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南方周末》报道——“迟到的红卫兵道歉信”感慨万分,欣喜、憧憬、担忧同时袭来。
欣喜的是,当年的红卫兵在自己步入晚年的时候,道德终于觉醒了!我一直认为,道德只能靠自身的力量来约束自己,强制的道德制裁毫无效果可言。80年代中期清理“三种人”时,不少当年的打砸抢分子为了入党升官也假惺惺地道歉忏悔,像邓小平那样写下保证书,可是一旦大权在握就又肆无忌惮,如今贪污腐败分子中不少就是这样的人。真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憧憬未来,我们常常感慨德国人对二战的忏悔。在德国,从民间自发的反省到政府总理对波兰人民下跪,而我们自己的政府和“伟光正”的党是否也会有勇气对人民忏悔道歉?
固然,文革的帐不能一古脑的算在党和政府头上,毕竟没有人拿着刀枪逼着红卫兵杀人放火,就像《南方周末》报道中提到一个14岁的少年只因“他那时候欠了老师三篇作文,革命来了,作文不用再交了”而加入了“革命”的行列。在那种大气候里,如果我自己早出生10来年,我也是其中一员。
但是,又是谁造就了那个大气候呢?谁亲自发动领导了那场“大革命”呢?如果说个人的道歉是道德问题,那政府和政党的反省就不仅仅是道德问题了。
我担忧的不仅仅是政府何时道歉。有一句名言叫做“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话虽然不太中听,但不无道理。
今天虽然有人道歉了,但只是成千上万红卫兵中的寥寥数人。报道说:
“目前公开忏悔的几个人,多是当年“犯错不大”的。没有打过人,更没有命案。‘只有犯错不大的人,才好写这信——压力轻些。’更多的人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则一直保持着沉默。和西方人因宗教而忏悔不同,北京曾经伤害过李煌果老师的郭灿辉先生提及,有了儿孙之后,是他们酝酿给老师道歉的原因。这是一种中国式的情感,不能心里藏着愧疚去教育儿孙。”
道歉岂能为了儿孙?我们不必因宗教道歉和忏悔,但是为了真理为了正义我们必须有勇气面对自身的过失。也许那些沉默的人已经在家里关起门来思过了,但真正的忏悔不是把自己关在黑屋子里“闭门思过”,关起门来永远看不清自己的罪恶,我们要面对受害者,像那些正义的德国青年那样去以色利做义工,我们能为文革受害者做些什么?
说到这里,不得不再老生常谈,反思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易中天说过,在儒家文化里,“认错是要有资格的。资格,就是‘君子’。认错曾经是一种贵族待遇,也是一种贵族精神。……至于小人,则根本就不存在认不认错的问题。他们只有一条出路,就是‘伏法受刑’,没资格‘自裁免辱’。这就叫‘礼不下庶人’。”
“秦汉以后,贵族慢慢地没有了。最后只剩下两个等级:皇帝和臣民。于是,皇帝以外,包括官员,所有人都没资格认错,只能“认罪伏法”。甚至没有罪,也要声称有罪,比如上奏时口称“诚惶诚恐,死罪死罪”。无罪而称死罪,哪有真实可言?不过一种“姿态”。真正的错误,也就不会有人去认。结果,认罪也好,认错也好,便都变成了“表演”。”
其实,几千年的“德育”只告诉我们什么是“道德”,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善”与“恶”,不懂真理为何物。用“君子”和“圣人”的准则来要求普通人并不能真正使人心向善,做不到,只好虚伪了。
什么是“恶”,传统文化似乎只告诉我们两条:淫(万恶之首)和不孝(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于是看个《西厢》就算“淫”,而扒光衣服躺在冰河上为母亲求鱼才是“孝”。反观基督教把“杀人、偷窃、奸淫、作假证和贪恋别人财物” 明明白白列为“恶”,只要不做恶,人性之善自然就会彰显。
相反,不知道什么是“恶”,只知道“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是道德上的“忠”、“义”,就可以对“敌人”像“秋风扫落叶”那样残酷无情了。
话说回来,迟到44年的道歉毕竟开了一个好头,一切都还不太晚。让我们共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