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发展，从当年一别司徒雷登，到八十年代重新开放，再到今天紧紧追到美国身后，可以说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例。这算不算个“奇迹”，尚有争论。经济学上对此解释无力是没争论的。回首这七十多年的道路，内部和外部的人看法有明显差异。中国之外的看法就是比较笼统，作为一个延续的历史现象对待。称为奇迹往往是对比当年列强离开中国的时间，比如1937年或1949年时的“东亚病夫”印象。中国内部的人多是感觉割裂的，认为今天的这一切都开始于改革开放，基于对比“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1976年文革印象。数据似乎也证明这一点：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率持续了二十年在10% 以上。但这两年，已经下降到6%-7%，这个增长率水平，已经和“国民经济崩溃”的文革十年时期持平了。
今天中国经济的体量和占世界的比重，远非当年可比。可以预期越来越大就会越来越慢。当然，6.5% 的年增长率水平，也是欧美这几年数据的三到四倍了。所以这6.5%依然了不起，因为依然在改变着世界格局，再持续几年就全球第一了。但同时也提醒我们反思，为什么必须说或会如此说文革中的7% 年增长率，就是到了“崩溃的边缘”？这种说法究竟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成分多一些呢？文革时，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文革后，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这两个口号，有什么不同呢？若是“抓革命”不灵，“改开”是不是一抓就灵呢？“改革开放”其实也是一种制度革命，是不是抓对了“某种革命”就一定能促生产了呢？
自进入近代工业化始，地区或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进步速度的差异迅速变大，也更难用自然原因来解释。究竟是什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探索和思考正是刺激现代经济学出现的主要因素之一。既然工业革命出现在欧洲，所以最早的解释是人种差异，白人的智力优越。但这种说法缺乏历史连续性的支持。后来有一种改头换面：地理环境决定论。其实还是主要说是热带人懒惰，从智力优越变成文化优越。这种说法同时遇到了一个极大的例外：特别勤劳的中国人。所以会一时“黄祸论”流行。另外屡屡还有把上帝拉进来的，比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尽管我们赖以生存的生产活动，是一个纯物质的过程，可我们心中总是认定有物质以外的东西在起着决定性地作用。与生产活动紧密相关的三种现象：生产组织方式；产品分配形式；和总体经济制度设计就成了现代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经济发展，究竟谁决定谁，他们之间如何互相影响，有多大影响，如何起作用等，一直是热门话题并争吵不休。我所了解的比较专门的研究是制度学派。但制度学派用交易成本作为分析工具，局限了其偏重微观分析。因为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学中，“成本”概念的含义和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从微观到宏观还有“惊险地一跳”。而这一跳不是每次都能成功，用交易成本差异去解释宏观经济发展，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差异时，一致性和普适性并不是很好。
但我认为制度学派的研究是一种经济学自身的进步，因为这种研究是符合“去价值观化”学术方向的。经济学不是科学，它的产生，是带着强烈的价值观倾向，又与政治纠缠不清的。二十世纪，是两大意识形态对立最严重的世纪，经济学被政治绑架了。政治上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上的公有制对私有制，组织形式上的计划经济对市场经济等。双方都把经济发展的快慢作为制度的优越性证明，双方也各有得意和失意的时候。在这种接近的狂热氛围中，经济学常年被用来为政治作注脚。逐渐地在普通大众（非经济学界）建立起政治制度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的潜意识。今天美国选民，也都自然地觉得经济不好要怪总统。而部分中国人，对此更是深信不疑，几乎是出于一种宗教般地盲信，认为今天的一切都是“改革开放”政策所带来的，没有想过那些一直“开放着”的国家为什么没有显灵；对以往的经济发展选择性遗忘，不加思考地重复“文革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他们破灭了“抓革命促生产”，却坚信“改开”一抓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