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春，知道我家要搬到31号院的时候，我还没有进院子就哭了，那天晚上爸为了哄我高兴背着我量屋子的进深，然后说：“一步半。记住咱们这屋子一步半，将来你写书的时候把它写上”。直到离开锦州我和爸一直住在这一步半的房间。如果那时没有搬到这个院子的话，对前五里营子的回忆也许不会这么丰富。
如果用我在学校学到的起绰号的本领给31号院起个绰号的话，它是名副其实的“鳏寡院”。31号共有5户人家，房东老婆早逝，他跟母亲和儿女住北面的4间大屋，小儿子跟我差不多年纪。东西厢房是对面屋结构，都是一步半的房间。我家住西屋，对面屋寡母带跟我同岁的女儿，他大儿子—杜猴子离婚后搬出去了。不知这寡母的姓名，人们都叫她杜猴子妈，那女儿当然也是杜猴子妹了。东屋的两户，蔺女士30岁左右忍受不了丈夫的家暴，离婚后带着一个学龄前的女儿。她的对面屋是孔家，只有孔家全户，有夫有妻有儿有女。孔家丈夫在工厂当炊事员，那工厂搬到三线，据说在赤峰一带，一年回来一次半次，孔家实质上是寡母带4个孩子过日子。院子里 除了孔家是市民以外，其余4户全是农民。
我不愿意搬进这个院子是因为它在这个区域太有名。杜猴子的“流氓事件”太多；孔家两个儿子爱打架造事端，孔家妈妈护犊子有名。1969年是政治上最昏暗的时候，与这样的人家为邻，挨了欺负都没有地方讲理，我从心里惧怕。
孔家4个孩子，上面两个男孩，老大比我大3岁，小名就叫老大；老二比我大一点点却比我年级低，小名叫孔二；老三是个女儿比我小两岁，叫二丫；老四也是男孩，叫小三。孔家妈妈人高马大，心直口快。人们背地里称她孔大娘们，我搬进去的那天她就叫我去她家玩儿，后来干脆把我当自己家孩子划为要护的范围内，一起度过的几年中，我哭她也哭，我笑她也笑。
那时我几乎长在她家，一步半的房间孩子们回来了都得上炕，除了吃饭睡觉孩子们差不多都在外边跑着。孔家5点左右就吃晚饭，我常在她家等爸收工回来。她家吃饭的时候在炕上放个小桌，夏天多是吃生蔬菜沾大酱。锦州人什么材料都能用来炸酱：茄子酱、豆腐酱、鸡蛋酱，最具特色的要属炸鱼酱了，把新鲜的小杂鱼连头带尾放在锅里炒熟后放上大酱炖一会儿。孔家孩子用筷子“唰唰唰”地往嘴里扒水饭(煮熟的高粱米饭捞到凉水里)，然后放下筷子用手拿生菜沾酱，吃饭时总是这样交替着用双手，吃葱或野蒜沾酱时嘴辣得“咝哈咝哈”的，仍不停地吃，扒水饭的速度更快。看他们吃饭真香。
在她家玩儿时总跟上面的两个儿子争论什么，多是我赢，孔大妈在一旁笑。孔大妈夫妇都不识字，上小学6年级的大儿子是她家最大的知识分子，一次他早上给他爸寄了信，下午就听见邮递员喊“孔向林”，他家寄出的信、寄来的信都写他爸的名字。他高兴地跑出去，一边跑一边喊“妈、爸来信啦！咱的信跟爸的走差了”，可一看信他傻了眼：自己早上寄出的信怎么回来了？
我告诉他：信封的地址写反了，竖着用的信封，收信人地址写右边，寄信人的写左边稍低一些的位置。
“你咋知道的？”说这话时满脸不高兴，也许是对邮局不满，也许是觉得丢了面子。这能打架的哥俩每天嘴里吐出的脏话跟吃进去的饭差不多，但是他俩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个脏字，那么多年真不容易。
孔大妈是市民，完全可以和院子里的人没有任何瓜葛地生活，可她总要跟人瓜葛，打抱不平。她跟杜猴子妈像是天敌，两人有机会就较量一番。夏天孔大妈买了件胸前印着花的背心，杜猴子妈见了阴阳怪气地说“越活越俏了啊”。杜猴子妈一炒菜，孔大妈或她的孩子就喊“谁家爎猪毛啦！”杜猴子妈的妹妹、妹夫在锦州皮革厂工作，那是当时最有油水的工厂----加工皮革时挤出的动物油收集起来分给职工。杜猴子妈有时能从妹妹那里要来一些。不是孔家嘴损，“爎猪毛”的比喻非常形象，杜猴子家炒菜时全院都漂着焦糊的猪毛味儿。
孔大妈不工作，每天下午盘腿坐在炕上看着窗外，看到自己家孩子回来就裂开嘴笑，看见我回来也露出同样的笑脸。搬进那里的第一个夏天，她教我在窗前种葫芦，说是既可以做菜，晒干后还可以作水瓢。听她指挥，我种了3年，葫芦嫩的时候很好吃，有粉皮的口感。有一年春天别人给了我几粒毛嗑儿种子，那年开始我们改种毛嗑儿了。听说葵花是从老毛子(苏联)那里传来的，所以东北人叫它毛嗑儿。
加入到孔家兄弟里，有孔大妈护着，孤独感减少了很多，有他们壮胆，还干过两件大事。
(1) 当了“批发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农家的孩子更早当家。从某种意义上讲，商品化经济落后是农村的一大特点，前五里营子也不例外。但是生产队每天都要卖菜，自留地里生产的土豆、芥菜也要及时卖掉，所以这里的孩子经济头脑很强，很会作小买卖。刚刚会数1分、2分钱的时候就开始卖糖稀了，学了加减法以后就可以帮着家里人卖菜了。
爸从来不让我卖菜，我也没有自觉性，白天玩儿，晚饭后还要跟孩子们玩儿一会儿捉迷藏什么的，等到谁家妈妈喊“都几点了，还不回来？”才回家，那时爸也洗完衣服、预备好洗澡水了。
终于有一天，我发现堆在家里的那些土豆实在占地方，爸利用早晚时间卖太慢，就跟孔大妈商量自己想去卖。孔大妈说“我借给你称，让二丫陪着你”。没有这两个基本条件，我不敢去，孔大妈真理解我。
下午4点— 6点，周围工厂下班，是卖土豆的黄金时段。二丫拿着称，我用小筐挎了几斤最大的土豆来到合作社对面的道边时，已经有大人、孩子在那里卖了，好地方早就被他们占了，我和二丫在最靠边地方坐下等客人。是胆小还是虚荣，我几乎不敢抬头，别的孩子在那里喊叫，有买主去他们那里问价，伸手翻他们筐里的土豆，我们这里根本无人问津。二丫同情地看着我，我不怕没有客人，就怕二丫烦了不陪我了。
在那儿发现了他们卖土豆的技巧：表面放大土豆，大的挑完了，买主和卖主为土豆的大小、价钱争执一会儿后降一次价。她们每个等级的筐都是这样装，都是这样卖。爸收了土豆以后也按大小分了类，我拿的都是最大的最好的。
终于有个少妇来我这儿问价了。她上下翻了翻筐里的土豆，抬起头来喊“小李子，到这嘎儿来”，随着她的声音，还跟过来几个人。
“一毛二分五，我俩全买了，行吗？”最好的土豆1斤一毛三，她要求降0.5分。
我点了点头。
一起跟过来的几个人中，一个中年男子看看我的脸再看看筐，怀疑地问我：“这是你家的土豆？”
我点了点头。
“家里还有吗？”
我又点了点头儿。
“那你带我们到你家去买，行不？”
我点了点头儿，开始带他们往我家走。二丫拿称，我拿空筐，我俩走在前面，不知道后面跟了多少人，从自行车声，说话声中感觉人不少。
到了我家，他们看着已经分好类的土豆顺次要求降0.5分，我也点了头。只见他们从自己的手提包里拿出大口袋，几十斤地买。那时家家粮食不够吃，特别是有孩子的家庭更是不够吃，土豆里面有淀粉，人们像买红薯那样买土豆，补充粮食的不足。这种需求观，搞得我到至今仍不认为土豆是菜，因为家里种过，更觉得不是该花钱买的菜，所以土豆上菜桌的时候很少。
爸回来的时候，土豆堆没有了，连土豆上落下来的土我都打扫干净了。爸很惊讶。我胆怯地拿出卖土豆的钱给爸：“这是26块8毛3，二丫一直陪着我，我给她买了根冰棍，小三在旁边，也给他了买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