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解題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宋)薛尚功撰。
薛尚功，字用敏，浙江錢塘（今杭州）人。紹興中，以通直郎僉定江軍節度判官廳事。通古文字，善古篆,尤長鐘鼎文字。著錄考證其所見商、周、秦、漢金石文字，成《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收商周至秦漢青銅器銘五百零四件。又著有《廣鐘鼎篆韻》七卷。此書臨摹古器物之銘辭，逐加箋釋，大抵以《考古》、《博古》二圖為主。後世考釋金文之書，多仿其體例。《書史會要》中記載他：“善古篆，尤好鐘鼎。”張雨天曾經評價他為“尚功摹集三代彝器款識，較其器之墨蹟，筆精墨妙過之”。
一函四冊。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編號：2102/60。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登錄編號：323689～323692。無魚尾。無版心。無邊。白口。寬17.5釐米，高29.5釐米。
上海圖書館古籍部收藏此書，索書號為：線普長019797、線普長5876-79、線普長311540-43、線普長479565-68、線普344143-48、線普434931-34、線普434324-27、線普344149-52、線普長437557-60、線普長001159、線普316805-08、線普長409622。
書名頁題字用篆文：“景刊雜鈔宋代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無落款，但是書名頁後另有一頁文字如下：
鐘鼎款識臨宋寫本廿卷，嘉慶丁卯平津館開彫，嚴鐵橋孝廉為五松老人臨影是書，並作封面。在嘉慶丁卯。當時未開彫。今年鋟版□手，已在一百一年以後。五松老人，其亦懽慰於九泉耶。仍用原題刻是書，首是存舊觀之意耳。光緒丁未臈八日書於漢口，貴池劉世珩記。
有書牌頁：“光緒癸卯嘉平月，貴池劉氏玉海堂校刊於武昌”。卷前有孫星衍序。
孫氏序中言及此版本之由來：
曩客中州時，見薛氏鐘鼎款識石刻本於歸河丞朝煦處。未及細閱。後至京師，得明刻佳本，旋為友人取去。阮中丞開府浙中，既以宋刻板本校梓行世，視舊本精善。及余再官東省，得見舊寫本，多元明印章。或題為繭紙宋代薛尚功手書者，未知是非。然紙色舊而篆文極工，檢之阮氏刻本及近時本，篆體審正，釋文字句增多，可以訂別本誤改篆文及脫落釋文共若干處。記所見法帖本，式樣正與此相似，雖不敢定為薛氏手跡，其為宋寫本無疑矣。
所收為三代青銅器，多有銘文，有部分秦漢器。有器形圖，有尺寸說明，有釋文，有考證文字，有搨片或摹寫。該書對銘文中的史事和禮治問題的考證，頗為詳細，開後代治金著作之體例。孫怡讓《薛尚功鐘鼎款識跋》：“惟石本題‘法帖’，而手跡本則無此二字”。則書名當為“歷代鐘鼎彝器款識”。《郡齋讀書志》中收錄此書時書名為“鐘鼎款識”而已。
此書另有多種版本存世。見容媛《金石書錄目》卷二·五：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宋錢塘薛尚功著。明萬曆十六年萬嶽山人刻，朱印本，考證刪節不全。明崇禎六年朱氏刻本。清嘉慶二年儀徵阮氏刻本。博文齋翻刻阮氏本。光緒三十三年貴池劉氏刻本。（附：劄記。）民國古書流通處石印本。民國二十一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影印宋搨殘本十葉。民國二十四年海城于氏影印朱氏刻本。
有關宋明版本之流傳，見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薛氏手書本，舊藏山陰錢德平家，流傳不一姓。崇禎間，南州朱謀垔氏得之，摹刻以行，並為之序，後有張天雨、趙孟頫、楊伯喦、周密、柯九思、周伯益、豐坊等題語，具以手書摹刻。近揚州阮氏重刻本，未錄朱序及元人題語，當出自別本也”。又見耿文光《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嘉慶二年儀徵阮氏刊本有序，因硃印本訛舛最多，跋尾不全。崇禎間朱謀垔所刊原書板本並佚，傳寫滋誤。據袁氏廷檮影抄舊本及所藏舊鈔，宋時石刻本，互相校勘，更就文瀾閣寫本補之。其審定文字摹寫款識，鈔錄釋跋皆一時一選，誠佳本也”。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有《景朱刻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一書，一函四冊。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編號：2102/10。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登錄編號：152203～152207。無魚尾。無版心。四周單邊。白口。寬17.2釐米，高30.3釐米。書衣頁題字用篆文：“景朱刻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落款用行書：“於省吾”。書名頁題字用篆文：“景朱刻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落款用行書：“容庚”，有“希白”私印一枚。有書牌頁：“中華民國廿四年，海城于氏景印明崇禎刻本”。卷前有于省吾序。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有《臨宋寫本鐘鼎款識》一書，一函五冊二十卷。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編號：2102/48。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登錄編號：223604～223608。無魚尾。無版心。四周單邊。白口。寬13.2釐米，高19.9釐米。書衣頁題字用篆文：“薛氏鐘鼎款識”，落款用行書：“軍毅署”。有版權頁：“中華民國廿三年。上海鑄記書局出版”。卷後有“荃孫手購”字樣，並有“藝文校。癸丑十一月又校。小珊”字樣。可知，此書使用的是繆荃孫藏版。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有嘉慶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一書，一函四冊二十卷。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編號：2102/60～1。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登錄編號：329575～329578。無魚尾。無版心。四周單邊。白口。寬17.2釐米，高27.1釐米。有藏書章：“字衡耀號研辳”。有書牌頁：“嘉慶二年閏六月刊本”。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善本部藏有鈔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一書，一函四冊八卷。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編號：2102/60～2。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登錄編號：516789～516792。無魚尾。無版心。無邊。白口。寬19釐米，高29.4釐米。存前八卷。扉頁題字為：“丁卯上元前一日得於廠肆富華閣。盛鐸記”。全書一冊頁裝裱形式而成。後十二卷鈔本今存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部。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高宗紹興十四年成書。前十七卷書中共著錄商周銅器四百六十四器。編排較有條理，是宋代金石書中銅器銘文資料最豐富的一部。即，卷一收四十六器，卷二收四十三器，卷三收三十四器，卷四收四十四器，卷五收四十四器，卷六、七、八收三十八器，卷九、十收五十七器，卷十一收二十二器，卷十二收三十三器，卷十三收、十四收三十九器，卷十五收二十二器，卷十六收二十九器，卷十七收十三器。所收銅器總數超出《考古圖》和《博古圖》兩書。故此，《四庫總目提要》中曾評價；
雖大抵以《考古》、《博古》二圖為本，而捜輯較廣，實多出於兩書之外。
所言不差。足見薛氏本人的搜求功夫之深。
此書臨摹古器物之銘辭，逐加箋釋，大抵以《考古》、《博古》二圖為主。後世考釋金文之書，多仿其體例。而且，他努力地把每一件銅器全標上器名，完成了對宋代保存的古銅器的命名。但是，有些分類和命名顯然是錯誤的。如，卷十三的《屈生敦》，應該歸入簋類。容庚在《宋代吉金書籍述評》一文中曾指出：
其所定夏器、商鐘當屬之周，而商週二代，雖大較近是，而周器有當入之于商者。……以《夔鼎》上一字為夔字，《父乙鼎》末一字為彝字，《召夫鼎》釋家刊而字，說均未確，以《父甲鼎》立戈為子，則以不誤為誤矣。[ 《容庚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28頁。]
在《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一書中，薛尚功將青銅器分為鐘、鼎、尊、彝、卣、壺、罍、爵、觚、舉、觶、敦、甗、鬲、盉、匜、盤、戈，以上商代。編排並不完全一致，有時先後重出。鐘、盤、鼎、尊、卣、壺、舟、斝、觶、角、彝、匜、敦、簠、簋、豆、盉、甗、鬲、盤、盂、盫、戈、鐸、鼓、琥，以上周代。
首先，薛氏此書和《考古圖》一樣，奠定了後代著錄和考證金文的著述體例。而且，他對一些疑難銘文的解讀，對後代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如，對於商代銅器中的“亞”字形銘文的考證，他在對《虎父丁鼎》銘文的考證中提出了下述主張：
銘亞形內著虎象，凡如此者皆為亞室。而亞室者，廟室也。廟之有室，如《左傳》謂“宗袥”，而杜預以謂“宗廟中藏主石室者”是也。
此說和張掄之說基本相同。張書作於淳熙五年之後，而此書於紹興十四年成書，則此書早於張掄將近三十年，故此宗廟說當以薛氏為先。
其次，薛氏此書還有一點意義重大之處是：對所收錄的青銅器都做了斷代。因此，在該書目錄中，卷一到卷五為商器（僅二器標為夏器，列於卷首），卷十七為周器。卷十八以下為漢唐器。今天看來，他的斷代標準和結論雖然未必很準確，但是此舉卻開啟了歷代對青銅器進行斷代研究的先河。他依銘文內容銘文字形及《博古錄》等書為依據，對青銅器進行或商或周的初步年代判斷。
如，他考證《辛父舉卣》為商器，理由是：
按周有天下立二王后，乃封紂子武庚于宋，以續商祀。武庚被誅，又命微子啟代商後，俾得用天子禮樂。故凡器用、服飾，一遵商制。《詩》所謂“亦白其馬”，以商尚白，而不從周之尚赤也。然則宗廟祭祀，其亦遵商明矣。自微子至於僖公舉，實為八世，則得用商禮，可知是卣商卣也。
但是，此銘文中的“舉”是否即是“僖公舉”，這是難以斷言的。
薛氏此說也反映出他的此書中的一個致命傷：有比附性考證的一面。如，他在解釋《蜼尊》銘文“五周作父乙尊彝蜼”時就主張：
按《博古錄》云：《周官》謂四時之閑祀，追享朝享，裸用虎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今尊也而以蜼，豈非商之蜼彝所祀之尊邪？今考禮圖，蜼彝之制，蜼尾長數尺，似獺。尾末有歧，是器款識旁刻獸形，其尾長而末有歧，正蜼也。蓋銘曰“五”，紀其器之數。曰“周作父乙”者，蓋商有太史周任，乙則商之君名乙也。豈非作這者周任邪？
第三，薛氏此書中還大量引用了《博古》、《考古》等同時代很多學者的觀點，這對保存當時學術界的觀點是有幫助的。如，《主父己足跡彝》銘文考證中引用《考古圖》、《父乙鼎》銘文考證中引用《博古錄》等等。甚至還說明瞭一些金文學家的收藏。如，在《子孫父乙卣》銘文考證中他就告訴我們此器乃“李伯時所藏”。又如，在《子夫癸卣》銘文考證中他告訴我們“此器藏盧江李氏”。
第四，薛氏此書特別關注到了銅器和商周禮制的關係。如，在對《母乙卣》考證中，他就發現：
《博古錄》云：“丙寅王錫”者，以甲子推商建國始於庚戍，曆十七年而有丙寅，正在仲壬即位之二年也。其曰“王錫”，則王之錫賚功臣之器，如周公文侯之卣，亦王之所錫也。故記禮者以謂賜圭瓚然後為鬯。則知此器非臣下之所專有。又曰“作母乙彝”者，如《詩》言文母同意。考商周之時，立子生商者有也。故長髮之禘及之。厥初生民者，姜嫄也。故雝之禘及之。是皆率親之義耳。知是卣乃王錫臣工以追享其母氏與？以是知宗廟未嘗無合食者也。
第五，薛氏此書對銘文和當時的歷史事件進行相互印證解說，有些十分成功，為後代的商周歷史研究提供了範例。如，他對《義母匜》銘文“仲姞義母作旅匜”的考證：
《博古錄》云：“按《國語·晉語》：‘晉公子重耳過，秦穆公歸女五人，懷贏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韋昭以謂嫡入於室，媵禦奉匜盥。”是器銘曰：“仲姞義母作旅匜”者，蓋晉文公重耳娶齊女姜為正嫡，次杜祁，次偪姞，次季隗。然杜祁以姞生襄公，故巽而上之居第二，是為仲姞。以隗在狄所娶，故巽而已次之，是為季隗。而祁自居第四。昔趙孟嘗曰：‘母義子愛，足以威民’。則義母者，杜祁也。《禮》曰：“銘者，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則所謂仲姞者，自名也。義母者，襄公，謂杜祁也。按《通禮義纂》以謂媵禦交盥，蓋媵送女之從者，禦壻之從者，夫婦禮始相接，廉恥有閑，故媵禦交相為洗，以通其志。彼其婚姻與此稱義母，則非初嫁之時，其子職在焉故也。
最後，薛氏此書在對商周氏族研究上和同時代學者保持一致。在《敆姬壺》銘文考證中，他主張：
古之氏族，或以王父字，或以世系所封之地，於是後世子孫以之女子，皆得稱之。君曰有氏之君，蓋以國為言也。若曰孟姜者，蓋以姜姓為言也。若曰女者，蓋以公之諡為言也。此曰敆姬，凡此類耳。
類似的觀點還可以在《博古錄》和《考古圖》中找到，可以發現這已經是宋代金文學者的集體認可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