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生前，我们有一面之缘。那时除了同情，我对她没有多少了解。在她死后，我才开始有点认识她了。
她有一个好听的名字：TAMI FISK，还有一个亲切的中文名：费田妮。高挑的个子，俊美的面庞，文雅的举止，走到哪里都引人注目，有人赞叹：她就是英国王妃戴安娜的翻版！
美丽的女人大概都会在最佳年龄被上帝召回，让那美貌永远定格在世人的记忆。有人说那是天妒红颜，真是这样的话，老天岂不太残忍？也有人说，那是造物主珍惜创造，不忍心完美一点点消蚀。戴安娜凋谢于鲜花盛开的36岁，田妮仅仅多活了四年。
对她的辞世，我不知道应该痛惜，还是应该庆幸。她留给家人和朋友们的遗言则充满了欢欣：
今天，我彻底解脱了！也许这不是你们希望、祈祷和等待的，但是我却得到了一副
崭新的健美身躯，可以自如地奔跑跳舞，不再疼痛，精力充沛。
在天堂，上帝亲手擦去了我的泪水，让我沉浸在爱、舒适与温馨的幸福中，那是
人间极少尝到的甜蜜。在爱我胜过爱他们自己的上帝和基督身边，我知道，今天我获得
了新生。
如果你知道她在人世的最后几年一直深受癌细胞的折磨蹂躏，也许会衷心祝福她的离去，和她一样为最终摆脱痛苦喜极而泣，我宁愿相信一切都像她所说的那样。
从她的诗一般的遗言中，不难看出，她是一个基督徒。宗教是神奇的，对于信奉它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世界上三大宗教的内容丰富驳杂，不管诋毁它们，还是赞美它们，都无法抹煞一个事实：每个教义均包含着劝善怜弱悲苦慈爱等道德指示。有人视而不见，有人阅而不从，有人谨守终生，端看受教者如何领悟。田妮则信得深，悟得透，持得牢，行得久。
她出生于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小学一年级的老师也是循循善诱的信徒，给她的启蒙期注入深厚影响。从记事起，教堂和家、学校一样熟悉；圣歌和儿歌交织一起伴随着她逐渐长大；常听的圣经故事、先知告诫、使徒行迹，使她的蓝眼睛更加纯洁清澈。田妮曾写信说，她是一朵迟开的花，特笨，很晚才真正觉悟要为上帝服务，而不是简单转述父母和老师的教导。她这样说对自己有点过于苛刻。事实上，她的觉悟是在八九岁时。她回忆道，八或九岁在教堂看的一部电影一下子让她明白了自己的人生目标。电影的片名和内容已经不记得了，或者说，当时注意力完全集中到了里面的一位教会护士身上。深深打动她的不是演员的容貌和穿着打扮，而是通过治病救人把上帝的爱带给人间的行为。整个放映期间，她一直能够感受到上帝的召唤。虽然没有声音，但是她强烈地感觉到了。她说，那时起，就认识到了自己要做传教的医学使者。听着有点神奇，这分明是一个早熟的天使。在别人仍然抱芭比娃娃玩过家家时，她已经锁定了未来的方向。以后，她一步步走向这个目标，跨进了爱默瑞医学院。田妮内心蓄积的善良博爱没有随着人情世故的积累而消退，相反日益充沛，时时催动着她迈入尘世凡间，赶到每一个需要救助的人身旁。她甚至等不及毕业，上学期间，报名参加了一个短期服务队去过非洲的赞比亚。这次经历让她认识到选定的道路坎坷不平，除了信仰、帮助穷人解脱苦痛的愿望，还要有脚踏实地的准备，包括语言沟通，技术支持等等。
从非洲回来后，她认识了几个参加教堂活动的中国访问学者。这些黄皮肤的人，每个礼拜日都会带来亲手烹制的中国饭菜，让教友们分享。饮食是不同文化交流的媒介，由此引起的兴趣自然转入其来源与主人。中国学者对本国自然地理、风俗习惯、传统文化以及中医药的介绍，让她着迷。她说，等你们回国后，我会去中国看望你们。这句似乎不经意的话，改变了她的服务对象。她的眼光从非洲移向了东方，在即将投身的计划中列入了亚洲、中国。她觉得到亚洲去，到中国去，是上帝传达给她的意志。
经过一年多的寻找、联系，寄送了无数封信，她兴奋地给朋友写信说，上帝打开了大门，让她获得了一次绝妙机会，被选送中国做三个月住院医生。她乘兴而去，一见钟情。在那儿，她常常忘了自己是蓝眼睛高鼻子的外国人，觉得如同在家里一般，隐隐有一种前生来世的神秘缘分。结束时，她承认“我爱上了中国”。她相信这是上帝的指引，未来她的使命就是把上帝的爱奉献给中国。
父母不是有钱人，田妮欠下的学生贷款和日常生活费用全靠自己打工赚钱支付。然而她还是不为国内的职位所动，坚持寻找申请到中国服务的工作。尽管工资低得多，但上帝在那里召唤，召唤她回到中国去。那时的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信息闭塞，生活环境、物质享受远远落后于美国。在西方经济学课堂上，中国是和非洲相差无几，经常被用作贫穷社会范例。何况田妮曾亲身体验过，但她矢志不移。
在美国，学校教育鼓励学生当义工。义工经历是大学录取的重要参考指标，大中学生一般都会参加。可像田妮一样热诚到痴迷程度，就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积极做义工的年轻人，我接触过几个，有的是为宗教信仰所趋，有的则纯为善的观念，与宗教无关。他们的心愿都是到偏僻落后贫穷的地方去，为需要救助的人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无论支撑他们的力量是什么，都令人肃然起敬。
在中国，一些一般城市人打死也不愿去的地方，如西南少数民族村寨、西北高原大漠，却常可见到近现代西方传教士的踪迹。过去说是文化侵略，未免以偏概全。仔细想想，不免心生疑惑，为什么要侵略到人烟稀少的荒山野岭穷乡僻壤？为什么自掏腰包用昂贵的西药救治重病的受苦人？为什么潜心研究当地土语，为没有文字的民族编制完整的拼音系统？为什么在物资严重匮乏，各种生活享受条件都不具备的地方一待就是一辈子？我相信大多数坚守荒漠的传教士，他们内心充满了高尚的人类道德和宗教情感，秉持着借救助穷苦为形式传播上帝之爱的神圣使命。没有这种精神力量支持，很难想象他们会心甘情愿地长期生活于自小习惯的文明社会之外。
田妮和她的教会前辈们相比丝毫不逊色，一样精神可嘉。她把自己称为“医学传教士”，认为行医和传教是她一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1990年从医学院毕业后，她在罗柴斯特大学医院做过四年儿科医生。九三年，曾到北京儿童医院和昆明医学院工作过三个月。九五年，如愿以偿，参加了国际医疗服务机构的一支医疗队，深入到中国的腹心，在四川凉山州西昌市凉山卫生学校，一边行医，一边教学，直到九八年。她本来怀揣着向中国同事、学生以及病人传播上帝大爱福音的愿望，不过，她知道，中国的“宗教自由”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所以，在她留下的书信中，很少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大量的记载是她对中国，对朋友、同事，对儿童，对病人的深厚感情。可以这样说，她是有意识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输送了爱的温暖，展现了爱的魅力。
凉山是彝族聚居的主要地区之一，山高林深，荒僻落后。从中国的一个卫星发射场设在此地，可知那里的基本面貌了。千百年来，凉山来过一些外国人，但在当地彝族人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肯定有一个是费田妮。凉山印下了她的脚印，邛海保存着她的倩影。田妮去过世界不少地方，但中国、四川、凉山是她心目中仅次于美国故乡的一方土地。一旦提及，清澈美丽的蓝眼睛便更加温柔，语气更加温馨。
2009年10月4日，诺贝尔基金会评选出三位在诺贝尔奖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最受尊崇的获奖者，他们是1921年物理学奖得主爱因斯坦，1964年和平奖得主马丁路德金以及1979年和平奖得主特雷莎修女。这三位都是名实相符的响当当人物，不像欧巴马总统争议颇多。特雷莎修女是欧洲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虔诚的天主教徒。她12岁加入一个教会所属的儿童慈善会时，就知道自己未来的职业是帮助穷苦人。15岁和姐姐到印度接受传教士的训练。27岁决定终身作修女。她在印度加尔各答从行医入手，收容救治穷人。她展示爱心的同时，把尊严还给了穷人。一位重病流浪老人被收容后，临死前拉着特雷莎的手，感激涕零地说：“我一辈子活得像条狗，而我现在死得像个人。谢谢了！”这个感谢的分量，远远超过了诺贝尔奖牌。印度人感谢特雷莎修女，当她97年去世时，举国哀悼，如丧考妣，规格不亚于本国圣雄甘地。田妮深受特雷莎的影响，始终踏着特雷莎的脚步前行。一个融入印度，一个投身中国，若天假时日，田妮成为举世闻名的特雷莎第二，亦未可知。
特雷莎和田妮选择印度与中国有一定偶然性。她们内心浓浓的善良与博爱情感，在任何地方都会璀璨绽放，广撒博施。她们不是因为喜欢印度、中国而在此贡献爱心，而是本来具有爱心，才贡献给了那里。同时，也是由于看到了当地存在的某些与自己理念冲突的现象。比如，田妮痛心许多中国人视钱为上帝，迷失了生活意义，需要有人引导。如果把因果颠倒，把她们说成单纯爱印度或中国，那就歪曲了两位圣女的本意，同时也是把她们丰富的内心情感，贬低为守土守炕守锅台的短识村姑了。正是由于她们内心充满深厚的善良与博爱情感以及救苦救难的胸怀，人们才觉得可亲可敬。
凉山彝族人记得，当得知外国医生来到此地为人看病，村村寨寨轰动了，不约而同赶来投医。几十几百扎成堆，挤成团。田妮和国际医疗队的同事们忙得连轴转，不仅在门诊看，还要在住处看。最多的时候，曾在三天里接待了800多个病人，要是告诉美国同学，一定会把他们惊得嘴要张成大“O”形，半天合不上。田妮说，这样虽然累点，但对病人有好处。而且当地医生通过临床观摩，可以提高水平，更好地服务于病人。要不然，穷苦的彝族人只能跪拜萨满，恳求“毕摩（巫师）”施法，凭运气决定生死。一位彝族妇女说，费大夫看病，连少吃盐，最多一点点，都要叮嘱几遍。洋大夫不懂彝语，但人人都能感受到，“费大夫真的有一颗好心！”一个幼儿得了肺炎，母亲喂奶增加了孩子的呼吸困难。费大夫比母亲还着急，想了好几种办法，买来适用的婴幼儿用品送给那位母亲。一个重病孩子，因为家贫，无钱交住院费而被父母抱回山寨。费大夫急了，跑去问医院领导，为什么医院不能像巫师那样，收些鸡猪代替钱呢？那样不是可以解决穷人的困难，多挽救两个病人吗？领导知道她是真心为病人着想，可是只能苦笑。特雷莎嬷嬷说过，人类的不幸并不在于有贫困、疾病或饥饿，真正的不幸是当人们生病或贫困时，没有人伸出援手。田妮常常为自己不能给别人提供更多帮助而自责，在书信中留下了大量祈祷和祝福。在祈祷和祝福中，病人总是放在第一位。
在中国，田妮表现的像个工作狂。她全身心投入，每天都把自己的工作时间安排得满满的，行医、教授医学知识和英语，同时还自学汉语和彝语。当她能够越来越多地听懂并理解内在含义时，她高兴地写道，上帝打开了我的耳朵。可以直接听病人描述病情，并向病人解释，不需要借助翻译之口了。为了更多接触普通人，增加学习汉语和彝语的机会，她积极参与举办街头讲演和义诊，宣传戒烟、戒毒、营养学知识和防治肝炎、艾滋病等的常识。她特别得意有些孩子能听得津津有味，十分高兴每次都有人向她保证今后一定戒烟。这是对她苦口婆心的最好回报。
从富裕的美国来到贫穷的中国山区，田妮没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认为自己是普通人，所以要和普通人在一起生活。她谢绝了当地的特殊安排，坚持从条件较好的宾馆搬到医院宿舍楼。尽管这里经常停电，没有暖气，冬天很冷，但她照样抓住了欢乐。她跟家人说，你们想像不到，我在西昌打破了一项纪录，坐在屋里，身上要穿15件衣服，这可是在寒冷的丹佛都从未有过的。停电时，我们点着蜡烛洗澡，点着蜡烛吃“浪漫的”晚餐，干任何事情都需要举烛照明，很好玩。在宿舍楼里，每天可以听到人们在窗下交谈，哼着歌曲走过，洗衣服的哗哗声，做饭的锵锵声，小孩子游戏、练琴，还能听到商贩们的吆喝：“买馒头”“卖牛奶”“修理锅碗”。这一切，田妮都饶有兴味，就像在美国的歌剧院听歌剧。她庆幸有了真正的邻居，这才是生活。一切她都自己动手，有一次兴奋地向家人报告，你们猜猜我的晚饭吃什么菜，“蚂蚁上树”，是我自己做的，很好吃啊！俨然彻底中国化了。
和所有善良博爱的人一样，田妮也特别喜欢孩子。当年她在西昌住所邻居的孩子们，如今已经成年了，他们还记得，每天一有空就往好脾气的“费阿姨”屋里钻，把那里当成自己的第二个家。“费阿姨”给他们讲好多童话故事，领他们到山坡采摘野花，围成一圈，用泥土做生日蛋糕，表演圣诞节的欢庆场景。对这位外国“阿姨”，他们喜欢极了，发誓一定要教会她彝语。田妮则记得，男女孩子，她的语言小老师们，身穿彝族的服装，和她一起玩“老鹰抓小鸡”。拉着她去爬山，野花塞了满怀。溪边戏水，像蝴蝶一样扑向她。天地山林间响彻稚嫩童音“费阿姨，费阿姨”的呼唤。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石头捧来一捧又一捧，衣襟拉起兜不下，孩子们仍在嚷着：“费阿姨，给你一个，再给一个，都给你。”这里的孩子慷慨大方得绝无仅有，空前绝后，把田妮本来就柔软的心彻底融化了。
田妮献出了爱，从不后悔。值得欣慰的是，她每天也能感受到周围人给她带来的温暖和快乐。孩子们自不必说了，那是快乐的源泉之一。节日来临也无需细表，一家接一家热情邀请，她是最尊贵的客人。围成圆圈跳舞，唱歌，狂欢，只要她在场，必定是众星捧月的。即使平时，为了感谢她不嫌穷僻和卓有成效的辛勤工作，好客的凉山人也恨不得倾其所有，把最好的美味献给她。后来田妮回忆时，仍掩盖不住享受温暖的愉悦。她说，当地人的好客和慷慨，让她打破了以往遵守的三项饮食习惯：1、不吃生长在石头下的东西；2、不吃超过十条腿的东西；3、不吃活着的动物。假如一直生活在美国或其它什么地方，她决不会改变。可是在中国，在凉山，她不忍看到人们失望的眼神，无法拒绝人们如火样的热情。所以，她吃了，而且不是一条，而是两条，长着“可爱的”22条腿的油炸“爬沙虫”，没有任何怪味，感觉还可以。当同事像给“毕摩”献贡品一样，捧上蚕蛹，里面有蚕宝宝的那种，也是盛情难却，她也吃了。如果不知道吃的是什么，嗯，味道还不错。这已经不是欧美的礼节，而是中国式的人情。
当然，她并不总是微笑，有时也会写信抱怨，比如，互联网老出问题，不能及时收到电子邮件；彝族人更相信萨满；中国人到处喷云吐雾，缺乏公德心等等。有一次感冒，躺在床上，虽然有中国同事精心照顾，但她还是情不自禁想念起远隔万里的家乡，想念飘香的咖啡、新鲜的蔬菜沙拉……
随着和周围人们越来越熟悉，越来越融洽，中国朋友很自然地开始关心起田妮的恋爱婚姻问题。她大方地坦白，我已经年过三十，有时候，特别是在生病时，会感觉孤单。如果选择丈夫，我只有一个条件，并不高。因为我的目标在中国，在这里至少要工作一段时间，所以，他必须跟我想的一样。我知道，这样可能会让我失去一些很好的机会，但是我不会改变。事实上，她有过几次机会，但都没有结果。那个在她看来十分简单的条件，对别人来说也许是无法逾越的鸿沟。98年后，她的健康状况恶化，以致终其生命，没有人相伴相守。这是她短暂一生中的缺憾。中国朋友说起这事，无不感慨她是为了中国耽误了。
2005年初，我和太太去看望过她。我太太曾经指导她做过实验，点拨过中文，有半师之谊。那时，她已经跟癌症搏斗了好几年，疾病和化疗折磨得她虚弱不堪，说话有气无力，她主动谈起了缠身病魔，知道癌细胞全面扩散了。她说，发作起来，疼啊，真疼啊。然而在谈话中她只是微微皱了几次眉头，咬了几下嘴唇。我们为她的坚强感动得心疼，却找不出合适的话来安慰，于是聊起了中国。她憔悴的脸上立刻浮现微笑，透出红晕，拿出在中国时的相片簿指点着，讲起往事，还会笑出声来。对那一段经历和中国，她的怀念和热爱，深厚真挚，令我心口阵阵发热。临分手时，她坚持送到门口，扶着门框说，我还想去中国，这次去西安，看兵马俑。我向她深深鞠了一躬，既有对她的敬意，也为了掩饰眼中的泪光。
两个月后，朋友打电话说，田妮走了。我和太太，彼此“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在她的追悼会上，每个发言者都提到了她与中国的缘分，那是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位朋友还特意重复凉山彝族人对她的评价“她有一颗好心”，在场者无不认为恰如其分。那句质朴语言，是对她善良博爱情怀的最高褒奖。看着田妮的遗像，与会的中国人都痛感失去了一位同胞姐妹，许多人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