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总在一封信里说到他的作息习惯：每天晚饭后作短距离散步，九点以前一定入睡，第二天凌晨四点准时起床。坐在书桌前光线柔和的台灯下，燃上一支烟，与烟雾缭绕中浮现的我聊上几分钟，然后欣然开始创作。直到八点，吃早饭、上班，开始紧张忙碌的一天。
由衷佩服他的毅力和勤奋，也难怪人家硕果累累满枝头。
一次朱总问我写不写东西，我说除了公文不写别的。他说我该试着搞些文学创作。在他的鼓励下写了平生第一篇小小说《春夜雨潇潇》，写一对小夫妻吵架又和好的故事，源于我和男友吵吵闹闹的恋爱。朱总认真看后提出意见，说小说里最好加些景物描写来烘托气氛，比如吵架前：天低云暗山雨欲来；吵架时：电闪雷鸣风雨大作；和解后：雨过天晴繁星满天。。之类。
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渐渐对朱总有些崇拜了。我那篇小小说朱总帮我润色后，发在日报的文艺副刊上。看到自己的文字第一次变成凝重的方块铅字，心里有些小小的激动。但我知道，那不是凭自己的实力。
朱总一直鼓励我再写。我只说等年龄渐长，有一定生活积累后再说吧，现在还是山间竹笋呢。“山间竹笋？”朱总一时没转过来。“嘴尖皮厚腹中空啊。”朱总大笑。在他做总编（后来提成总编）期间，我只发表过那一篇，不想利用他的职务之便。现在想来，有些律己过严，错过了一个难得的好老师。
朱总还是继续给我写信，内容五花八门：心情、工作、当天看到的好文章、最近读到的好书、构思了一个小说情节、甚至分析我的字：轻盈有骨有个性但又不出格，等等。我偶尔回信。在他面前我常常感到自己的浅薄和幼稚，提笔就露怯，还不如沉默玩儿深沉。
就这样鱼雁往来两三年。有一次工作需要到报社借阅上年度报纸合订本，顺便到朱总办公室稍坐。他见到我有点喜出望外，匆匆打发了正谈话的什么人，边给我倒茶边问东问西。“认识这么久了，你还叫我朱总？”他笑嘻嘻地说。我不解其意：“那叫什么？”“叫大斌，或者。。叫朱朱。”他嘴角一跳，像个调皮的小男孩。明白了，他是在拉近距离。我把双手扣在两腮上往前一推，做出个猪脸儿：“猪猪？不好不好！叫你朱叔吧。”我为想出这个称呼而有点得意，即显得亲切又拒人千里。
朱总拉开抽屉取出一叠子信递给我并试探着问：“你今天忙吗？可不可以一起吃个晚饭？”这一问给了我个措手不及，去，还是不去，这是个问题。我说：“我需要想一想，不经脑子说话风会闪了舌头。”仓皇逃离。
那时我正在谈恋爱，爱惜名声像小鸟爱惜羽毛。对这位大叔级的朋友多的是尊重和崇拜。吃饭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吃饭喝酒吗？喝酒会醉吗？醉倒会开房吗？也许是我自作多情、过度解读，最后决定还是装一下矜持。于是打个电话找个理由婉言谢绝了。也借此让他知道，咱还是有自己的坚持和底线的。
我想我伤了那颗脆弱的心了，后来一直都没再给我写信。直到一次听人提起，才知他去上海做了个心脏手术，在家休养几个月了。很想去看看他，苦于没有理由。非亲非故非同事，我是他的什么人？
再后来，我结婚、生子，小家日子过得风生水起，几乎忘了这位忘年交老朋友。
一天朱总又来找我们老板，路过我办公室，交给我一个比砖头还厚的纸包裹：“想看就看看，不想看就丢掉。”面无表情地瞅了我几秒钟，不卑不亢丢下一句话，头也不回就离去了。显然还是因为两年多前那次不肯与他共进晚餐生我的气呢。
小心翼翼打开纸包裹，里面竟是这两年多写给我的二百多封信，还有一本他最新出版的小说集。原来他还一直坚持着给我写信的习惯，令人动容，微微心疼。白天在办公室看他的来信（放在抽屉里看，桌上放本书，有人进来关上抽屉装看书。），晚上回家读他的小说。渐渐眼前映出一幅画面：一个孤独的灵魂游走在黄昏的旷野里，枯藤、老树、昏鸦，那么寂寞，那么苍凉，没有一点儿亮色。
他的短篇小说中有两个情节构思很离奇。其一，男主心爱的姑娘离世，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寒夜，男主被雷电惊醒，抱起一床厚被跑到姑娘坟头给“她”盖上，扑在上边久久不忍离去。其二，男主爱上公园里的一座石头女雕像，在一个风雪肆虐的冬夜，男主拿上大衣冲进风雪里，给石头女穿上并紧紧拥抱，用自己的体温去温暖她那冰冷的身躯。等到天亮人们发现时，他们已经融为一体再也分不开了。。不知为什么，让人读得泪流满面。
从这些文字中感受到作者内心丰富、深沉而绝望的情感，像平静的火山下奔涌的岩浆，不知哪天将喷薄而出毁灭一切。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