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零年代初，我那时候还在纽约读博。是一个穷学生。实验室里有一些同事，他们来上班时，会在附近的报摊上买一份当天的报纸带到实验室来。我在吃午饭或者喝咖啡时，会拿他们读过的报纸来看。其中有一份叫“Newsday”。在它靠后的版面里，有一页是几位专栏作家专门回答读者来信的。其中一位专栏作家叫Ann Landers。
有一天，一位女读者来信问Ann，她的教会里有一位鳏夫，她想跟他发展关系，两人经常来往。可是这个男人经常借口什么机会到他亡妻的坟头送花，打理，或者干脆小憩片刻。这令她不快。而据教会的教友们，他亡妻在世时，他们过的不愉快，经常争吵。女读者请教Ann，她的男朋友这样的行为是为什么?
Ann的回答很简单：后悔（Regret）。接着，Ann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鳏夫的行为，并给女读者一些提示和建议。但我只记得前半部分，大意就是一些人在用行为减轻内疚，会出现一些“过犹不及”（主要是过分）的行为。
有时候我不甚理解那些从中国跑出来的中国人。他们对批评中共的声音，特别不能容忍。但我知道很多跟我背景差不多的中国留学生或访问学者，他们在国内时过的不愉快，有的人甚至是在跟单位闹翻后，负气出走的。是不是这当中有这些成分呢？
我个人而言，我跟中共没有世仇，跟原单位也没有吵架。我出来后一直没有回去，但单位一直保留着我的编制，直到两千年前后单位改制。对此我是十分感激的。对于六四时期共产党的血腥镇压，我是采取原谅但绝不忘记的态度。所以在九十年代中，我和很多同一时代的留学生一样，改变为对中共的支持态度。毕竟直到二零二零年前，中共还是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尽管胡锦涛那届的吴邦国在最后的讲话中厉声说“中国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但温家宝也说“不坚持改革开放，我们得到的也会失去”。但很多人都认为这只是说说而已。可是，今非昔比，有谁会想到今天的局面呢？
但要说我一点没有后悔，其实也不准确。
我的后悔是没有记住Ann那天写给那个女读者的建议了。所以，如果有人要解药，那我也是没有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