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天下大乱。在动荡中由于思想空虚、精神苦闷、前途渺茫，下乡插队的北京知青中流行三种男女交往方式：一、拍婆子，即男生在大庭广众之下主动搭讪、挑逗素不相识的女生，希望结成一种速成的朋友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带有玩笑、恶作剧的性质，极少认真，一拍即合的不多。这是延续北京城顽主百无聊赖的恶习。二、偷情，少数人临时结合，聊以慰籍寂寞情怀。一般是偷摸进行，不事声张。其结果不一定发展为组成家庭。三、结婚，有少数人为了表示扎根的决心，与当地青年组成家庭。其他走这条路的人则另有难以为人言说的苦衷，大多发生在女知青中。她们孤立、柔弱、被歧视、遭迫害、受欺负，不得不寻求依靠，谋取保护，嫁给当地人。这部分人的命运比较悲惨，几乎都永远失去了返回城市的资格。说上述三种在当时流行，容易使人造成误解，以为是普遍如此。事实上，这些只是少数人的行为。当时毕竟是革命思想占统治地位，极端夸张上半身的年代，出口就是胸怀、头脑，不像现在专门强调下半身的本能。拍婆子、偷情属于丢人的恶棍流氓胡搞，知青一般不屑为，也不敢为。一时欢娱的结果很可能极其严重，它将给人留下恶劣印象，直接影响招工、招兵、招生、招干等改变一生命运的珍贵机会，那是自毁前程，稍微怀抱一点希望的人都不会那样做。放纵自己，甚至自甘堕落的人，在知青中不会超过百分之一。
我们村的环境不是很好，偏远闭塞，艰苦沉闷。乡亲们的生活乐趣主要表现在对男女性事的浓厚关注上。每天在田间地头露骨地打情骂俏、眉飞色舞地演说黄段子。十几户人家男女关系之复杂，令我们这些乳臭未干的毛头们瞠目结舌。有兄弟盗嫂、叔奸侄媳、公公扒灰等等勾当，屡闻不鲜。甚至生产队长竟然开全村大会公布其弟与其妻的丑事，当众宣称休妻。
下乡插队的知青中，我们村十个伙伴属于年纪偏小的，都是十几岁。所以许多知青文学着意渲染的性饥渴、性冲动对我们来说还处于朦胧阶段，并没有达到抓耳挠腮、急不可待的迫切程度。六男四女的伙伴关系纯洁无邪，说是同学，更像兄弟姐妹。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和周围长辈们的影响，使头脑中男女大防意识扎根很深，生活作风问题是十恶不赦的可耻行为，连男女之间多看两眼都属下流，哼唱普通情歌也会受到家长式的警告，所以彼此之间不大可能存在非分之想。
在乱七八糟的环境下，我的伙伴大多能够自重自律，洁身自好。这一点现代人会说是性压抑，其实这应该是人和动物的区别之一。少数人因为在村中感觉孤立，向外寻求友谊，成为我们中在男女事上的“先知先觉”者。
妮子就是这个“先知先觉”者。
妮子外号的来历，我已经不很清楚了。印象中似乎与他在小学时响应校方号召，主动跟女生一起跳猴皮筋有关。文革中，我们来往较多。六八年，他最先跟班里的一位女生亲密拉起手来。六九年，当他们在北京站拥抱洒泪告别后，很快断了来往。在村里，大家朝夕相处，同吃同住，休戚与共，彼此了解更深。时间一长，他有意无意地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有点游离于集体之外，像是滴进水里的油珠，和伙伴们之间总有隔膜，不甚融洽。不过大家依然在一起吃饭，一起喝酒，一起抽烟，一起下棋，只是干活时就没了他的影子。对此，大家念旧容忍，无人责难，勉力维持着团结。伙伴们都在村子时，已有传闻他和同公社另一个村子的某女过从甚密，好像持续时间不长。七零年夏，建设回京，准备进藏参军。因为不再回来，我和妮子便十八相送直到西安。从县城坐上到黄龙的长途车后，我和建设同坐一排，沉浸在兄弟生离死别的情绪中。分发香烟时，突然发觉左右不见妮子了。顺着一车人好奇的目光，只见他不知何时坐到末排，正跟一位女知青紧靠一起，聊得热乎。女知青略显丰满，白皙的面庞焕发着青春风采，举止大方，旁若无人，浑似车中只有他们两个。她和妮子坐在一起，两人倒也般配。我和建设相视苦笑，不好意思再看他们。从此，妮子和我们拉开距离，单独活动。到西安，仅在下车时打个照面，便和女知青相携销声匿迹了。于是我独自负起了照顾建设，护送他安全回京的责任。大约过了两天，妮子送走那位女生才回头与我们会合。
七一年冬，县革委会宣传组举办通讯员学习班，公社通知我去。班里都是北京知青，许多是高中生。我在里面算岁数较小的，为了装装门面，我努力做出成熟的模样，以博得大家的好感和尊重。从壶口采访归来，天色已黑，走到宿舍门前，只见聚集一群人，正在议论纷纷。看到我，大家围拢来，用充满同情的语调告诉我，就在下乡采访的这两天里，贼破窗而入，光顾了宿舍，别人无任何损失，只有我的被褥凌乱，染有血迹，让我赶紧清点是否还有其他损失，然后给公安局报案。经查看，丢了衬衣、背心、裤子和裤衩，虽然对那时的我来说已是不小的损失，但更让我紧张的是褥子上的血迹。按当时的逻辑思维，我自然想到：是哪个阶级敌人搞破坏，该不是恶贼在此杀人了吧？学习班负责人老刘，四十多岁，经验丰富，扫了一眼，立刻判定是一起奸情案。此语一出，周围窃笑声四起，让我异常愤怒。县公安局的警察来看过后，同意老刘的意见，说会尽快破案。也许他们心中早有目标，也许案子太小不够他们玩的，第二天就告诉我，他们已经掌握了人证物证，是妮子干的。结果真是大大出乎意外，我从没有想过这点。看着吃惊得一脸呆傻的我，他们问是否继续立案追查。我心中再有冲天怒火，也不能把自己的伙伴烧焦，只能算了。老刘说，我看你这娃不错，怎么会有这号同学？我无言以对，羞愧得无地自容。回到学习班，虽然没人再提此事，但是我觉得大家的眼里蕴含着讥笑、鄙视的神态，似乎每个人的表情都在暗示，这家伙装得人模狗样的，其实是从流氓窝里爬出来的。说不定他们还会认为我也是个无耻龌龊之人，整天男盗女娼的。我感觉蒙受了天大的侮辱，恼羞成怒，决心与妮子彻底决裂。
妮子自觉做得过分，回村后主动向我道歉，承认对方就是送建设时认识的那位女生。我觉得在县城当着那么多人丢了脸，心中始终不快。虽说没有和妮子大吵大闹，到底不可能和好如初。我有意与他日渐疏远。不久，借着当民办教师的机会，搬到学校去住，与妮子断绝了来往，见了面也不再说话。多年的同学闹到这个地步，心里很不好受。但当时年轻气盛，毫无容人度量，以为自己效法古贤割席绝交之举是坚持正确的原则。
绝交后，妮子干脆三天两头不在村里，或把那位女生接来同住。乡亲们艳羡不已，直夸妮子本事大，说我不行。我则嗤之以鼻，羞与为伍。过了一年，乡亲们告诉我，妮子有了一个女儿，白白胖胖，煞是可爱。但是出生不久，就送给某地的农民了。听到消息，我的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他这样做究竟是对女儿负责，还是无情？是狠心，还是无奈？这是我们十个伙伴中生的第一个孩子，我这个做叔叔的都心生凄凉，他是亲生父亲当更悲伤，所以大概无奈的成分多一些。人生苦乐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验出真髓。我有时觉得女孩之所以送人与我有关，如果我能接受妮子，他还会送人吗？冲着这个孩子，和他失女之痛，我的心不再坚硬，变得柔和，暗中已经原谅了妮子，然而面子却拉不下来，没有主动去和好。
以后，妮子失踪了。直到我去西安上学前，才在村里又一次见到他。不过，我们仍然没有来往。当告别西里原，越走越远的时候，我心里有个念头一闪而逝：以后妮子怎么办呢？后来生活安定下来，我曾经动过去陕北寻访妮子的女儿，收养到家中的念头。可是屈指一算，那孩子该在二十开外，说不定已经结婚生子了。遂打消了此念。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妮子没有和我们任何一人联系过。栩栩不知拐了多少道弯子，终于挖掘出零星传闻：大约七九年他和女友（应该说已经结婚了）返回北京，又生了一个男孩，长到三四岁，在单位基建用的沙堆上玩时，被坍塌的沙子掩埋夭折了。我们听到后，都感叹老天残忍，很为妮子难过。他现在生活得怎样？无人知晓。
妮子的家庭悲剧是时代造成的，不能完全归咎于个人。我应该早早理解，早早伸出援手。即使不可能再做朋友，也还是老同学。其实村里只剩我们两人时，寂寞空虚像紧箍圈一样，不时被看不见的唐僧催动咒语，箍得越来越紧。我埋在书堆里是侥幸，他选择追求爱情慰籍也没有错，那是他的权力，是他的自由。他们两情相悦，携手至今，难道不让人感动吗？一双儿女，先后遗失，难道不让人同情吗？我那时光想着自己的面子，完全不顾妮子夫妇的感受，实在太不宽厚，太缺少人文关怀之心，太不顾及同窗之情了！我应该心平气和地沟通交流，不要采取极端做法。或许那样能减轻社会施加于他们身上的压力，让他们在冷酷歧视的环境中感受到一丝温暖。
从一些采访报道中得知，陕北还有上百名当年的北京知青，很多是与当地人结婚后留下的。从照片上看，他们和农村老乡毫无两样，苍老、邋遢、消沉、麻木，任何透露内心情感世界的表情都没有。他们早早地挑起了生活重担，儿孙成群，既无活泼乐趣，也无绝望悔恨。许多人甚至不再操北京腔调，一口地道土语。我想他们一定努力过，与命运抗争过，然而无效，失败了。他们认了，几十年默默承受着历史、社会、个人带给他们的一切。看着看着，我的泪水会不知不觉地淌落脸颊。
现在，过了知天命的年龄，我不会再像年轻时那样刻薄寡情。我不会强求别人选择和我过同一种生活方式，遵循同一规范。我会尊重别人，抱着一颗宽容的心。我还要告诉儿子，热爱生活，珍惜友谊，忠恕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