了一位美丽倩巧的女子,个子不高,大眼睛,头发茂密乌黑,脸上有着温馨的笑容。

        那是小戴叔叔的妻子,姓祖,我就称呼她小祖阿姨。

        7.

        小戴叔叔夫妇看得出我没有任何朋友,所以邀请我去小祖阿姨的父母家做客,并介绍了她的四个妹妹,还有一个只有几岁的弟弟小伟,我想那是“尾”的谐音。

        那一天,是我有生第一次接触到大院之外的孩子们的生活。 小祖阿姨的父母家住北京南城虎坊桥。那是邻着马路的一间屋子,被隔成前后两处,前厅小到仅有几平米,后厅较大,是卧室也是餐厅。我很吃惊那么多的人住在那么小的一间屋子里,更吃惊那屋子处处洁净无比,到处都被擦拭得光亮,一丝灰尘都没有。

        小祖阿姨的妹妹们都挺漂亮,而且活泼健康,叽叽喳喳,笑语欢声。那种愉快的气氛强烈地感染着我,我也坐在一旁悄悄地跟着傻笑。

        她们都叫小祖阿姨大姐,大姐在家里的威望比父母还高。更别说那个才华横溢的大姐夫小戴叔叔了,全家人对待他极亲切且恭敬,对我这个姐夫的小朋友,也就格外地关照了。

         8.

        大约两年后,我终于独自一人在北京北太平庄上了中学,深知不易,自然努力。

        小戴叔叔一直跟我保持来往,他用很巧妙的方法影响我,他也知道用大道理教育我这个不按牌理出牌的孩子是没用的。更多时候他是鼓励我,毋庸置疑地相信我,人前人后故意地大声说我读书很行。

        其实那一年我是十分吃力的,班里同学都是学习尖子,是那百分之十考上高中的佼佼者。而我则什么都不会,刚入学时门门功课零分,没学过。

        记得当年北京常常停电,我买了大把的红蜡烛,彻夜读书,看着那蜡烛一根又一根地燃尽。同学杨卫卫借给我从初一到高中的所有的数理化课本,我自学一遍,并一字不漏地全部背了下来。幸亏那时年轻,脑子尚未生锈,内容尽管巨多却也容易,期末考试时,我七门功课全部得了优等。

        除了功课的压力,我更大的问题是内心的极度孤寂。上中学的第一年,我只有一个朋友,她叫张华,是个长得那么好看的北京女孩儿,她让我感到温暖,后来我经常在梦里想起她。

        每个星期六晚上,同学们都回家吃晚饭,唯独我没有家。冬天,我常常穿起深蓝色戴帽子的棉猴,戴上大口罩,步行到北太平庄22路公共汽车的总站,坐上车,咣当咣当地看着车窗外黑暗中的街道商铺,骑自行车的人和忽明忽暗的街灯。待坐到前门终点站后,再乘同路公车返回。

        9.

        小戴叔叔不放心我,就让祖阿姨的大妹去我居住的地方看望。大妹说周六去我们家吧,晚上就住家里。

        第一次我住在她家时很尴尬。就寝前我跟着她们姐妹出门走到几百米外的公共厕所去上厕所,然后所有的孩子们都躺在一张很大的炕上。她们让我睡在靠墙的最右边,并给我留下较大的位置。很快大家都睡熟了,我听着此起彼伏的深深呼吸声,久久不能入眠。

        第二天清晨,大妹又带着我出去上厕所,只见那从里到外排了很长的队。估计大家是邻居,冷风里哆哆嗦嗦一边等待一边相互问候调笑。好不容易进入了厕所,那扑鼻而来的浓烈氨气差点儿把我熏晕了过去。

         接着我们进入一家拥挤的小铺儿吃早餐,她们要炒肝儿豆汁儿,又酸又臭我吃不了,就要了一碗甜豆浆和一个油饼。我把焦脆的油饼放入滚烫的豆浆里,在那脏兮兮的吵闹嘈杂中竟觉得美味无比。

         上午,家来了两位男青年,一个姓满,一个姓马。他俩各自背了一把吉它。大妹给我介绍说他们是住在牛街的回民,并问我是否愿意跟他们学习弹吉它?

        我点头,说愿意。

        10.

         学吉它的那段日子带给了我喜悦,每天都默默期盼着周末去小祖阿姨家,毫不介意清晨爬起来去排队上那个臭气熏天的厕所。

        小时候我学过一段时间的弹拨乐,所以初学吉它毫无困难。只觉得六根弦,音域更宽了,每一个和弦的表现力都很强,用手指随便抚弄几下,哗哗啦啦的声音就让心底的淤堵情绪流泻了出来。

        我学的第一首曲子是《红河谷》:“走过来坐在我的身旁,不要离别的这样匆忙。要记住红河村你的故乡,还有那热爱你的姑娘……”。那是多么简单的民谣啊,可我觉得它美妙动人。现在想想当年的孩子真是好养活儿,一丁丁点儿,就得到了满足。

         我每天放学回到自己的小屋后就开始练习,痴迷到常常忘记了吃晚饭。我的左手的每一个手指尖都磨得生疼,后来长出了厚厚的茧子。

        高中毕业前夕,我背着那把吉它坐火车去了天津,上海,杭州,在蒙蒙细雨的西湖边,沉浸在自己虚虚实实的幻想里。后来我又背着它去深山里插队,教会了我的伙伴儿同学杨卫卫,她竟然弹得比我要好听得多。

        11.

        工作后我不再需要被照顾,但和小戴夫妇仍保持联系。那时的我们变成了大人对大人的朋友。

        他常常帮我的忙,买书寄书之类的,我却从未有机会帮过他。不过彼此不计较这些。

        小戴叔叔很安静,也很傲气,他跟那些虚伪狡诈、拍马溜须的不是一路人,他不喜欢的人,从不说话,连头都不点,很不会做人。但是他很真实,尤其是面对自己更为真诚。他还总说,我就是他的翻版。

        不过每次见面离开时,他都犹豫地皱着眉头,很笨拙地叮嘱我:“你不能跟我一样啊,你有时需要说说假话。”

        我笑。

        强盗也不愿自己的儿子去做强盗。

        12.

        理智上我了解现在的小戴叔叔已经是耆英老者,但我跟他微信谈天,丝毫没有违和感,感觉不出对方是个老年人。尽管几十年不见,我不想也没有愿望索要他现在的照片。他那么不通人情世故,是怎么走到了今天?愿我心中保留住这个谜。

        我们对话的句子简短,有趣,话中有话,挑战智力。可见他思维敏捷如昔。对文字的吝啬,是一种能力。

        他是我的长辈里少数具有独立思想的人,是永远保持心地年轻的人,是我心中所尊敬的佼佼者。

        院内发小还告诉我,戴耀先先生是大家公认的德国军事方面的专家,他撰著和翻译的《论德国军事》《失去的胜利》《古德里安将军》《总体战》及《闪击英雄》等著作,都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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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哩哩啦啦,都是记忆的碎片,从一件小事联想到另一件小事,时而时序颠倒,时而远离主题。如同一条流动的意识小溪,拐七拐八,无目的地行走,稍不控制,就变成了其它的故事。真是有点惭愧抱歉,望小戴老先生见谅。

         2022年8月9号于洛杉矶

  •  
绿珊瑚2022-08-14 16:51:33
真好。又见桦树好文。
nearby2022-08-15 04:07:49
不错,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