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经常说，从建国到1957年是新中国最好的时光。那时的人都单纯厚道，因为对未来憧憬满满，信心十足，人们的精神面貌也是阳光自信的。
一直到五八年大跃进之前，共产党还保持着不少供给制的传统。当时母亲单位里有很多单身的年青人住在集体宿舍里，所以食堂一天三顿饭，也没什么好吃的，窝窝头高粱米是主食，早晨有咸菜腐乳，中午晚上就是白菜豆腐粉条和炖茄子这些家常菜。如果高粱米加小豆一起闷饭就算改善伙食了。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才会供应点面粉，大家一起包饺子。过节的时候，食堂会组织聚餐，家属也可以带来。聚餐是解馋的时候，只有聚餐的时候食堂才会有肉有鱼，平时食堂是很少见到荤腥的。
单位领导也和大家在一起吃一样的饭，不像现在，领导有小灶，所以当时的干群关系也非常好。食堂饭票是三七开，自己付三块钱，单位出七块补贴。冬天做冬装时也是按这个比例付钱。住在单位的家属也是一样的待遇，所以那时很多家里四五个孩子，一个男人上班每月挣五十块，也过的不错。
母亲的好客和热心肠随我姥姥。生我之前，母亲每周都回家去看姥姥姥爷。姥姥每次都和母亲叨咕，说那些家在外地的同事怪可怜的，你周末带她们来家里吃饭吧。每到周日母亲回家看姥姥姥爷，姥姥都会让母亲带点好吃的给家在外地的年青同志。有时是饺子，有时是包子，有时是花生瓜子，反正每次母亲回家都不空手回来。姥姥还让母亲带她的同志到家里来吃饭，或一起包饺子吃。大赵姨小赵姨还有何姨家都在外地，所以那时她们都没少去我姥姥家。小赵姨是初中一年级刚读完就从大石桥农村来沈阳工作的，刚来的时候人生地不熟，他长得又瘦又小，胆子也小。所以，母亲对小赵姨特别关心，帮她找领导申请宿舍，办户口，周日带她去姥姥家，小赵姨处对象结婚也是母亲帮着张罗，俩人也处的像亲姐妹一样。后来小赵姨生了三个女儿，年龄与我们哥仨相仿。七十年代我家粮食经常不够吃，小赵姨经常接济我家粮票，说自己三个女孩，吃不了，其实也是口攒东挪省下的。我一直记得这个事，有一次小赵姨来我家，我就说起以前小赵姨对我家的帮助。小赵姨却说，你不知道当初你妈是怎么照顾我的啊，我到现在还想你姥姥包的饺子呢，太好吃了！那时去你姥姥家就像过年似的高兴。
文革时，我大舅被错打成反革命（本来要抓的是和我大舅同名同姓的另一个人），被造反派关在屋里打。家里人不让去看，能去的人怕受牵连也不敢去，可小赵姨不管，假冒我大舅的表妹去给我大舅送了好几次饭。可惜我大舅一次没吃到，都让造反派给倒了。
母亲记得是从五六年开始，供应好转了，有细粮了，食堂早餐除了咸菜还有油炸花生米了。中午食堂经常做面条，打卤面或炸酱面。母亲那时虽然不住集体宿舍了，但中午还在食堂吃饭。女同志一碗面条就够了，很多男同志都要吃两三碗。中午吃面条的时候，食堂里静悄悄的，只剩下哧溜哧溜地吃面条的声音。
母亲说我有福，怀我的时候正赶上好时候，不仅细粮有了，副食供应也好了。那时我家住在果品批发站里，买水果都是批发价，非常便宜，一个西瓜才一毛钱，苹果梨都几分钱一斤。所以，母亲怀我的时候水果管够吃。那时奶奶和老姑都在我家住，秋天时苹果都是成筐买，香蕉、椰子、橘子这些南方水果也有，都很便宜。
母亲怀我的时候，父亲已经调到省里工作，经常出差不在家，家里只有奶奶、老姑和暂住我家要离婚的四姑。
四姑是在乡下时结婚的，结婚前曾和父亲和母亲商量，当时母亲觉得四姑的对象是农村工作队的，也有文化，长得也白白净净，就同意了。没想到，这个男人是个渣男，婚后经常家暴我四姑，把我四姑打的成天战战兢兢。那时，我四姑已经生了我表哥，可这个男人对我表哥也不好。父亲和母亲就觉得这个男人心不善，没法再和他过了，就让我四姑跟他离婚。可这个男的不干，说啥不同意离婚，没办法，我四姑就躲到我家里跟他打官司。
有一天，母亲下班回家，发现屋里一个人没有，奶奶和两个姑姑都不知道哪去了。母亲觉得奇怪，平时都是一进屋饭菜都准备好了，怎么今天饭也没人做，人也都没了呢。正纳闷呢。电话响了。我家的电话平时很少有人来电话，基本是摆设，母亲就很奇怪。以为是单位有什么事找她呢。哪知一拿起电话，就听里面一个男人骂骂咧咧地说：你要是敢跟我离婚，我就杀你全家。母亲这才知道，是我四姑那个男人来的电话。母亲听后简直怒不可遏，也对电话大喊: 你以为你是谁啊？这是共产党的天下，还没王法了! 你不用吓唬我们，这婚我们离定了！母亲气的放下电话还气的心乱蹦。转念一想，奶奶和两个姑姑肯定是被这人吓跑了啊。能去哪呢? 肯定是去大姑家了。可大姑家也没电话，联系不上。母亲就坐车去了大姑家。到那一看，一大家人都在我大姑那避难的。
母亲把奶奶和两个姑姑带回家后，就和那人的单位联系，让单位做那个男人的工作。后来我四姑终于离了婚，在离婚打官司的过程中，认识了在法院工作的四姑父，这是后话，等以后再说了。
话说母亲怀我的时候还年轻，那时的人也不像现在这么娇贵。母亲带着我该干啥干啥，团总支组织活动去千山爬山，母亲也照去，下山时不小心摔了跟头，从山上滚了下去，我也没事。母亲说，人都是天养的，该活的死不了，该死的活不了。
生我的那天，沈阳下着大雪，母亲算着日子差不多了，下班时就让大赵姨陪着去医院检查身体。当时母亲并不知道自己要生了，以为检查完就能回家，也就没告诉奶奶。母亲是初产，没有经验，大赵姨那时还没结婚，也是啥也不懂。俩人说说笑笑，深一脚浅一脚地踏着半尺深的雪往在小河沿的医大二院走。半路走不动了，就站着歇一会。等走到医大二院，天都漆黑了。妇科急诊大夫一检查，吓了一跳，说你没生在半路上算是幸运了，怎么还自己走来了，也不雇个三轮车。医生说完就安排母亲住院，说啥不让母亲回家。母亲说:我来医院 家里还不知道啊，就让大赵姨回家告诉我奶奶一声，以免奶奶着急。第二天上午我就顺利来到世间。出生体重七斤二两，各项身体指标都正常。接生的大夫也说，这孩子一看就很健康，啥毛病没有。
去年大赵姨去世了，母亲那些亲如姐妹的老同志一个都不在了，就剩下我母亲了。大赵姨晚年耳朵基本失聪，电话里根本听不清母亲说啥，可还是每周都给母亲来个电话。大赵姨是在家里突然去世的，没去医院折腾，走的很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