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我下乡整整一年的时候收到了锦州2高中田老师的来信：不问家庭出身凭能力考大学的时代马上就要到了，能歇工就歇工，能回家就回家，赶快开始准备吧。
在那个偏僻、与外界没有联系的村庄收到老师这样的信，不光是受到外界的刺激，还像似收到一份礼物。不看家庭出身升学？如同天方夜谭！文革前升学、选专业就已经要看家庭出身了，文革中更是只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不光成份，连职业都限在工农兵里了，能够一下子废掉那么多年的戒律，自由考试吗？在那个时代、那个消息闭塞的地方，很难相信这封远方来信。
田老师教我们语文时正是邓小平主持工作的那一年，学校开始学习，还有闭卷考试。那次期中考试收试卷的时候，他径直走到我坐位前，收走了我的卷子后对全班说：找一份有代表性的看看就行了。那以后，他每周给我出一张30个难字的卡片让我查字典，“茕、孑、衢”这些字都是在他出的卡片上认识的。非常渴望他能借给我书，但不敢开口。那时还不敢随便借书给学生看，闹不好会成为教唆犯。
现在想起来仍感到奇怪，反击右倾翻案风、学黄帅时再次掀起给老师贴大字报的风潮，很多老师挨贴，他这么明显地偏向一个女同学，竟然没有一个人给他贴大字报。倒是爸看我那么热心地扣着字典上的小字看，打心眼里不高兴，用“不要把眼睛看坏了”几次旁敲侧击我停止这种学习。
这么好的老师这么远寄来信，一定是有了很准确的小道消息。可是让我歇工或干脆回家，哪个都不可能。两个月以后，10月下旬报纸上真的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很快就宣布1977年度的高考于12月24日、25日两天。
给妈写信，要来复习大纲和参考书。妈来信再三嘱咐：绝对不许考文科。还给我写下一套公式：文科→右派→苦难。爸也来信叮嘱：不要考文科，去学点实际技术。爸妈的思路总是那么一致，他们又极大地左右限制了我。他俩都知道我关键时候总说别人不敢说的话，容易惹祸。现在想想那是性格问题，和学文学理有什么关系。要是赶上反右，谁还管你学什么，抓住一句话就可以给你定罪。
中学的三年半除了班主任的政治课以外，没有不喜欢、不认真学的。当爸妈让我报理科的时候，却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报文科也照样不知道喜欢什么。这也许更能说明我什么都不懂。不太喜欢新体诗，但有句赞美建筑工人的一直记在心里：我们面前是荒野，我们身后是城市和工厂。就凭着这句诗的气势，我在招生大学的校名中找有“建筑”字样的，并将志愿表中所有的空格都添上了“建筑”。后来跟人讲这件事的时候，听的人哈哈大笑说“完全是文科思维”。
看复习大纲时的那种虚脱感现在还记忆犹新，一边看一边使劲从脑子里叫回以前学过的东西，大纲里一多半东西连见都没有见过，记忆力再好也叫不出来没有学过的东西。
离考试还有一个多月，买了一盏自己用的煤油灯开始看书。3人一间屋，煤油灯的灯芯一跳一跳，灯光摇摇晃晃映在墙上，怕影响同屋休息只好早早熄灯。看别人的回忆录都是青年点的人成帮结队地去参加高考，我们青年点那五十多人对恢复高考的消息一点儿都不感兴趣，除我蠢蠢欲动以外没有一个人打算参加考试。厂长·处长的女儿、父亲是工程师的那几个男生、理论水平高的女党员都是真正的高中毕业生，还有应届的4个高中生都表现出无动于衷。如果大家一起去考的话，还可以聚在一起复习或者集体请假回家。
考场在8里开外的沙河店镇，两个村子之间没有柏油路。天还没亮我就骑着自行车跑在疙疙瘩瘩的土路上了。看到校门的时候，我伸手摸书包里的准考证，没有摸到，脑子“嗡”地一下掉头就往回跑。到现在还不明白怎么会没把准考证装进书包。在青年点学习用床当桌子，借着窗台上煤油灯照来的光，把文具一件一件放进书包，准考证一定是跟格子床单重叠在一起……，到我回去取，同屋的人都没有人发现它躺在床上。现在才知道考场上有应急办公室，当时脑子里只有“没有准考证不得入场” 那条注意事项，根本就没有想到过有其他方法。到现在还后悔自己不冷静。
如果我那时顺利考上大学，我的故事就像落难女遇到了英雄，到此迎来幸福，也该止笔了。
客观地讲，即便没有忘带准考证这个意外也照样考不上，没有学过的东西太多，只好对考学作罢。锦州同年级的同学中，爸爸分别是大专老师、市委干部的两个女同学，在大人的指导下进行了“知己知彼”的战略分析后报考了当地的中专，算是及时上了学。
网上在当年的考题后面，有人写“就这题，还都精英了”、“就这题，我妈还没考上”。换个角度看，文革把教育毁到了这种程度。他们要是知道文革期间的工农兵大学生很多人要从小学5年级数学开始补课，再看看自己从小学就开始刻苦学习还没有考入理想学校的现实，也许会羡慕或希望回到那场浮华而彻底的革命中去。（注：1.工农兵大学生从小学5年级数学开始补课，是我亲自从大学老师那里听到的。2.我认识的工农兵大学生晋升职称考英语只得了12分。3.恢复高考以后工农兵大学中的优秀分子通过考研或留学甩掉了“工农兵学员”的称号。）
如果是正常年份，我那班同学应该按正常比例顺顺当当地考进正规院校。每当提到考学，那些脑子比较好的同学都有一种难以言状的痛苦，痛苦很快又变成痛骂，骂大革文化命运动革掉了一代人的学习时间、骂极左的班主任。每当提到考学，爸都要自责：环境太坏了，家里除了课本以外连张带字的纸都没有，也没能教你什么。但是，不能不感谢爸监督我练字，周围的大孩子们借给我小说看，给我养成了能够静下来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