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类什麽时候开始注意到地球的天气变化有周期规律，因为史前文明没有文字记载，现在已经无法知道。最早原始人类无疑是从日出和日落，产生白昼、黑夜和一天的概念，接着应该是从月亮圆缺周期总结出一个月的时间周期。进入农耕社会，人类越来越多从事农业生产，因此更加需要确定一个从天气寒冷经炎热再到寒冷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长周期到底包含了多少个从月圆经月缺再到月圆的中周期，和多少个从白天经黑夜再到白天的短周期。虽然大约在新石器时期，先民们根据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就已经发现了春种秋收交替的规律，但从世界各地考古发现，不管哪个地区、那个古代部落，古人类好像不约而同地都根据天象变化确定一年的周期。这是因为天气变化伴有较大的随机性，很难确定一年到底应该包含多少天，而天象变化不仅远比天气变化稳定得多，就是在许多代人的寿命总和这样一个很长时间里也是稳定的。于是随着人类天象知识的积累，产生了原始的历法。几乎所有的文明都发源于对时空关系的总体认知和实践达到了改变人类生活纯粹依附自然的程度，这就是天文历法诞生的必然性，构成文明创生和传承的价值。天文历法推广应用中的节日与节庆文化就是这种文明价值的特有表达方式。
在古代，对这个长周期的称呼有过几次变化。据《尔雅》“释天”篇记载，这个周期尧舜时称为“载”，夏代称为“岁”，商代称为“祀”，直到周代才称为“年”。尧舜时代未有留下文字，仅有古书依据口头代代的传说，据说尧的重大贡献之一是命羲和观测天象，制定历法，这个“载”字也仅是一个传说。夏代是否已产生流通的文字，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商代甲骨文字形字义都已相当统一，不会突然如此，应该在夏代文字基础上发展完备的，近年考古学界对出土的夏代疑似文字作出了辨识。虽然现在还不知道夏代文字中的“岁”字怎麽写，甲骨文中却有这个字，“岁”字象一种有柄之半月形切割工具，其刃部上之二点，乃刃上所穿之孔，以便穿绳而将刃部紧缚于柄。古人用岁收割禾穗，又用以切割牲畜胴体，故“岁之言穗，言刿”。有人猜测这个一年中只在收获季节使用一次的农具，夏代就用它表明一年的时间周期。“祀”字也可以从甲骨文中找到，商代是个迷信鬼神的朝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把祭祀和军事并列为国家最重要的两件大事，“祀”排名还在“戎”之前，这就不奇怪商代用“祀”字称呼这个周期。从甲骨文看，“年”字好像是一个手向前的人背着谷物。金文的“年”字也与甲骨文相同也从禾、从人。《谷梁传》：“五谷皆熟为有年。”“五谷大熟为大有年。”“大有年”就是大丰收。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年”字都是谷穗成熟的样子。《说文解字》也称：“年，谷熟也。”这样“年”就成为庆贺丰收喜悦的意思，在农业生产已有长足发展的周代起，我国就一直使用它称呼这个周期（仅在唐玄宗天宝年间使用过“载”字）。
规定一个周而复始的起点，便有了‘新年’的概念，古代史籍上叫“春王正月”。舜在当上部落联盟首领的那一天，祭告天地，就把这一天当作岁首，据说这就是最早的农历新年。中国新年在哪一天，在各朝代并不相同。大年初一以我们现在所用农历为准，夏代定在一月初一，商代定在十二月初一，周代定在十一月初一，秦始皇定在十月初一。到西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推行当时计算最精确的《太初历》，恢复了夏代的以正月为岁首，并把二十四节气订入历法，所以后世也称农历为夏历。后来历朝历代虽对历法有过修改，但基本上仍然以《太初历》为蓝本，以夏历的孟春正月为岁首，正月初一为元旦，即新年的第一天，一直沿用至清末。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清朝统治被推翻，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政府。各省都督府代表在南京召开会议，讨论历法问题。会上达成了“行夏历，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的共识，决定使用公历，把公历1月1日定做“新年”,把农历正月初一称做“春节”，但并未正式命名和推广。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使用“公历纪年法”，将公历1月1日定为“元旦”，把农历正月初一定名为“春节”，并规定春节放假三天，让人们热烈地庆祝农历新年。
春节时间延续长，地域跨度广，节日活动丰富，是我国最重要、最隆重，也是历史最悠久、最热闹的传统节日。春节时间延续长是因为包括新年前的一段准备时间在内，正好都处在农闲之中，有充分时间筹备和参加各项节日活动。过去新年活动的持续时间，即使不算大年初一前的最早从腊八，通常从腊月二十三祭灶开始的准备时间，也不限于现在的三天假期，而是会持续到正月十五以后。此时各种作物都已收获完毕，正是一年之中仓廪最为充实的时候，也有足够物质条件应付筹办费用和物资。
新年的一系列习俗的雏形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诗经·豳风·七月》中记载了西周时期的一年农事，最后说：“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享，日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周代是以十一月初一为元旦，所以九月霜降，十月农事结束以后就举行旧岁新年交替时的节庆活动。此时的新年习俗处在萌芽状态，庆祝活动相当简单，只不过为报答神的恩赐而举行“腊祭”而已，也就是诗中所说人们将美酒和羔羊奉献给诸神，以酬谢一年来神的保佑和赐福。
西汉初，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社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秩序比较稳定，人们的生活情趣提高，便从一系列新年的节日活动形成了新年习俗。特别是《太初历》推行后，历法长期稳定，从此新年的日期就确定在正月初一，一直延续到今天。
从汉朝到南北朝，过新年的习俗逐渐定型，诸如祭祖、守岁、燃爆竹、换桃符、饮屠苏酒、游乐赏灯等活动都已出现，新年成为我国第一大节日。这些活动开始产生的时候是为了祈祷神灵赐福，攘除鬼蜮为害，具有十分浓厚的神秘色彩。到了唐代，国力的强盛，使人们越来越自信，新年习俗渐渐转向了人们自己的娱乐游艺，享受生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元旦的爆竹不再是一种驱鬼辟邪的手段，而成了一种欢乐、喜庆的方式。唐代以后，所有的新年活动，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集中在除夕晚上到子夜时分进行，另一部分则在大年初一以后几天里陆续举行，可以一直持续到元宵节，甚至更晚一些。因为这些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使得新年成为普天同庆，万民欢度的“佳节良辰”，元旦转变成娱乐型、礼仪型节日。到了明清时期，进一步增加了节日的娱乐气氛，玩狮、舞龙、演戏、说书、踩高跷、划旱船等等，人们暂时忘却烦恼，尽情地欢乐。直到近代北京人逛厂甸，广州人游花市，苏州人听寒山寺钟声，上海人看城隍庙杂耍……各地游艺活动自具特色，各种娱乐活动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新年习俗把中国传统文化完美地融合起来，成为集中展示我国几千年风俗文化的民俗博览会。在娱乐氛围中，同时增加了礼仪和应酬的新内容：人们在新年相互拜谒，达官贵人互送名帖，或者登门叩拜；平民百姓也讲究“礼尚往来”，馈赠礼品，互相拜年。中华过年习俗还辐射到周边如日本、越南、朝鲜、韩国等国家，他们也和我们有相似的庆祝新年方式。
古时候基本是聚族而居，家中即便有人外出，也必定要赶回家与亲人团聚过大年，祭祖宗，守岁，这些已成为炎黄子孙共同的习惯。现代，除夕时祭祖活动渐渐淡出，但全家团聚在一起，从吃年夜饭开始的守岁活动，直到子夜时分放鞭炮、贴春联等迎接新年来临的习俗依然流传着。
守岁，就是在旧年的最后一天夜里不睡觉，熬夜迎接新一年的到来的习俗，也叫除夕守岁。有一副流传相当广的对联：“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天”，就是写除夕守岁的。守岁习俗最早记载见于西晋周处的《风土记》：除夕之夜，各相与赠送，称为“馈岁”；酒食相邀，称为“别岁”；长幼聚饮，祝颂完备，称为“分岁”；大家终夜不眠，以待天明，称曰“守岁”。 时下有个关于守岁起源的流传颇广，“年”是一只凶恶的怪兽的故事，恕笔者寡闻陋见，这个传说不曾在传世的典籍中查到过，恐怕只是近代民俗学者杜撰出来的，不足采信，也就不录入本文。
守岁从吃年夜饭开始，这顿年夜饭要慢慢地吃，从掌灯时分入席，有的人家一直要吃到深夜。笔者家乡至今还沿用周处的说法，称这顿晚餐为分岁酒，置办得很丰盛，从前未入席还要先供祭祖先，现在这一步骤已被省略。年夜饭的席面上年糕和鱼是不可少的，年糕谐音年年县高处走，鱼寓意年年有余，最好是全鱼，甚至有用木头雕刻成一条鱼放在盆里，象征性地表示一番。北方的年夜饭似乎更简单，只是合家一起擀皮、剁馅，包饺子，最后下饺子吃，虽然简单，却洋溢着浓浓的人情味。根据南北朝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的记载，至少在南北朝时已有吃年夜饭的习俗。同时期的诗人徐君倩在《共内人夜坐守岁》一诗中写道：“欢多情未极，赏至莫停杯。酒中喜桃子，粽里觅杨梅。帘开风入帐，烛尽炭成灰。勿疑鬓钗重，为待晓光催。”诗中生动地记叙了诗人在除夕与妻子一起宴饮守岁情景，从多个侧面反映了一千四百多年前普通人家在除夕之夜欢乐待晓的情景。这也是我国最早的守岁诗之一。唐太宗李世民一首《守岁》诗：“暮景斜芳殿，年华丽绮宫。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阶馥舒梅素，盘花卷烛红。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则写尽了皇宫除夕守岁的豪华胜景。
守岁的习俗，既有对如水逝去的岁月含惜别留恋之情，又有对来临的新年寄以美好希望之意。宋代席振起的《守岁》诗云：“相邀守岁阿戎家，蜡炬传红映碧纱。三十六岁都浪过，偏从此夜惜年华。” 阿戎指同族兄弟，典故出自晋宋间人多呼弟为阿戎，如《宋书》：谢惠运初不为父所知，族兄灵运曰：“阿戎才悟如此，而何作常儿遇之。”作者除夕夜倍感岁月无情青春不再，决心要从此“惜年华”。珍惜年华是人之常情，苏轼任凤翔府签判时，除夕思归而不可得，给弟弟苏辙写了《馈岁》、《别岁》、《守岁》三首诗，《守岁》诗为：“欲知垂岁尽，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况欲系其尾，虽勤知奈何！儿童强不食，相守应欢哗。晨鸡旦勿鸣，更鼓畏添过。坐久灯烬落，起看北斗斜。明年岂无年，心事空蹉跎。努力尽今日，少年犹可夸！”作者当时二十七、八岁，用形象的蛇蜕皮喻时间不可留，暗示要自始至终抓紧时间做事，免得时间过半，虽勤也难补于事。努力应从今日始，表达了自己只争朝夕的愿望。由此可见除夕守岁的积极意义。又如明代文征明的守岁诗道：“人家除夕正忙时，我自挑灯拣旧诗。莫笑书生太迂腐，一年功事是文词。”除夕夜仍不忘挑灯用功，足见其何等珍惜光阴，其志之远大，怪不得他在书画诗文各方面都取得很高成就。
子夜一到，守岁的重头戏登场：燃爆竹，贴春联，晚辈给长辈磕头拜年，长辈给小孩红包压岁。这些活动都由来已久。
在《诗经·小雅·庭燎》篇中，就有“庭燎之光”的记载。所谓“庭燎”就是用竹竿之类制作的火炬。竹竿燃烧后，竹节里的空气膨胀，竹腔爆裂，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这就是最原始的“爆竹”。《荆楚岁时记》写道：“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臊恶鬼。”这段记载说明爆竹在古代是一种驱瘟逐邪的音响工具，这就使得燃放爆竹的习俗从一开始就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其实，这完全是由古人的误解所致。据《神异经》（旧题汉代东方朔撰，从写作风格看当是六朝文人所依托。）说，古时候，人们途经深山露宿，晚上要点篝火，一为煮食取暖，二为防止野兽侵袭。古人说山中有一种动物名叫“山臊”可令人寒热，是一种使人得寒热病的鬼魅，它既不怕人又不怕火，经常趁人不备偷食东西。为了对付这种动物， 人们就想起在火中把竹子燃爆，用竹子的爆裂声吓跑山臊，以驱逐瘟邪，求得吉利平安。 到了唐初，瘟疫四起，有个叫李田的人，把硝石装在竹筒里，点燃后使其发出更大的声响和更浓烈的烟雾，结果驱散了山岚瘴气，制止了疫病流行。这便是装硝爆竹的最早雏形。以后火药出现，人们将硝石、硫黄和木炭等填充在竹筒内燃烧，产生了“爆仗”。到了宋代，民间开始普遍用纸筒和麻茎裹火药编成串做成“编炮”（即鞭炮）。除夕夜晚，震耳欲聋的鞭炮席卷神州大地，万象更新的新年来到了！
历代春节诗可谓浩如烟海，最有名的大概要数王安石的《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诗中除了写到爆竹之外，还写了屠苏酒和桃符。
屠苏，也名“屠酥”、“酴酥”，本意是一种阔叶草，有人认为屠苏酒是用屠苏泡浸的酒，实际是用多味中草药泡制。唐代韩谔《岁华纪丽·元日》“进屠苏”条的注解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俗说屠苏乃草庵之名。昔有人居草庵之中，每岁除夜遗闾里一药贴，令囊浸井中，至元日取水，置于酒樽，合家饮之，不病瘟疫。今人得其方而不知姓名，但曰屠苏而已。”据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记载：“屠苏方：大黄十六铢，白术十五铢，桔梗十五株，蜀椒十五铢，去目桂心十八铢，去皮乌头六铢，去皮脐茇葜十二铢。” 一两为二十四铢，按该方配制各味中药，浸在酿制酒（现在更流行的蒸馏酒要到元代才有规模生产）中一段时间就成为屠苏酒。如果分析一下屠苏酒所包含的七味药草的药性和功效，我们就知道它是防治瘟疫的。大黄的功能是排除各种滞浊之气，推陈致新，所以被称为药中的将军。白术是健胃、利水、解热的药，久服能轻身延年。桔梗能补血气，除寒热，祛风痹，下盅毒。蜀椒也能解毒、杀虫、健胃。桂心的功能是化瘀、活血、散寒、止痛。乌头能去风痹，去痞，温养脏腑。茇葜能驱毒、防腐、定神。综合这些药的功能，可以肯定它是防治疫病的有效药方。古代元日饮屠苏酒是饮用之前把盛满酒的酒樽放在井中，所以是冷饮不是热饮。古人饮酒，和现代人先干为敬相反，是以后干为敬的，因此总是从年长者饮起，只有元日饮屠苏酒是按自少至长的次序饮之。宋代的《时镜新书》引晋代人董勋对此所作的解释说：“少者得岁，故先酒贺之；老者失时，故后饮酒。”小孩过年增加了一岁，大家要祝贺他；而老年人过年则是生命又少了一岁，拖一点时间后喝，含有祝他们长寿的意思。所以唐代白居易《岁假内命酒》诗：“岁酒先拈辞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宋代苏辙《除日》诗：“年年最后饮屠苏，不觉年来七十余。”后来元日饮屠苏酒的习俗慢慢消失了，现在再也没有人在大年初一冷饮屠苏酒了。
桃符，又涉及另外一个风俗。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相传有一个鬼域的世界，当中有座山，山上有一棵覆盖三千里的大桃树，树梢上有一只金鸡。每当清晨金鸡长鸣的时候，夜晚出去游荡的鬼魂必赶回鬼域。鬼域的大门坐落在桃树的东北，门边站着两个神人，名叫神荼、郁垒。如果鬼魂在夜间干了伤天害理的事情，神荼、郁垒就会立即发现并将它捉住，用芒苇做的绳子把它捆起来，送去喂虎。因而天下的鬼都畏惧神荼、郁垒。于是民间就用桃木刻成他们的模样，放在自家门口，以避邪防害。后来，人们干脆在桃木板上刻上神荼、郁垒的名字，认为这样做同样可以镇邪去恶。这种桃木板后来就被叫做“桃符”。《荆楚岁时记》就记载有：“正月一日，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旁，百鬼畏之。”可见那时已有正月初一贴门神的习俗。《西游记》第九回记载了魏征斩龙的故事：魏征在唐太宗手下为大臣，还是天庭的人曹官。长安附近的泾河老龙王与钦天监袁天罡的叔父算命先生袁守诚打赌。为了赌胜，晚下一个时辰，少下三寸八点雨，犯了天条，玉帝要将他斩首，派魏征在午时三刻监斩老龙。老龙于前一天托梦，恳求唐太宗为他说情，唐太宗满口答应。第二天，唐太宗宣魏征入朝，并把魏征留下来，同他下围棋。不料正值午时三刻，魏征打起了瞌睡，梦中灵魂出窍斩了老龙。老龙阴魂不散，怨恨唐太宗言而无信，天天到宫里来捣乱，闹得唐太宗六神不安。魏征知道皇上受惊，就让唐太宗派秦琼、尉迟恭这两员大将，守在宫门保驾，果然，老龙就不敢来闹了。唐太宗体念他们夜晚守门辛苦，就叫画家画了秦琼、尉迟恭两人之像贴在宫前门，画了魏征画像贴于后门，结果照样管用。此举也开始在民间流传，秦琼、尉迟恭便成了门神，唐朝以后门神形象就有两种版本。
桃符又演变成为后来的春联，据说是因为五代时期，后蜀国后主孟昶有一年除夕心血来潮，要翰林学士辛寅逊为他在桃木板上写两句吉利话挂在自己寝宫门上。辛学士好不容易想了两句，孟昶认为对仗不工，给否定了。孟昶自己动笔写了两句：“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据说这就是我国有史以来可查的第一副春联。唐朝的律诗中有联句，可推测在这之前不一定没有，只不过没有记载下来。后来老百姓纷纷仿效，用红纸代替，就成了春联，只是在王安石的时候，桃木板仍然保存着，所以他是写成“总把新桃换旧符”，不是写成“总把新联换旧符”。
子夜时分，随着辞旧迎新时刻的来临，除了燃爆竹、贴门神、贴春联，同时还有一片拜年的祝福声。拜年是自古至今，春节期间最大的礼仪，通常的顺序是：先拜天地，次拜祖宗，再拜高堂。孩子们此时最期待，也最兴奋，他们纷纷给长辈磕头拜年，长辈们则要忙不迭地给“压岁钱”。长辈给小辈压岁钱，是希望小辈平安幸福，远离晦气和灾难。现在初一只是家人拜年，并不外出，初二开始，穿戴一新的人们四处串门拱手作揖互贺新禧，亲友间更要来往拜访、欢聚宴饮。古时拜年一般都携带贺礼，但主人只礼节性收一部分，还要回赠“利是”，对孩子或下辈则要发压岁钱。拜年可以一直拜到正月十五，只是正月初二，传统上是女儿女婿回娘家的日子，即是女婿给岳父母拜年，俗称“迎婿日”。现在，行政机关举行的团拜早在唐代就有了，即机关成员大伙共聚一堂集中拜年。 唐代人包佶有一首《元旦观百僚朝会》诗云：“万国贺唐尧，清晨会百僚。衣冠萧相府，绣服霍嫖姚。寿色凝丹碧，欢声彻九霄”，生动描述了文武百官上朝“团拜”的盛况。宋代发明了用帖子（即名片）拜年的新方式，拜年者不必与主人见面，只需向对方投张名帖以示礼节就行了，称为“飞帖”。各家就在门前挂一红纸袋，上书“接福”，用来装外人送来的拜年帖。至明代“飞帖拜年”已很流行，有文征明《拜年》诗为证：“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可见当时“飞帖”之盛。“飞帖”之俗民国时期还有遗留，解放后就消失了。
此外，除夕夜，我国民间还要举行踩岁活动，即在院内将芝麻秸粘上用黄纸卷成的元宝形，攒成一捆，谓之“聚宝盆”。然后，全家人用脚将其踩碎，以“碎”谐“岁”，并借用芝麻开花节节高之吉祥寓意，祝愿家道兴旺，表达对新的一年的祝福和祈盼。