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 企业内部见“高手”
我们郑州水泥厂办公室主办的报纸取名《郑州建材报》，由我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张海题写报头，原半月出一期。随着经验的积累，慢慢地改为十天一期，最后达到每周一期。由办公室主任王正民任主编，我们三个编辑具体组稿、报审、排版后交河南化工厂下属劳动服务公司印刷厂承印，每期支印刷费500圆，稿费每500字20圆。记得我出教育系统时工资是97圆，进厂时变企业级为117圆，劳资科长白常青因此向我表功，不想心眼实在的我没有顺杆爬，而是说自己生性不计较待遇，他因没得到奉承而勃然变色。说明当时的20圆钱连自命不凡的科长们也是很计较的数目。
老实说，企业工人的文化水平多不怎么样，从车间征集的稿件一般都需要我们编辑加工润色。由于我长期从事教育养成了一丝不苟的习惯，更是对来稿字斟句酌，甚至为了鼓励实在没有能力写清楚事件来龙去脉的投稿者，就不惜自己当枪手，推翻原文，重新落笔，最后署上原投稿者的姓名。尽管自己甘当“绿叶”，有时候仍然不受欢迎。有一次，我将辛辛苦苦修改的一篇来稿交主编审验，见是劳资科长的“大作”，主编无可奈何地告诉我，此人心高气盛，他的文章从不让别人修改。我闻此言哭笑不得，历史上的讳疾忌医者曾不断被人针砭，但现代社会仍有人步其后尘，岂非咄咄怪事！
由于自己严以律己，踏实肯干，很快就得到了厂长的赏识。时间不长，办公室主任就向我透露，说厂长准备提拔我管理车队，挂副科级“衔”。当时，我只是个“主办科员”，跟行伍里的班长一样，属于兵头将尾，如果答应下来，即刻就挤进了“中层领导”的行列。但是，我心里十分清楚，这是我改行后要迈出的关键性一步，如果迈对了，站稳了，今后的发展就很有希望；如果迈错了，趴下了，再站起来就会困难重重。经过冷静的思考，我最终通过主任回绝了厂长的美意，因为我知道，任何单位的车队都是最难管理的部门，那些司机们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多是社会“油子”，他们若动起了心眼儿，我一个不会开车的“外行”，如何领导这些“内行”的“人精”！
时间不长，企业又根据外欠货款居高不下的现实组织了“要帐（讨债）队”，厂长仍指明要我带队。象极具讽刺意义的现代小品《黄世仁与杨白劳》一样，当时的社会道德已经沦丧到“欠债为大爷，讨债是孙子”的地步，而这些年深日久的欠款都是那些玩世不恭的销售员堆积的，谁知道其中隐藏有何种“猫腻”？我一个不入流的“教书先生”贸然介入，能够改观局面吗？正当我迟疑不决的时候，办公室主任提醒我说，这已经是你进厂后被厂长第二次点“将”了，如果你仍旧畏缩不前，领导们将认为你白继周胸无大志，很可能你因此再没有出头之日。
听了主任的忠告，我只好硬着头皮到厂长处领命。厂长大概对我进厂后以稳为先的态度并不反感，开诚布公地嘱托说，没有指望你在货款回收上取得突破，只是让你通过讨债的方式对我厂的销售、运输、市场、客户等企业运作有个深入的了解，改变你长期从事教育养成的“一加一永远等于二”的观念。
厂长把话说到这个地步，我只好逼上梁山， 领了一台北京吉普车，带了两个法律工作者，配上几个具体办事的人，马不停蹄奔赴郑州绿城宾馆安营扎寨。
按照办公室主任王正民的指点，我带领一班人走南闯北，入街串巷， 先全面与债务人正面接触，弄清债务形成的实际原因，按照数量大小、时间长短、难易程度等分类排队。然后，数额小的回收现金，数量大的经银行转帐；时间短的派专人催要，要超诉讼时效的（当时的法律规定是2年）就诉诸法律；认同欠款者双方协商还款协议，力图赖帐者就动员经手人想尽千方百计寻找证据。
经过近一年的不懈努力，我们不但取得了追讨欠款一百二十万元的不俗成绩，还因此增长了丰富的社会知识，见识了在其他领域难得一遇的欠款人：有的人忠实信奉“欠债还钱”的古训，只需一个电话，就顶风冒雪怀揣现金乘专车送钱到指定地点；有的人玩世不恭，用“欠钱不昧，见官没罪”作道德底线，对欠账能拖就拖，钻过脑袋不顾腚，大有一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赖劲儿，不到山穷水尽，始终“一毛不拔”；还有一些向传统道德和人生信仰恶意挑战的家伙，不惜采用坑蒙拐骗的下作方式，骗水泥到手，人立即开溜。一转眼，人蒸发了，工程转手了，让神仙都发愁。更为可气的是，我在要帐中竟顺藤摸出有“胳膊肘朝外拐”的我厂销售“高手”，他们与承包商沆瀣一气，拿赊销的水泥作工程垫资，用工人的血汗参与“分红”。如果有人查对，工程方帐面都有相符的欠款（一般都是几十万，有的甚至上百万）掩人耳目，但这些巨额资金什么时间能够“完璧归赵”，恐怕阎王判官也难说清楚。难怪厂长曾事先提醒我说：“现在的社会，一加一只有在教室里才等于二。”随着郑州水泥厂效益日增，短时间内兼并了郑州西流湖的加气混凝土厂，合并了荥阳的河南省建材厂。在郑州西环路一号成立的郑州建材实业总公司需要干部时，我被提拔为公司行政处司法科科长。后来，又根据我家属仍在巩义的实际要求，将我调回郑州水泥厂组建了司法科，后来又改名为债权债务科等，一直让我在企业内司法部门出力流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