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歌出现了一个一直影响到现今的新诗体：五七言的律诗和绝句，和以前格式不那样整齐的诗体区别起见，后世称它们为近体诗或格律诗。首先需要说明一下的是，绝句实际上可分为律绝和古绝。律绝的造句除了不一定要求有对偶外，其它要求是和律诗一样的，这样的句子常叫做律句，而古绝则没有在这样的要求。不过唐代以后，多数情况下人们称写了一首绝句，指的是律绝，可以认为是古人所称“律诗之半”。
格律诗充分体现或者说利用了汉字的特点，因此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虽然英国也有十四行诗之类的格律诗，但比起中国的近体诗格律的严谨要差远了。格律诗对所用字的声调有严格的规定，所以需要简单地回顾汉语语音的变化历史。根据语音的变化，古汉语可分为上古、中古和近古三个阶段，这可能和历史上民族的融合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三个阶段的划分刚好出现在汉族以外的民族进入中原地区的时间相一致。
上古汉语指的主要是先秦的汉语，一直延续到汉代。西晋以后，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他们使用的语言使得原来中原的上古汉语语音开始有了很大的变化，逐渐形成中古音。上古音和中古音是有明显差异的，南北朝人读先秦文献的时候，特别在朗诵《诗经》时，就已经发现有许多押韵不和谐的地方了。到隋代的陆法言《切韵》对中古音作了系统总结，标志着中古汉语完全成熟，唐诗用的就是《切韵》音系。上古汉语发音还在研究之中，其基本方法是从中古汉语（《切韵》音系）倒推上古音。即在中古音的基础上，用《诗经》的韵部和谐声系列，以及汉语方言的存古特征和一些外部证据（汉藏语系、壮侗语系、苗瑶语系等语言中的汉语同源词和借词）来推测古代的发音。不用《楚辞》是因为《楚辞》掺杂有楚方言，用来比照中古音和上古音的价值不如《诗经》。
对上古音的探索是由南北朝后期的沈重开始，他历仕萧梁、后梁、周、隋，是一位活跃于南、北，且具有一定政治影响力的经学大师。沈重学问淹博，首创“协韵”法，用当时的音韵推测《诗经》中相关汉字的发音。“协韵”法一直使用到到明末，顾炎武才在明代陈第的研究基础上，给出一套更为科学方法所代替。上古音的研究，今天还在继续着，取得不少成果，并且已经有了一些用这些成果朗诵《诗经》中诗篇的作品。和格律诗有些关系的是关于上古音中是否已经有声调变化的研究，这似乎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
唐宋两代正处在中古汉语时期，因此唐诗宋词所用的就是《切韵》音系，当然随历史进展，《切韵》音系也有些变化，下面将对此作进一步说明。到了宋代，北方的汉语先后受到契丹、女真和蒙古语的影响，元代以后，《切韵》音系只保留在诗词作品中，日常用语就由中古汉语变为近古汉语。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和稍后的《洪武正韵》代表近古汉语标准语音，标志性的变化是《中原音韵》的“入派三声” 。北方的近古汉语不再有入声，但《洪武正韵》仍保留入声。
因为格律诗的声调格律是建立在以《切韵》为代表的中古音基础上，所以需要比较详细地考察《切韵》的形成和演变。
南朝齐永明年间（483—493），周颐著《四声切韵》，提出平上去入四声。沈约与谢朓、王融、范云等人一起，将四声的区辨同传统的诗赋音韵知识相结合，规定了一套五言诗创作时应避免的声律上的毛病，就是后人所记之“八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钮、正钮等八种声病。“四声八病”说为后来产生近体诗奠定了基础，历史上把沈约、周颐等人的工作称为永明声律学，他们的诗作被称为永明体。
四声：指平、上、去、入四声，对于现代音韵学来说，其调值已无从查考，只能通过韵谱来估略。根据元和韵谱和玉钥匙歌诀中的说法，推断出：平声可能是一个平调，上声是一个升调，去声是一个降调，入声是一个促调。
八病：指作五言诗时，在运用四声方面所产生的毛病。1．平头：五言诗的第一、二字不能与第六、七字（下句第一、二字）声调相同。不然就犯了平头的毛病。如：芳时淑气清，提壶台上倾。芳时、提壶同是平音字，这就是平头。2．上尾：五言诗的第五字（出句最后一字）与第十字（对句最后一字）不能声调相同。不然就犯了上尾的毛病。如乐府中：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草、柳都是上声，犯了上尾的毛病。3．蜂腰：顾名思义是两头大，中间小。指五言诗一句内第二字与第四字的声调不能相同；或第二字与第四字不能同是浊音声母而第三字是清音声母，不然就犯了蜂腰的毛病。如：饮马长城窟：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从、方都是平声字，我、鲤又都是浊音字，中间的双则是清音，读起来两头重，中间轻，这就是犯了蜂腰的毛病。4．鹤膝：对于这一条各文献说法不一，拣录两条：其一是说五言诗的第五字与第十五字的声调不能相同。其二是与蜂腰第二点正好相反。这一点，《杜诗详注》中有简略的说明，但不详尽。5．大韵：指五言诗两句之内不能有与韵脚同一韵部的字。如：汉乐府：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胡与垆同韵部，则是犯了大韵的毛病。6．小韵：五言诗两句各字之间不能有同属一个韵部的字。如：古树老连石，急泉清露沙。树与露，连与泉同韵部，则是犯了小韵的毛病。7．旁纽：所谓“纽”是指声母，五言诗中两句各字不能同声母。比如：鱼游见风月，兽走畏伤蹄。鱼与月的声母同属古音疑纽，这就犯了旁纽的毛病（此外兽走同韵，犯小韵）。8．正纽：五言诗两句内不能出现声母、韵母相同，仅四声各异的字。比如：梁简文帝诗：轻霞落暮锦，流火散秋金。锦与金声母韵母相同，只调不同，这就是正纽的毛病（流与秋，又犯小韵）。
永明体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诗歌从原始自然艺术的产物：“古体”诗，开始走向人为艺术的“近体诗”。永明体，也就成为近体诗形成的前奏，成为人为艺术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四声八病”用于永明体诗歌的创作中，对于增加诗歌艺术形式的美感，增强诗歌的艺术效果，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要求过分苛刻，如此严格的声律要求，大大妨碍了诗人的创作，所以永明体的好诗不多。
《切韵》是中古汉语语音的一部代表性韵书，是汉语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切韵》是在隋文帝开皇（公元581—600年）初年，陆法言的父亲陆爽在朝廷作官时，刘臻、颜之推、卢思道、李若、萧该、辛德源、薛道衡、魏彦渊这八个当时的著名学者在陆家聚会评议古今是非，讨论编订新韵书的纲领性意见，年轻的陆法言对音韵学很有兴趣，旁听了长辈们的学术讨论。与会的魏彦渊对陆法言说了一句够牛的话：“音韵学历来有许多疑点，我们几个人确定下来的意见，就算是今后标准了。既然讨论中疑难之处都解决了，你为什么不把我们的讨论结果记录下来呢？”于是勤奋的陆法言作了详细的记录，想必他的记录，当时曾得到这几位老一辈学者的认可。后来在隋文帝的两个儿子杨勇、杨广继承皇位之争中，陆爽站在太子杨勇一边，但最终的胜利者是后来的隋炀帝杨广，从此陆氏家族不见容于隋朝廷。陆法言离开了长安，也离开了官场，专心致志于音韵学的研究。陆法言根据上述所记录的当时八个音韵学顶级专家议论的要点，经过认真斟酌，于仁寿元年（601年）编成《切韵》五卷。陆法言的著作开始只是私家著述，但是到唐以后却大为流行。因为他的书吸取了以前诸家韵书（见下）的长处。自《切韵》问世，六朝诸家韵书均逐渐消亡。《切韵》成为考订古音及作诗文的根据和研究汉语的中古音韵的主要资料，也是重要的语文工具书。
《切韵》一书可上追古汉语，下启唐宋汉语。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又因为《切韵》代表了中国研究语音的规则标准，所以《切韵》成为汉语音韵学的第一部经典，掌握《切韵》音系是了解和研究语音史的基础。陆法言在仕途上不顺，但潜心学问却使其在中国语音史上永垂不朽。
编篡《切韵》是为了纠正韵部分类中的错误用法，统一从古代到当时南北韵部分类的差异。《切韵》所依据的六本前人韵书即：吕静《韵集》、夏侯该《韵略》、阳休之《韵略》、周思言《音韵》、李季节《音谱》和杜台卿《韵略》，说明其语音系统乃西晋或者东汉以来的洛阳话。一千四百年前没有录音机，八位与会学者都生长在邺下（今址河北临漳邺镇）或金陵，邺下和金陵的雅言肯定是唯一能够征引的活资料。陆法言说，“萧、颜多所决定。”可见，当时在解决分歧时，起决定作用的学者是两位会讲金陵雅言的学者——颜之推和萧该，金陵雅言必定成为主要的活语言资料。这是因为西晋灭亡到隋代建立，经过二百六十多年多民族混合，当时口语的洛阳话和此前一直可以上溯到作为周代“普通话”的洛阳雅言已经有很大差异，倒是金陵雅言虽然也受到吴越方言的一些影响，由于是在占统治地位的北方士族及其后人中流行，却较好地保留当初洛阳雅言的原汁原味。在编篡《切韵》过程中最有影响的学者颜之推说过：“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确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然官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逾。……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颜氏家训集解》卷七《音辞》）”当年八位学者所做的工作就是把掺杂的北方夷虏之声和南方的吴越方言除去，恢复洛阳雅言的原貌。
《切韵》音系综合了不同方言的语音内容和一部分较古老的韵书的内容，包容范围广，分类细致严密，汉语方言的音类区别大都能够在这个音系里边找到根据，这样的音系显然最适合作为研究古今音和方言音的共同参照系。假如拿一个分类少、音系结构简单的系统作参照，其效果就差多了。
从时间上说，《切韵》音系正处于汉语史的中间环节。可靠的汉语史研究，上源起自公元前十几世纪，下迄于现代，共三千多年；《切韵》音系处于这个漫长发展过程的中间站的位置上，往上能够跟上古汉语联系，往下能够跟近代汉语联系，无论是对于发现历史事实还是解释音变规律来说，这个音系的重要性都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切韵》成了汉语音韵学的经典，掌握《切韵》音系是了解和研究语音史的基础。
《切韵》原书己佚。二十世纪在敦煌莫高窟发现残本三种，互相补充，约有原书四分之三左右。唐代《切韵》系韵书主要有王仁昫（或作王仁煦）的《刊谬补缺切韵》、孙愐的《唐韵》和李舟的《切韵》，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由陈彭年、丘雍等再度重修后，改名为《大宋重修广韵》，通称《广韵》，因而其音系不变。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宋祁、郑戬给皇帝上书批评宋真宗年间编纂的《广韵》多用旧文。与此同时，当朝宰相贾昌朝（998－1065）也上书批评宋真宗景德年间编的《韵略》“多无训释，疑混声、重叠字 ，举人误用” ，于是宋仁宗令丁度等人重修这部韵书。在仁宗宝元二年（1039）完稿，书名叫做《集韵》。所以虽然现在见不到《切韵》原来的全貌，但从《广韵》和《集韵》这两部韵书基本可以了解《切韵》的内容。
《广韵》韵目的特点是按平、上、去、入四声分卷。因为平声字很多，合在一卷篇幅太大，跟其他各卷不平衡，所以分成上平声和下平声两卷。五卷总共206韵，上平声28韵，下平声29韵，上声55韵，去声60韵，入声34韵。韵母相同而声调不同的三个韵组成一个“韵部”；收塞音韵尾的入声韵配合收相同部位鼻音的阳声韵部组成一个“韵系”。没有入声韵相配的一个阴声韵部也叫一个韵系。这种分组，叫做“四声相承”。“四声相承”是汉语语音系统性的一种表现，同一韵系的各韵在变化中总有共性。有些韵系不是在每个声调都有字，所以“四声相承”有空缺，不是处处都整齐。《切韵》音系的性质是一个具有综合性质的语音系统，即这个音系不是一时一地之音，而是综合了南北许多方言的特点，还吸收了古音的特点。
在汉语音韵学中，《切韵》音系是最受重视的一个音系，它被看作是整个语音史的中枢，又是研究历代音系和现代各方言音系的首要参照系统。这是因为《切韵》是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韵书，它编成于隋代，到初唐就被朝廷规定为标准韵书，即所谓官韵；宋王朝把它加以扩充编成了《广韵》，其官韵地位更加强化；近体诗用韵的标准是中央政府确定的官韵。作为科举考试中文人必须遵守的押韵标准的官韵，在唐代是《切韵》，在宋代是《广韵》 、《集韵》和它们的简缩本《礼部韵略》 。元明清三个王朝虽然不再使用《切韵》或《广韵》作为科举中的官韵，用的是“平水韵” ，平水韵也是在《广韵》基础上改编而成。平水韵是宋代以后使用的诗韵系统。1223年，金朝的平水书籍（官职名）王文郁，即平水（今山西临汾）地方管理图书的官员，写了一部《新刊韵略》，将格律诗用字分为106韵。2001年在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的古韵书《排字韵》的残片，其内容与王文郁的《新刊韵略》完全一致，具有106韵的组织，它是206韵的《广韵》的一种略本。公元1252年，南宋的刘渊（据说是平水人）编了一本《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分107韵。此书已佚失，只能从元初黄公绍、熊忠的《古今韵会举要》一书了解到一些概况。两种书的分韵基本相同，仅在上声拯韵是否并入迥韵这一点有差别。元初的阴时夫所著《韵府群玉》中把106韵的版本定名为“平水韵” ，从此平水韵成为宋代以后文人沿用的诗韵系统。
顺便说说词韵。关于词的用韵问题历来争论较多，宋人填词，并无词韵一类的书，大体按诗韵用韵，明代沈谦曾写过一本词韵，清代仲恒的《词韵》一书就是以沈谦的书为蓝本。清代词韵的代表版本有两种，一是《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长子吴烺的《学宋斋词韵》 ；二是大约晚半个世纪戈载的《词林正韵》 。两者的区别是《词林正韵》仍然把上平声的真、文、元（半）诸韵同下平声的庚、青、蒸诸韵分作两部，共十九部，即第六部与第九部分开；而《学宋斋词韵》更为宽松将两者合并统一。显然这是因为南方人吴烺不分前、后鼻音，《词林正韵》更准确。不管怎样在宋词中也沿用《切韵》音系，只不过用韵更宽，许多韵可以通用。可以说，从公元七世纪到十九世纪末，《切韵》音系一直占据着音韵学的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