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架与金婆罗 傅正明2016-11-30 10:58:34
十字架与金婆罗
基督禅及其诗的证悟
傅正明
《中国时报》2015年12月25日
耶稣为人类殉难的十字架，是人生苦难的最著名的象征之一，同时是人类的愿景，或人类最终获得拯救的希望所在。相传佛祖拈花示众，手持的花朵是大梵天王率众敬献的金婆罗花，唯有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从佛祖以心传心的法教中，我们也可以想到人生的苦谛，看到佛祖对待人生苦难的哲学心态和乐观精神。因此，十字架与金婆罗，可以作为所谓「基督禅」的象征的双璧。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天主教牧师威廉•乔史顿（William Johnston ）出版了《基督禅：一种静修方式》（Christian Zen: A Way of Meditation）。一方面，作者以基督教神秘主义的眼光来解读禅宗，另一方面，他把《新约》视为类似禅宗公案的精神证悟之道。作者认为：“‘保罗说，没有犹太人和希腊人、奴隶和自由人，男性和女性之类的分别，因为你们都是基督中的一个。’这就是基督禅未来的发展。”该书引用的西班牙通灵者十字若望（John of the Cross）的两行诗，可以说是乔史顿心目中典型的基督禅诗：
寂静的音乐，独自鸣响的圣歌，
每天重开的点燃爱之蜡烛的晚餐。
此处“寂静的音乐”是上帝的音乐。美国作家麦维尔（Herman Melville）在小说《模棱两可的皮埃尔》（Pierre; or, The Ambiguities）中说过：“寂静是上帝唯一的声音。”类似是话，在西方文学中不难发现。诸如此类的充满悖论的比较宗教的相互诠释和诗歌证悟，为读者展现了一道基督教揉合东方禅修的精神景观，启悟人们寻求真理，陶冶爱心。
另一个例子，也可以视为基督禅的典型诗作。戴迈乐(Anthony de Mello ) 是印度籍的耶稣会士和灵修大师，其灵修观融合基督信仰与东方生命哲学。在他的《鸟之歌》（The Song of the Bird,1984）中，作者把佛陀拈花微笑的故事生发成一首散文诗<</span>制造商标的人>。他说：佛陀曾指着一朵花要他的弟子说些什么，一个发表了一篇演说，另一个写了一首诗，第三个打了一个比方。就渊博而言，一个胜过一个。唯有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一言不发。戴迈乐把佛陀的三个弟子视为“制造商标的人”。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通病：“人生如酒。/每个人读到酒瓶上的商标，/却少有人品尝美酒”。与此类似的中国成语故事是“买椟还珠”，许多学基督教和佛教的人，都没有得到其教义之“珠”，即十字若望等虔诚信徒领略宣讲和践行的大爱。
由此可见，基督禅作为一种静修之道，与上帝的寂静和佛陀在某种情境中的无言密切相关。但是，基督禅诗歌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悖论：既不立文字，又不离文字，其文字必须以少胜多，以一总万。
在乔史顿和戴迈乐之前，美国诗人、天主教修道士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已经就基督教神秘主义、静修和禅的关系作过梳理。乔史顿引用了默顿逝世之前不久写给他的一封信，并且表示：他们达成的共识是：禅宗和基督教都可以超越一切范畴和二元对立的观念。默顿在译著《沙漠的智慧》（The Wisdom of the Desert）中同样引用了保罗的教诲。《腓立比书》（2：5-7）的保罗告诫人们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经文所谓“虚己”，意为“倒空自我”。默顿认为，修行此道的早期沙漠教父，即早期基督教徒中从闹市退隐沙漠的苦修隐士，与古代印度的瑜伽行者、中国和日本的禅师类似，他们看重的是空性证悟和破除我执。
圣西蒙（St. Simeon)在沙漠的一个圆柱上苦修三十七年
中国古代有悠久的隐士传统，却不乏以隐求显或谋求仕途的伪隐士。沙漠教父虽然也有沽名钓誉者，但大多是真隐士。他们往往捐赠自己的财物，救穷济世，然后远离钱财、权力和美女的诱惑，退隐独处，甘于寂寞淡泊，以隐证空，以隐求灵。更可贵的是，他们中的有些人，例如圣安东尼（St. Anthony），强调他们遵循基督教教义，退隐是为了更深入地与社会黑暗势力和自身的心理暗角争战，从而更亲近上帝。据Athanasius的《安东尼传》，圣安东尼说：“我们有可怕的狡猾的敌人——邪灵——我们与他们摔跤，如使徒所言，‘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以弗所书》（6:12）’”由此可见，这样的基督精神，与人间佛教弘扬的佛陀精神十分接近。
关于沙漠教父的修行，正如著名诗人W.H.奥登在<</span>冒险家>一诗中描写的那样，“像陀螺绕着渴念旋转，/他们经由迂回之路走向干渴绝地；/在空无蓝天下的空无洞穴裏/他们倒空自己像脏水一样的记忆。”
悖论的是，他们的渴念，并非佛家所否定的对声色之乐的渴念，而是对苦行的渴念。这种渴念，也可以借用默顿的<赞美诗>中的两行诗来诠释：“我陶醉于创世纪第六天的/浩瀚的旷野。”如我们所知，耶稣曾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可见旷野在耶稣生平中占有重要地位。默顿的诗，可以视为诗人对耶稣和沙漠教父的致敬、理解和仿效。
类似的是，庄子好比一棵独立荒野的大树。禅宗传入中国之后，往往庄禅合流并称。默顿在《庄子之道》中有一首描写庄子的诗，题为<空舟>，同样可以视为基督禅的典型之作，诗人写道：
谁能摆脱成就/摆脱荣名，屈身混迹于/大众之间？/……他抵达空无，没有名望，/因为他不审判一个人/也没人能审判他。/这是一个完人：/空是他的行舟。
由此可见，庄禅与沙漠教父的一大共同之处，是“虚己”或“倒空自己”，即佛家所说的证空。沙漠教父的苦修、禁欲，是仿效耶稣受难的轻度受难。较为重度的受难，是他们中的某些隐士，轻肉体，重灵魂，甚至自残。例如，为了保持警醒，有些隐士端坐于旗杆或圆柱之上，圣西蒙（St. Simeon)在一个圆柱上的弹丸之地坐了三十七年。教父奥力振(Origen)以字面意义解释经文而自我阉割，以实践“为天国的缘故自阉”(《马太福音》19:12)的要求。中国古代文人也有头悬梁、锥刺股的苦学传统，但目的不同，大多为的是以苦求荣的“学而优则仕”。对于这种极端的折磨肉体的苦修苦学，今天当然不宜仿效，默顿也是持否定态度的。在《独处思绪》（Thoughts in Solitude）中，默顿说：“假如一个人要活着，他的肉体、灵魂、大脑、心智、精神必须全部活着。”
与瑜伽行者和禅师相比，沙漠教父也许更像瑜伽行者中的苦修僧，或藏传佛教中的密宗修持者，例如密勒日巴那样长期在山洞中苦修的密宗上师。密勒日巴的证道歌无论与基督教诗歌还是禅诗，都有很大的可比性。
值得记取的是，《中阿含经》提出远离欲乐与苦行两个极端，作为修行的中道。换言之，灵与肉，不宜强行分开作为仇寇，而应当灵肉一体修持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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