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文”字，那可是个好字。沾到“文”字的，也大多是好词，是许多人追求一生要往自己身上贴的标签。
读书人、舞文弄墨的人被统称为“文人”。尽管在皇上和大官眼里，文人就是被豢养玩弄的“倡优”，但这些人自视甚高。有人竟看不起军功政绩，认为均不得存留长久，只有文章方可不朽。所以能够挤进“文人”堆里，是一种精神荣耀。然而，自古以来，文人里实在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啥人都有。比如早期儒家就已经区分“君子儒”和“小人儒”。所以，不仅其它社会阶层或集团看不起文人，有些本应属于文人行列中的人也不高兴成为文人，鄙视文人了。这些人不是孔融说的喜欢砸前辈板砖的后进学子，也不是有“文人相轻”毛病的人，而是些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文化人。他们的观点对后世来说也颇具份量，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究竟什么是文人。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大都粗俗少文，像刘邦那样拿儒生帽子撒尿的固然极少，诚心礼敬的却也不多。但这位皇帝不同，他本身就有很高文化修养，写得一手漂亮文章，鉴赏水平超绝一时。三国曹魏的第一个皇帝曹丕，在文学史上，与老爸老弟合称“三曹”，“文”得可以，所以死后谥号“文帝”。在武人横行的时代，他却特别看重文章的传世作用，把文章抬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但是这并不等于他特别尊崇文人。他曾经与许多文人都有密切交往，感情深厚，因此对这类人的弱点也有深刻认识。曹丕对文人的看法，有两点影响了后世人的评判。一是“文人相轻”；二是文人无德，他说，自古以来，文人大多不注重品行修养，很少有凭道德扬名立万的。因为说这话时是在怀念朋友，而不是批评，所以说得还算客气，用词比较婉转，把品行修养轻描淡写为“细行”。虽然如此，他对一般文人的轻视，还是跃然纸上。
皇帝如此，文臣呢？刘挚是北宋人，与王安石、司马光同时。他自幼喜欢读书，一直到老，“未尝释卷”。仁宗末年，他通过科举考试当了官。做地方官时，曾为百姓请求减赋。老百姓激动欢呼，流着感激的泪水说，刘长官给了我们生路。在朝廷做官期间，坚持自己的原则，论私，不为家人亲朋走后门；论公，不因王安石赏识提拔他，而曲意奉迎，明确反对变法弊病。其正直敢言，被当时人看作包拯一类人物。他有自己的一套人才观，把个人品质从“细行”提升为大德，依道德标准划分四等，其中把“怀邪观望，随时势改变”的，斥为“小人”。文人在他眼里，地位并不比小人高。他认为知识分子（士）应该首先看重本领见识，一旦号称“文人”，那就没啥看头了。他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北宋是历史上最重视文人的朝代，也确实人才辈出，成团成军，个个都能下笔便天雨粟，鬼夜哭，与任何一朝相比都可拔得头筹。然而除了卖弄笔墨，将思想引入僵化圈子，最突出表现是在意气相争，恶意诽谤，阴谋构陷方面了。大文豪苏轼因诗得罪，下狱贬黜，是人所熟知的。刘挚也没能幸免。一个朋友从发配地永州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回信中有“永州佳处，第往以俟休复”一句。话说得很平常，只是安慰朋友而已。但在有心人的眼里却完全变味了。有个叫茹乐济的小官，曾经有求于刘挚，没有得逞。于是寻机报复，看到那封信后，偷偷抄下来，举报给与刘挚有矛盾而且握有弹劾权利的御史中丞郑雍和侍御史杨畏。二人如获至宝，加了注释后呈给垂帘听政的宣仁皇太后。说“休复”一词是从《周易》中来的，“以俟休复”是要等小皇上复辟呀!这还得了，于是刘挚立刻从丞相被贬为知州。历代的文字狱都是由文人中的小人发动的，他们比一般人有文化，心理阴暗，脑瓜活泛，精于窥测，长于放冷箭，落井下石，善于引经据典，出手即可撒出一张令人无处逃脱的文网。这桩“休复”案可说是文字狱的一个典型案例。“休复”在《易经》中是吉卦，只是说有美好的回报，并无深意。引出《易经》，无非证明自己学问大。而学问大，才能发现别人不易察觉的问题。因此刘挚回信中的“复”就被曲解为“复辟”的“复”了，刚好触到了宣仁后的忌讳，于是罪名成立。这就是某些文人的本事和德行！有了几次遭人陷害的惨痛经历，刘挚总结出“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不屑与之为伍，便不能算作偏激了。
布衣文人心中的不满更多些。有一个时代挤压出来的奇才，明末清初的教育家和思想家颜元（号习斋），把文人借以向人夸耀的资本“诗文字画”，恶毒地咒骂为“天下四蠹”。他的态度为什么如此激烈呢？追究起来，有家世、学历、社会、学界、思想等多种原因。从小失去了亲生父母，寄养人家，长在穷乡僻壤。没有正式上过学，没有受过完整系统的书院式教育；所学极杂，道、仙、豪侠、算学、医学、兵法、宋明理学、歌舞拳术等等都有涉猎。生于乱世，他目睹了社会惨变，文人的无能，深知理学、心学误人误国，痛恨光能写点虚文，说些空话，毫无实用经世才能的书生文士。颜元无情地剥去了文人的行头，诚心要把“白领”染成“蓝领”。他提出的救世与救人的药方是“习”和“行”，也就是实践，做有益人心社会的实事。为此，他特别鄙视“四蠹”中的“文”，反对著书读书误人。抨击“书之病天下久矣！”嘲笑“世之名为大儒者，方欲读尽天下书，欲每编读三万遍以为天下倡！” 他的文笔很好，偏偏不愿意仿效前儒著书。他天赋很高，却不喜欢像别人那样专在死书上用功。他觉得在写和读上花费时间，就减少了实践的功夫。他曾有个脍炙人口的比喻，光读书不实践，就像光读琴谱、医书，而不弹琴、看病一样，是不会修得正果的。他甚至预言，如果不能改变空洞的文风，那么不但不能挽救“文衰”，反而会因文章没有回归实用，而引起天下“厌文”之心，“必激为灭文之念”。颜元的思想虽然不乏锐气，棱角分明，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儒学，“习”和“行”的内容还是围绕六艺。即使这样，在当时仍不可能有太多人响应，同志寥寥。多数人宁愿无作为，也要保留“白领”的传统特征，继续摇头晃脑咬文嚼字培养文人情趣。颜元死后两百年，在民国总统徐世昌的倡导下，地位骤然显赫起来，成为最后进入孔庙配祀的先贤。若颜先生地下有知，不知是否同意这种安排？
“难得糊涂”的郑板桥对文人有一个明确定位，排在社会“四民”之末。第一等是农，因为没有农夫，“举世皆饿死矣”。其它“工”“商”都有益于社会，唯独“士”无能提供有用的东西。放在四民之末，已经是大大便宜他们了。他对当时的一些文人没什么好感，在一封家书里说，这些人“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做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起手便错走了路头。后来越做越坏，总没有个好结果。其不能发达者，乡里作恶，小头锐面，更不可当。”影响恶劣，严重损害了文人读书人的名声。以致文人一开口就招来不信任的嘲笑，“汝辈书生，总是会说，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说了。”从这一点看，工农革命，鄙视文人，不全是极左思潮左右，实乃文人自有可恨之处。
文人是一个成分复杂，饱含各种情感的模糊名称。在中国社会它始终是被半尊敬半鄙视的一群，文革时发展到登峰造极地步，那种被贬到最底层，也被抬到最高层的极端情形，今后不可能再重演了。能像一般人一样不受追捧，不被鄙视，不遭痛恨，不留污名，才是正常合理的人生。这里很大成分取决于文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