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事 - 小戴叔叔和我
桦树
1.
前几天突然收到《新三届》编辑、同学郭少达发给我的短信。
他说：“收到一封邮件，致你的，现转你阅。
” 邮件内容如下：“请转告桦树女士。徐存悌已于2021年5月去世 -- 戴耀先”。
我愕然，随即呼吸开始起伏，脑海里突然冒出“滚滚红尘”这个奇怪的比喻，意思不搭嘎，但在我的心底里，前尘往事，一滚一滚，排山倒海地袭上心头，昏灰里飘着些许的淡红……
和戴耀先叔叔失联几十年了，我曾寻他，未果。做梦也未料到，《新三届》竟使我们隔着大山大洋，在网上重逢。
少达说新三届现在已从小号变成了大号，全中国加海外的华人中都不乏众多的读者。
少达问：“戴耀先何许人也？” “嗯，70年代，是王树声的秘书。”
少达又问：“有故事的人？” “
没有离奇古怪的故事，但少年时他对我的帮助，不会被忘却。”
2.
次日清晨，北京时间，我和戴叔叔连上了微信。
我：“想知道所有的事情。”
戴：“这么多年，一言难尽。”
我：“长话短说。”
戴：“一位同事在群里发了两篇你的文章，大家纷纷询问：这是谁家的孩子？我由此查到了新三届公众号。如果不是这次联系上，恐怕像小徐一样，你也永远看不到我了。我们现在住在干休所，去香山的路上。我和你小祖阿姨身体均无大病，只是瘦弱，小病不断，头发全白了，牙齿全掉了。”
我胆怯地：“没想到您也读了我的小文。不会找麻烦吧？”
他说：“做真实的自己就问心无愧。”
“写真人真事很难。”
“你是个不会玩假的孩子，这一点我太知道了。”他回复。
我突然想流泪。
一闭眼我又看到那个相信我，鼓励我，帮助我，照顾我的小戴叔叔。
3.
为什么当年称他为小戴叔叔，是因为我父母和所有的大人都喊他小戴，但我从不知道他确切的年龄。
那一年我跟随爸爸妈妈从五七干校返回北京，暂时栖身在东区西附楼二层的招待所里。我父母丢下我一人，离开大院去做各自的工作，临行时拜托王金城、徐存悌和戴耀先几位叔叔抽空照看我一下。
徐存悌叔叔我是熟悉的，我想全院儿的孩子对他都很熟悉。文革开始后，全国上下各个机关单位都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我们院也不例外。好笑的是，严肃沉稳的家长们，个个都是人中翘楚，拥有些特殊知识和文化，但无法想象谁家的爸爸妈妈会去唱歌跳舞，纵跃在舞台上，大劈叉，倒踢紫金冠。所以宣传队员们都是不知从哪里来的年轻人，他们容貌相当出众，画完妆后更是神采奕奕，眼睛像安了电池那样一眨一眨地放光。徐存悌就是最引人注目的队长。他们高声朗诵，合唱，踢腿，舞蹈，让我们这群八、九岁的孩子们看得眼睛发直，脸蛋涨红，小心脏跳得快要飞出来了。
徐存悌和戴耀先是北京大学的同学，徐是俄语系的，戴是西语系德语专业，文革前毕业分配到我们院儿外国军事部工作。听说戴耀先也参加过宣传队，但他让人瞩目的原因并不是他跳过藏族舞。听父辈们谈起，说小戴叔叔的文笔斐然，写过几篇出名的文章，甚至还在大喇叭里被广播过，而且主要是他人品纯正，因此被派去给王树声副院长做秘书。
我初次见到戴叔叔时印象深刻，他瘦高个子，两道浓黑的眉毛，不太大的眼睛清澈明亮，衣着十分整洁，雪白的衬衣领子，看得出很在意仪表。他文质彬彬，清冷话少，让人有距离感。
那时的我应该被划为问题少年，不属于调皮捣蛋一类，而是忧郁冷漠。
回到北京后，我没有上学，终日无所事事，独自散漫游荡，就像落入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空中，不敢挣扎，害怕挣扎得越厉害就陷落得越快。曾经的小学同学们已经变得陌生，断了来往。
关照我的大人们里，我竟然跟这个清高、不容易接近的小戴叔叔接触最多。主要原因是他住得近，就在西附楼的三层。还有他不爱说话，我也不爱说话，免去了寒暄的麻烦，彼此瞟一眼就好像知道对方在想什么。我常常看见王树声在主楼和附楼连接的廊子里踱步，小戴叔叔背着手跟在他的身后，廊子上爬满了白紫相间扑落落的蔓藤。
最初，他每次招呼我过去都是给我各种票，有的是文艺演出，有的是体育比赛。当时水平高的部队文工团有总政，战友等，什么马国光、马玉涛、贾世骏歌唱家名字耳熟能详。芭蕾舞我也比较爱看，千篇一律的《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看了一遍又一遍。
至于体育比赛嘛，我至今记得最清楚的是1971年4月在首都体育馆举办的中美乒乓球友谊赛。那天我的座位很靠前，看得再清楚不过了。中国运动员个个绷着脸，神色凝重，整齐守纪律，特认真地打，中美水平相差得天上地下。而那个美国运动员叫科恩，整个一个大男孩儿，蹦蹦跳跳，随随便便的，一阵阵地引起观众们的诧异和哄笑。比赛进行到一半儿，他突然停下来，把一只脚翘到乒乓台子上系鞋带，还摇摇手跟观众笑着打招呼，那个吊儿郎当的劲儿，让我突然特开心。随即，内疚感涌出，我赶紧收敛了快乐，小心地偷看邻近不认识的观众们是否注意到了我的脸。
4.
有一天，小戴叔叔问我：“你不上学吗？”
我沉默。
又问：“你不读书吗？”
答：“读。”
“读什么书？”
“这几天读《东周列国志》”，我小声咕哝了一句。
他眼神错愕地看了我一下儿，不可思议地哼哼笑了两声。
5.
回溯到文革开始前不久，我进入了小学，学习了拼音写字和加减乘除。然后就停课闹革命了。我看着高年级学生把老师的头发剃成阴阳头，把谢老篆（学生给谢老师取的外号）的鞋头剪去。人人都很亢奋，我也忐忑地跟在后面瞎跑。跟邻居的大孩子去北京大学看看不懂的大字报，又跟着姐姐去白石桥展览馆看红卫兵抄家的物品，金银首饰，琳琅满目。
记得那天我晕车呕吐，回家时央求姐姐不坐公共汽车。我们就那样一站一站地走，走了足有五六个小时，两条小腿都走断了。到家后天色已经漆黑，筋疲力尽，然而又听到了坏消息：阳台上养的心爱的小灰兔子都被勒令打死了。于是所有的委屈集中迸发，大哭一场，哭累得睡死过去。
现在想起，真如噩梦一般，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在一段时间里突然都不见了，我除了害怕，还是害怕。
终于复课了，我所在的二班被拆散，前几年大院发小们聚会时才得知，拆散的原因是班里学生太不听话。于是我开始了逃学，逃避我所承受不了的种种。
一天，妈妈告诉我不用再假装去上学了，捆绑行李去湖北襄樊黄集的五七干校。于是，坐上了火车，妈妈给我穿上新织好的深粉红色毛衣，燃起了我心底一丝小小希望的火苗。那几天几夜在火车上的感觉是漫长的告别，直到落地后的一个星期里，站在那里大地恍惚还在行走移动。
到了干校所有的孩子跟着大人们一起在农地干活，插秧，割麦子，摘棉花，种红薯。偶尔有几个家长叔叔给我们讲一些最浅显的课，但我什么都有听没有见。
就这样，从幼年起，我就开始真正失学。失学让我内心茫然，恐慌，不知所措，不懂为什么不能和别的孩子一样？于是，我变得沉默寡言，藏在自己看不见的壳里面。
6.
我要感谢父亲和兄姐留下了很多书籍，那是少年时代我唯一的精神疗愈药品。我之所以好读闲书，是因为书籍数量实在有限，不够读的。父亲后来亲手给我做了一个特殊的书箱，打开站起来就是一个书架。无论走到哪里，那只沉重的书箱都跟随着我，上中学，去农村，上大学，去工作，直到我出国。
从干校回北京的那一年照顾我最多的其实是王金城叔叔，他看着我这个老朋友的孩子，日复一日像棵野草似地随意生长，开始忧心。他叫我去他们家，给我讲杜撰的古代苏东坡的妹妹才女苏小妹，教导我说长大要像她一样；还让他北大高材生的弟弟为我补小学的功课，然后做好吃的饭菜款待我。王叔叔的三个孩子筱苏，红进，小革都是我的好友，小革那时应该4、5岁。
不过，只有小戴叔叔是唯一能看出我有心理纠结的，也许因为我俩气质相近。之所以能够跟他建立友谊，是因为他没有用对待孩子的方式对待我，而是待我如朋友。
小戴叔叔是个漂亮的人，有很深的艺术造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艺术范儿。他不仅能写漂亮的文章，还会画漂亮的画儿，工笔画，甚至还拉一手漂亮的二胡。高中毕业后，他怀着对艺术的痴爱，奔走于中央音乐学院、电影学院美术系等艺术院校的考场，但是他的父亲更希望并要求他读北京大学。他觉得终生遗憾，怀才不遇。
我揶揄地说：“您已经很幸运了，就没人会希望和在乎我如何如何。”
他抬起头，定睛看着我，没说话。
我又说：“现在父母能管好他们自己就很不易了。”
他还是缄默。
我过生日那天，他送给我一张卡片，是亲笔画的一幅画，精美无比。猜他的意思是，并不是没人在乎我。
过了些日子，他介绍我认识了一位美丽倩巧的女子，个子不高，大眼睛，头发茂密乌黑，脸上有着温馨的笑容。
那是小戴叔叔的妻子，姓祖，我就称呼她小祖阿姨。
7.
小戴叔叔夫妇看得出我没有任何朋友，所以邀请我去小祖阿姨的父母家做客，并介绍了她的四个妹妹，还有一个只有几岁的弟弟小伟，我想那是“尾”的谐音。
那一天，是我有生第一次接触到大院之外的孩子们的生活。 小祖阿姨的父母家住北京南城虎坊桥。那是邻着马路的一间屋子，被隔成前后两处，前厅小到仅有几平米，后厅较大，是卧室也是餐厅。我很吃惊那么多的人住在那么小的一间屋子里，更吃惊那屋子处处洁净无比，到处都被擦拭得光亮，一丝灰尘都没有。
小祖阿姨的妹妹们都挺漂亮，而且活泼健康，叽叽喳喳，笑语欢声。那种愉快的气氛强烈地感染着我，我也坐在一旁悄悄地跟着傻笑。
她们都叫小祖阿姨大姐，大姐在家里的威望比父母还高。更别说那个才华横溢的大姐夫小戴叔叔了，全家人对待他极亲切且恭敬，对我这个姐夫的小朋友，也就格外地关照了。
8.
大约两年后，我终于独自一人在北京北太平庄上了中学，深知不易，自然努力。
小戴叔叔一直跟我保持来往，他用很巧妙的方法影响我，他也知道用大道理教育我这个不按牌理出牌的孩子是没用的。更多时候他是鼓励我，毋庸置疑地相信我，人前人后故意地大声说我读书很行。
其实那一年我是十分吃力的，班里同学都是学习尖子，是那百分之十考上高中的佼佼者。而我则什么都不会，刚入学时门门功课零分，没学过。
记得当年北京常常停电，我买了大把的红蜡烛，彻夜读书，看着那蜡烛一根又一根地燃尽。同学杨卫卫借给我从初一到高中的所有的数理化课本，我自学一遍，并一字不漏地全部背了下来。幸亏那时年轻，脑子尚未生锈，内容尽管巨多却也容易，期末考试时，我七门功课全部得了优等。
除了功课的压力，我更大的问题是内心的极度孤寂。上中学的第一年，我只有一个朋友，她叫张华，是个长得那么好看的北京女孩儿，她让我感到温暖，后来我经常在梦里想起她。
每个星期六晚上，同学们都回家吃晚饭，唯独我没有家。冬天，我常常穿起深蓝色戴帽子的棉猴，戴上大口罩，步行到北太平庄22路公共汽车的总站，坐上车，咣当咣当地看着车窗外黑暗中的街道商铺，骑自行车的人和忽明忽暗的街灯。待坐到前门终点站后，再乘同路公车返回。
9.
小戴叔叔不放心我，就让祖阿姨的大妹去我居住的地方看望。大妹说周六去我们家吧，晚上就住家里。
第一次我住在她家时很尴尬。就寝前我跟着她们姐妹出门走到几百米外的公共厕所去上厕所，然后所有的孩子们都躺在一张很大的炕上。她们让我睡在靠墙的最右边，并给我留下较大的位置。很快大家都睡熟了，我听着此起彼伏的深深呼吸声，久久不能入眠。
第二天清晨，大妹又带着我出去上厕所，只见那从里到外排了很长的队。估计大家是邻居，冷风里哆哆嗦嗦一边等待一边相互问候调笑。好不容易进入了厕所，那扑鼻而来的浓烈氨气差点儿把我熏晕了过去。
接着我们进入一家拥挤的小铺儿吃早餐，她们要炒肝儿豆汁儿，又酸又臭我吃不了，就要了一碗甜豆浆和一个油饼。我把焦脆的油饼放入滚烫的豆浆里，在那脏兮兮的吵闹嘈杂中竟觉得美味无比。
上午，家来了两位男青年，一个姓满，一个姓马。他俩各自背了一把吉它。大妹给我介绍说他们是住在牛街的回民，并问我是否愿意跟他们学习弹吉它？
我点头，说愿意。
10.
学吉它的那段日子带给了我喜悦，每天都默默期盼着周末去小祖阿姨家，毫不介意清晨爬起来去排队上那个臭气熏天的厕所。
小时候我学过一段时间的弹拨乐，所以初学吉它毫无困难。只觉得六根弦，音域更宽了，每一个和弦的表现力都很强，用手指随便抚弄几下，哗哗啦啦的声音就让心底的淤堵情绪流泻了出来。
我学的第一首曲子是《红河谷》：“走过来坐在我的身旁，不要离别的这样匆忙。要记住红河村你的故乡，还有那热爱你的姑娘……”。那是多么简单的民谣啊，可我觉得它美妙动人。现在想想当年的孩子真是好养活儿，一丁丁点儿，就得到了满足。
我每天放学回到自己的小屋后就开始练习，痴迷到常常忘记了吃晚饭。我的左手的每一个手指尖都磨得生疼，后来长出了厚厚的茧子。
高中毕业前夕，我背着那把吉它坐火车去了天津，上海，杭州，在蒙蒙细雨的西湖边，沉浸在自己虚虚实实的幻想里。后来我又背着它去深山里插队，教会了我的伙伴儿同学杨卫卫，她竟然弹得比我要好听得多。
11.
工作后我不再需要被照顾，但和小戴夫妇仍保持联系。那时的我们变成了大人对大人的朋友。
他常常帮我的忙，买书寄书之类的，我却从未有机会帮过他。不过彼此不计较这些。
小戴叔叔很安静，也很傲气，他跟那些虚伪狡诈、拍马溜须的不是一路人，他不喜欢的人，从不说话，连头都不点，很不会做人。但是他很真实，尤其是面对自己更为真诚。他还总说，我就是他的翻版。
不过每次见面离开时，他都犹豫地皱着眉头，很笨拙地叮嘱我：“你不能跟我一样啊，你有时需要说说假话。”
我笑。
强盗也不愿自己的儿子去做强盗。
12．
理智上我了解现在的小戴叔叔已经是耆英老者，但我跟他微信谈天，丝毫没有违和感，感觉不出对方是个老年人。尽管几十年不见，我不想也没有愿望索要他现在的照片。他那么不通人情世故，是怎么走到了今天？愿我心中保留住这个谜。
我们对话的句子简短，有趣，话中有话，挑战智力。可见他思维敏捷如昔。对文字的吝啬，是一种能力。
他是我的长辈里少数具有独立思想的人，是永远保持心地年轻的人，是我心中所尊敬的佼佼者。
院内发小还告诉我，戴耀先先生是大家公认的德国军事方面的专家，他撰著和翻译的《论德国军事》《失去的胜利》《古德里安将军》《总体战》及《闪击英雄》等著作，都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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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哩哩啦啦，都是记忆的碎片，从一件小事联想到另一件小事，时而时序颠倒，时而远离主题。如同一条流动的意识小溪，拐七拐八，无目的地行走，稍不控制，就变成了其它的故事。真是有点惭愧抱歉，望小戴老先生见谅。
2022年8月9号于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